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8日在香港舉行的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上，賀建奎在重重爭議中亮相，面對全世界公布了他的「成果」——露露和娜娜，被不完美地敲掉了CCR5基因的一對雙胞胎女嬰。
在整個會議「瘋狂而克制」的氣氛中，一邊是以同樣做基因編輯的科學家劉如謙、張峰為代表的領域資深專家對於此項技術的謹慎，以及對於賀建奎數據、技術和倫理方面的責問；而另一邊是賀建奎打太極式的避重就輕，卻絲毫不掩飾對於實驗倫理的無知、以及對於技術的盲目樂觀。「我感到很自豪，無比自豪」、「如果是我的孩子面臨同樣情況，我會第一個嘗試」，賀建奎的這些話語讓人瞠目結舌。
有趣的是，在中文互聯網上，拋開技術細節不談，即使對於倫理的探討，也呈現出兩股涇渭分明、無法對話的局面。一面是醫藥工作者、領域相關人士以及科普圈同仁們對於賀建奎罔顧實驗倫理的、幾乎一致的徹底批判，乃至相關單位都紛紛出面劃清界限；另一方面，是網友們圍繞着「基因編輯到底會不會讓人類失控」的所謂「倫理」爭執不休——有人認為這種大逆不道的技術就是洪水猛獸、會「污染人類基因」，甚至出現「應該將這兩個嬰兒當做實驗失敗產物趕緊處置掉」的駭人言論；也有人認為技術遲早會顛覆人類現有的規則體系、倫理道德，賀建奎「只是搶了個先」。
其實，他們談的根本不是一件事。技術倫理的兩個層面常常在此類爭論中糾纏不清，乃至被模糊焦點，甚至置於空中樓閣無法落地。
「當下」的損失和收益
浙江大學教授王立銘將這種基因修改技術 CRISPR（也就是賀建奎使用的技術）比作「上帝的手術刀」；對基因技術持樂觀態度的人，將這種技術看作解決許多疾痛的根本手段。但在更多人口中，賀建奎打開的是「潘多拉魔盒」，預示人類反烏托邦未來的恐懼命運。
基因修改是什麼？如果科技發展下去、人類掌握了基因修改的技術之後，我們是否可以隨意選擇自己後代的長相、身材、智慧等等天生的特徵？人生而為人的自然常理是否會受到挑戰？類似於這種問題的探討乃至隱喻，通常被人所津津樂道，也頻繁地出現在各種科幻題材的作品中。中國大陸媒體如包括《人物》、「大象公會」等，也第一時間推送「如果你的孩子可以被定製」、「如何科學定製一款超級人類」之類的熱點文章。
然而這並不是醫學、生物醫藥領域的學者們痛心疾首的焦點。同樣名為「倫理」，學者們所關注的焦點、所衡量的標準都與大眾不盡相同。探討人類修改、以及人之為人的前景，現在還處於哲學層面的討論之中；但是實驗倫理、醫學倫理這些「應用倫理」（applied ethics），則是有紮實的實證作為基礎，且通常局限於某個專業領域，以及這個專業領域與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醫學倫理並不是反對技術進步，而是反對技術進步帶給真正的、現實的對象以直接的傷害，也並不希望在「全人類」的崇高敘事下，不必要地犧牲個體。
最早的醫學倫理來自人們都熟悉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作為一個醫者，「不作惡」、「要救人」是基礎中的基礎；而在上世紀60至70年代，一套完整的實驗規則以及社會學範式的研究方法逐漸成型，關注的焦點在於醫學如何權衡當下的損失和收益，是否關注到了可能的風險，以及對病人、對實驗對象是否造成了傷害和剝削。
領域規則成型的背後，是無數歷史教訓積累和反思安慰而成的：納粹的集中營、日本的731實驗室、美國臭名昭著的塔斯克吉實驗（將貧苦佃農、非裔美國人作為梅毒實驗對象，拒絕施以治療而任其發展以「觀察病程」）等等。醫學倫理並不是反對技術進步，而是反對技術進步帶給真正的、現實的對象以直接的傷害，也並不希望在「全人類」的崇高敘事下，不必要地犧牲個體。就像美國科學促進會（AAAS）前主席戴維·巴爾的摩（David Baltimore）在峰會上所說，「在安全問題被解決、社會共識達成以前，任何基因編輯的臨床使用都是不負責任的。」讓尚未出生的生命，去承擔基因編輯的風險，而收益又不明朗（防止艾滋感染有大量其他的手段）的情況下，這個實驗並不符合倫理要求——關注的重點在於當下，而不是未來「有可能出現的超級嬰兒」。
暢想未來建立在實證基礎上，倫理也一樣
同樣，在其它技術領域，也存在類似的兩種倫理。比如人工智能領域，當人們醉心於探討「人工智能是否會取代人類」、「人工智能擁有了自己的思維怎麼辦」、「人們未來是否不需要工作了」等等未來議題的時候，人工智能在當下最大的倫理挑戰，是數據和算法的盲目應用導致的歧視。
質量低下的數據庫，外加不合理的算法訓練出來的人工智能，會固化、甚至加深已有的偏見（例如，若讓一個用過往數據訓練出來的人工智能來負責簡歷篩選，那麼大量的女性簡歷會第一時間被扔掉）；而對於個人數據不加過濾的商業化應用，給當下的隱私保護帶來嚴峻的挑戰。所有的算法都把 performance（例如識別出某個人臉的精確度）擺在了第一位，技術應該如何應用，是否會造成一部分人群的利益受損，甚至帶來直接的傷害，是比人工智能變成邪惡機器人更加緊要的事情。
