11月28日在香港举行的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贺建奎在重重争议中亮相，面对全世界公布了他的“成果”——露露和娜娜，被不完美地敲掉了CCR5基因的一对双胞胎女婴。
在整个会议“疯狂而克制”的气氛中，一边是以同样做基因编辑的科学家刘如谦、张峰为代表的领域资深专家对于此项技术的谨慎，以及对于贺建奎数据、技术和伦理方面的责问；而另一边是贺建奎打太极式的避重就轻，却丝毫不掩饰对于实验伦理的无知、以及对于技术的盲目乐观。“我感到很自豪，无比自豪”、“如果是我的孩子面临同样情况，我会第一个尝试”，贺建奎的这些话语让人瞠目结舌。
有趣的是，在中文互联网上，抛开技术细节不谈，即使对于伦理的探讨，也呈现出两股泾渭分明、无法对话的局面。一面是医药工作者、领域相关人士以及科普圈同仁们对于贺建奎罔顾实验伦理的、几乎一致的彻底批判，乃至相关单位都纷纷出面划清界限；另一方面，是网友们围绕着“基因编辑到底会不会让人类失控”的所谓“伦理”争执不休——有人认为这种大逆不道的技术就是洪水猛兽、会“污染人类基因”，甚至出现“应该将这两个婴儿当做实验失败产物赶紧处置掉”的骇人言论；也有人认为技术迟早会颠覆人类现有的规则体系、伦理道德，贺建奎“只是抢了个先”。
其实，他们谈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技术伦理的两个层面常常在此类争论中纠缠不清，乃至被模糊焦点，甚至置于空中楼阁无法落地。
“当下”的损失和收益
浙江大学教授王立铭将这种基因修改技术 CRISPR（也就是贺建奎使用的技术）比作“上帝的手术刀”；对基因技术持乐观态度的人，将这种技术看作解决许多疾痛的根本手段。但在更多人口中，贺建奎打开的是“潘多拉魔盒”，预示人类反乌托邦未来的恐惧命运。
基因修改是什么？如果科技发展下去、人类掌握了基因修改的技术之后，我们是否可以随意选择自己后代的长相、身材、智慧等等天生的特征？人生而为人的自然常理是否会受到挑战？类似于这种问题的探讨乃至隐喻，通常被人所津津乐道，也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科幻题材的作品中。中国大陆媒体如包括《人物》、“大象公会”等，也第一时间推送“如果你的孩子可以被定制”、“如何科学定制一款超级人类”之类的热点文章。
然而这并不是医学、生物医药领域的学者们痛心疾首的焦点。同样名为“伦理”，学者们所关注的焦点、所衡量的标准都与大众不尽相同。探讨人类修改、以及人之为人的前景，现在还处于哲学层面的讨论之中；但是实验伦理、医学伦理这些“应用伦理”（applied ethics），则是有扎实的实证作为基础，且通常局限于某个专业领域，以及这个专业领域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医学伦理并不是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反对技术进步带给真正的、现实的对象以直接的伤害，也并不希望在“全人类”的崇高叙事下，不必要地牺牲个体。
最早的医学伦理来自人们都熟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为一个医者，“不作恶”、“要救人”是基础中的基础；而在上世纪60至70年代，一套完整的实验规则以及社会学范式的研究方法逐渐成型，关注的焦点在于医学如何权衡当下的损失和收益，是否关注到了可能的风险，以及对病人、对实验对象是否造成了伤害和剥削。
领域规则成型的背后，是无数历史教训积累和反思安慰而成的：纳粹的集中营、日本的731实验室、美国臭名昭著的塔斯克吉实验（将贫苦佃农、非裔美国人作为梅毒实验对象，拒绝施以治疗而任其发展以“观察病程”）等等。医学伦理并不是反对技术进步，而是反对技术进步带给真正的、现实的对象以直接的伤害，也并不希望在“全人类”的崇高叙事下，不必要地牺牲个体。就像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前主席戴维·巴尔的摩（David Baltimore）在峰会上所说，“在安全问题被解决、社会共识达成以前，任何基因编辑的临床使用都是不负责任的。”让尚未出生的生命，去承担基因编辑的风险，而收益又不明朗（防止艾滋感染有大量其他的手段）的情况下，这个实验并不符合伦理要求——关注的重点在于当下，而不是未来“有可能出现的超级婴儿”。
畅想未来建立在实证基础上，伦理也一样
同样，在其它技术领域，也存在类似的两种伦理。比如人工智能领域，当人们醉心于探讨“人工智能是否会取代人类”、“人工智能拥有了自己的思维怎么办”、“人们未来是否不需要工作了”等等未来议题的时候，人工智能在当下最大的伦理挑战，是数据和算法的盲目应用导致的歧视。
质量低下的数据库，外加不合理的算法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会固化、甚至加深已有的偏见（例如，若让一个用过往数据训练出来的人工智能来负责简历筛选，那么大量的女性简历会第一时间被扔掉）；而对于个人数据不加过滤的商业化应用，给当下的隐私保护带来严峻的挑战。所有的算法都把 performance（例如识别出某个人脸的精确度）摆在了第一位，技术应该如何应用，是否会造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损，甚至带来直接的伤害，是比人工智能变成邪恶机器人更加紧要的事情。