對人類未來的暢想也好恐懼也罷，不能與當下的倫理評估混為一談，否則便會成為技術樂觀派和悲觀派沒有現實實證基礎的混戰。
倫敦大學學院應用數學副教授漢娜·福萊（Hannah Fry）就認為，人工智能也需要一個類似於美國食品藥監局（FDA）的機構來管理並制定一些倫理守則——在這種技術被大量應用於真實場景之前，人們必須充分理解其運轉原理、效果，評估其社會意義上的風險和收益，儘可能地對應用對象實現公平——而不是把我們作為「待宰」的數據來看待。
對人類未來的暢想也好恐懼也罷，不能與當下的倫理評估混為一談，否則便會成為技術樂觀派和悲觀派沒有現實實證基礎的混戰。幾百年前人類曾經用宗教倫理捍衞愚昧，將忤逆上帝造物的恐懼作為技術批判工具，終被歷史扔進了垃圾堆；幾十年前人類曾經用技術中心主義指導一切，犧牲弱勢群體換來所謂的科技「進步」。而在當下，對於技術「前景」的爭論，依然在模糊對於實際技術後果的討論。一邊是矽谷技術背後的貧富差距，另一邊是國家引領下的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無論哪種「前景」，都會遠在技術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形成之前，就導致當下和不久的將來難以接受的後果。
我們需要關注未來，關注改變，而與此同時需要了解路徑、過程，以及「人」在其中的處境。這很多時候又關係到社會的結構——誰受益，誰承擔代價，以及我們有沒有相應的制度準備來面對這樣的處境。
這也並不代表我們現在不能去探討未來。但在探討未來的時候，當下的社會是無法被忽略的命題。毫無疑問，對於新興的，乃至未知的科技，肯定會改變社會；而技術的路徑，很大程度上也是社會所形塑的。如果沒有二戰，或許就不會有原子彈——你可以說技術驅動下的全面戰爭帶來了核技術，但同時，也帶來了我們對於人權的保護、以及和平使用核能規則制度的建立。這同樣是技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我們需要關注未來，關注改變，而與此同時需要了解路徑、過程，以及「人」在其中的處境。這很多時候又關係到社會的結構——誰受益，誰承擔代價，以及我們有沒有相應的制度準備來面對這樣的處境。我希望基因編輯嬰兒事件，會推着整個社會去更加嚴謹地思考這個問題，讓技術給社會帶來良性的、公平的進步，而不是我們都無法預見、也無法控制的力量。
（李子，佐治亞理工大學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博士生，果殼網特邀主筆）
最終的問題還是以人為本還是摒棄人性對人物化
*道德觀念
*話說回來
在討論He Lab的事情，我覺得有必要釐清的是，技術本身是中立的，CRISPR技術應用在小鼠上可以研究很多先天因素導致的疾病，是可以為治療帶來突破的。在同一個時間段內，張鋒老師的使用CRISPR技術治療遺傳性視網膜退行性病變的臨床試驗被批准，可以在某程度上證明技術所帶來的好/壞在於使用的人，並非技術本身。
賀引人詬病的是，他所謂「敢於成為第一人」和「取得重大突破」的背後，缺乏一個完整而有說服力的理論和假設，並把科學倫理都摒棄了，就目前的情況而言，他所展現的只是一個只為取得頭籌和名利而違背科學基礎、科學常神和倫理的人。讓我感到不舒服的是，如果他對自己的研究所表現的自豪感是真實的，賀的價值觀和道得觀念可想而知......他公佈雙胞胎基因編輯的結果無論如何都不是成功的，其中一個嬰兒只改變了一個拷貝，有兩種可能，一是賀（顯然地）沒有解決辦法脫靶問題，二是我純屬個人的邪惡猜測，他是在做對照組。個人認為他做這個實驗時純粹是把雙胞胎當實驗品。
話說而來，比起作為一個科學家，他發佈消息的行為更像是一個意在謀名利的商人。身為一個科研人，為什麼取得結果的時候是接受採訪發新聞稿？有本事就發science。
賀純粹地嘩眾取寵，而且他成功了。
王立铭是浙大的...
感謝您指出，已修正！
對於技術「前景」的爭論，依然在模糊對於實際技術後果的討論。一邊是矽谷技術背後的貧富差距，另一邊是國家引領下的監控社會（Surveillance society），無論哪種「前景」，都會遠在技術的烏托邦或者反烏托邦形成之前，就導致當下和不久的將來難以接受的後果。
這件事，作為凡夫的我是比較關切的，但真的好像沒見輿論向這邊走哦！
是說凡夫們想太遠了嗎？
如果沒理解錯的話，一般人所討論的倫理與技術倫理的差異在於後者具有一定的實證基礎。
文中提到犧牲個體成就全體，感覺上與效益主義有關，但效益主義是否恰當，似乎就是倫理學的討論範圍。我的疑問是，如果已經確知(或者高度可能)一項技術會帶來傷害，有什麼情況或實例還是會繼續使用嗎？於此情況下繼續使用，若是涉及非基於事實的價值判斷，是否還屬於技術倫理的範圍？
是李子写的啊
感觉写的有点抽象 看完没什么收获 也不知道作者论点是什么
法学强调从实证法层面进行探讨，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