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也好恐惧也罢，不能与当下的伦理评估混为一谈，否则便会成为技术乐观派和悲观派没有现实实证基础的混战。
伦敦大学学院应用数学副教授汉娜·福莱（Hannah Fry）就认为，人工智能也需要一个类似于美国食品药监局（FDA）的机构来管理并制定一些伦理守则——在这种技术被大量应用于真实场景之前，人们必须充分理解其运转原理、效果，评估其社会意义上的风险和收益，尽可能地对应用对象实现公平——而不是把我们作为“待宰”的数据来看待。
对人类未来的畅想也好恐惧也罢，不能与当下的伦理评估混为一谈，否则便会成为技术乐观派和悲观派没有现实实证基础的混战。几百年前人类曾经用宗教伦理捍卫愚昧，将忤逆上帝造物的恐惧作为技术批判工具，终被历史扔进了垃圾堆；几十年前人类曾经用技术中心主义指导一切，牺牲弱势群体换来所谓的科技“进步”。而在当下，对于技术“前景”的争论，依然在模糊对于实际技术后果的讨论。一边是硅谷技术背后的贫富差距，另一边是国家引领下的监控社会（Surveillance society），无论哪种“前景”，都会远在技术的乌托邦或者反乌托邦形成之前，就导致当下和不久的将来难以接受的后果。
我们需要关注未来，关注改变，而与此同时需要了解路径、过程，以及“人”在其中的处境。这很多时候又关系到社会的结构——谁受益，谁承担代价，以及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制度准备来面对这样的处境。
这也并不代表我们现在不能去探讨未来。但在探讨未来的时候，当下的社会是无法被忽略的命题。毫无疑问，对于新兴的，乃至未知的科技，肯定会改变社会；而技术的路径，很大程度上也是社会所形塑的。如果没有二战，或许就不会有原子弹——你可以说技术驱动下的全面战争带来了核技术，但同时，也带来了我们对于人权的保护、以及和平使用核能规则制度的建立。这同样是技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们需要关注未来，关注改变，而与此同时需要了解路径、过程，以及“人”在其中的处境。这很多时候又关系到社会的结构——谁受益，谁承担代价，以及我们有没有相应的制度准备来面对这样的处境。我希望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会推着整个社会去更加严谨地思考这个问题，让技术给社会带来良性的、公平的进步，而不是我们都无法预见、也无法控制的力量。
（李子，佐治亚理工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博士生，果壳网特邀主笔）
最終的問題還是以人為本還是摒棄人性對人物化
*道德觀念
*話說回來
在討論He Lab的事情，我覺得有必要釐清的是，技術本身是中立的，CRISPR技術應用在小鼠上可以研究很多先天因素導致的疾病，是可以為治療帶來突破的。在同一個時間段內，張鋒老師的使用CRISPR技術治療遺傳性視網膜退行性病變的臨床試驗被批准，可以在某程度上證明技術所帶來的好/壞在於使用的人，並非技術本身。
賀引人詬病的是，他所謂「敢於成為第一人」和「取得重大突破」的背後，缺乏一個完整而有說服力的理論和假設，並把科學倫理都摒棄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他所展現的只是一個只為取得頭籌和名利而違背科學基礎、科學常神和倫理的人。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如果他對自己的研究所表現的自豪感是真實的，賀的價值觀和道得觀念可想而知……他公佈雙胞胎基因編輯的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成功的，其中一個嬰兒只改變了一個拷貝，有兩種可能，一是賀（顯然地）沒有解決辦法脫靶問題，二是我純屬個人的邪惡猜測，他是在做對照組。個人認為他做這個實驗時純粹是把雙胞胎當實驗品。
話說而來，比起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發佈消息的行為更像是一個意在謀名利的商人。身為一個科研人，為什麼取得結果的時候是接受採訪發新聞稿？有本事就發science。
賀純粹地嘩眾取寵，而且他成功了。
王立铭是浙大的…
感謝您指出，已修正！
對於技術「前景」的爭論，依然在模糊對於實際技術後果的討論。一邊是矽谷技術背後的貧富差距，另一邊是國家引領下的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無論哪種「前景」，都會遠在技術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形成之前，就導致當下和不久的將來難以接受的後果。
這件事，作為凡夫的我是比較關切的，但真的好像沒見輿論向這邊走哦！
是說凡夫們想太遠了嗎？
如果沒理解錯的話，一般人所討論的倫理與技術倫理的差異在於後者具有一定的實證基礎。
文中提到犧牲個體成就全體，感覺上與效益主義有關，但效益主義是否恰當，似乎就是倫理學的討論範圍。我的疑問是，如果已經確知(或者高度可能)一項技術會帶來傷害，有什麼情況或實例還是會繼續使用嗎？於此情況下繼續使用，若是涉及非基於事實的價值判斷，是否還屬於技術倫理的範圍？
是李子写的啊
感觉写的有点抽象 看完没什么收获 也不知道作者论点是什么
法学强调从实证法层面进行探讨，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