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老布什的功过盘点与中国情结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George H. W. Bush）12月1日逝世，美国举国哀悼。盖棺论定，老布什是美国150多年来唯一能参选继任的副总统（上一位副总统参选继任还要追溯到1836年的马丁·范布伦），但也是1980年以来唯一无法连任的总统。这或许可以说明两点：第一，他是里根总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第二，由于个人风格与魅力不足，难以连任。

最不幸的是，他是政策效果滞后的受害者。为了应对1987年大股灾后的经济危机、以及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政策后遗症，他不得不与控制国会的民主党妥协，采用加税和增加政府开支，这与共和党主流要求减税和减开支背道而驰，而失去一部分基本盘的支持。本来他的政策或能见效，可惜见效太迟，最后被克林顿一句“笨蛋，关键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给击败。结果克林顿上台后，经济立即就好了。这或许正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好例子。

老布什的遗产盘点

在经济上，老布什最大的贡献就是谈判和力推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这是欧共体之后又一个高级别多边自由贸易协议。北美自由贸易区的GDP总量世界第一，自由程度又相当高，对促进经济全球化推力甚大。如今特朗普一直指责民主党人支持NAFTA（因其在克林顿时期正式签字、国会批准和生效），但其实NAFTA是当年共和党大力支持的，民主党当时反而在NAFTA欠缺劳工标准的问题上对协议诸多攻击。尤为讽刺的是，在老布什去世的同一天，特朗普在阿根廷签订了美墨加协议，取代了NAFTA。

老布什在美国历史上最为人铭记的功绩，就是在他手上结束冷战，开创“后冷战”新时代。虽然不少人认为，结束冷战主要靠里根总统打下的基础，加上一些好运气，但他在冷战结束前后应对得当的功绩也可圈可点，不能抹杀。

老布什在美国历史上最为人铭记的功绩，就是在他手上结束冷战，开创“后冷战”新时代。

惟在其他外交方面，老布什都总有令人遗憾之处。布什是一个敢于用兵的总统。出兵巴拿马，生擒诺列加（Manuel Noriega）的“正义之师行动”（Operation Just Cause）在军事上相当成功，但在外交与国际法上一直有很大争议。生擒一国总统到美国，再用国内法（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审判的做法非常粗暴，给美国形象的负面影响贻害至今。

老布什的军事上最重要的贡献，是组建国际联军，在海湾战争中大败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恢复科威特的主权。这是二战结束后首次组成的有广泛支持的国际联军，其正义性为以后的国际联合行动设下标杆。但他当时没有一举推翻侯赛因政权。后者继续与美国作对。2003年小布什以萨达姆制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主要理由，再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掉入中东泥潭。老布什斩草未除根要付上很大的责任。

老布什给克林顿留下经济上“好摊子”的同时，也留下外交上的“烂摊子”。在克林顿当选但未上任的时候，老布什开始了在索马里的“恢复希望行动”（Operation Res tore Hope），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军事介入索马里内战。这被证明是个无底深潭。一年后，美军在索马里摩加迪沙（Mogadishu）之战遭到严重挫败，陆军特种部队19人阵亡，两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克林顿从此再也不愿出动陆军，以致没有出兵干预卢旺达大屠杀，而被指责至今。

亲中情结如何影响处理六四事件？

如果说，老布什大体是里根政策的执行者，那么其“亲中”因素可能是一个独特和重要的例外。里根对华相当强硬和现实主义，老布什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是战后唯一有亲身中国体验的总统，曾在1974-1975年之间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Liaison Office），相当于后来的大使。对上，他和毛泽东以及邓小平这两代领袖都有深入接触。对下，他经常和夫人芭芭拉（Barbara Pierce Bush）一道在北京踩自行车走遍大街小巷，对中国普通人民有深厚感情。

他当上总统不足半年，中国就发生1989年的六四事件。美国国内群情汹涌，一致要求制裁中国，取消美国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老布什一方面固然从同情中国人民和支持民主的角度给中国施压，宣布制裁中国，暂缓中美高层来往，停止对中售武，结束了中美建交以来双方的黄金期。但另一方面，他对中国政府的施压又相当节制。

老布什与英国首相通电话，提及美国就六四声明对中国使用暴力表达“悲痛”，亦会停止售武，但“无意再多”。

中国一直指责美国是策动六四运动的“幕后黑手”。事实上，老布什无意干涉中国内政。英国解密档案显示，1989年6月5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与老布什通电话，提及美国就六四声明对中国使用暴力表达“悲痛”，亦会停止售武，但“无意再多”（not intend to go any further）。他同时又派出密使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及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访北京，向中国表达愿意继续交往。1990年5月，老布什延长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

老布什的立场和想法相当全面地反映在1989年6月5日的记者会上，当时他被美国传媒群起质疑。从其回答看，老布什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可以这样理解：第一，他与邓小平有私交，明白邓小平的强硬，认为邓小平能控制中国局势，也不相信美国能难推翻邓小平的政权。第二，老布什相信，如果过于惩罚中国，以致取消最惠国待遇的话，惩罚的将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政府。第三，老布什不希望中国放弃开放政策，原因是他认为中国只有开放，与外交接触，才能继续走向民主。这是后来形成的“容纳中国”的思路一脉相承。第四，他相信随著时间的推移，中国依然会“变好”。

如亚洲协会的中美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所言，老布什在中国待过，知道“面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以致他认为，如果过于批评中国，让中国（领导人）没有面子，事情就不好办了。这也是他不主张对中国极限施压的重要原因。

老布什在中国待过，知道“面子”对中国人的重要性。

此外，时代因素也不可忽视。从事后回溯角度来看，我们知道冷战当时会很快结束，但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是相当突然和令人惊愕的事。在六四事件当时，冷战还只处于“缓和”的状态。中国是第一块似乎要倒下的骨牌；它最终没有倒下，却影响了其他骨牌的倒下。美国既没有预测到冷战这么快结束，当然也缺乏准备。美国的传统战略是“联中制苏”，戈尔巴乔夫（M. S. Gorbachov）在5月时才访问中国，中苏友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也担心一下子把邓小平惹怒，可能推到苏联一方。这些都是老布什在处理六四事件问题时需要考虑的现实主义因素。

到了后来，香港和台湾资本大举进入中国，日本开始恢复对华援助，英国与西德也邀请中国外长访问，欧共体取消军售之外的所有制裁措施。美国继续制裁中国并没有太大作用，反而失去影响中国的机会。1991年11月，美国国务卿贝克尔（James Baker III）访华，解除对中国经济制裁。美国直接投资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到了1992年，中国总理李鹏访美，中美关系全面回暖，最后只有禁止对华军售的政策持续至今。

亲民主派、亲台派与亲港派

老布什既同情中国人民，也同情中国民主。很多中国民运人士在香港和美国的帮助下，逃出中国到美国定居。为了使中国学生在六四后免受迫害，老布什宣布暂停遣返居留过期的中国人。1990年，老布什签署第12711号总统令（Executive Order 12711），其中规定的“暂时禁止将中国国民驱逐出境”后来成为永久性条款，即给从1989年6月4日到1990年4月11日，在美国停留过的所有中国公民发放美国绿卡。他在1992年支持由民主党人佩洛西（Nancy Pelosi）提出的《中国学生保护法》（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这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和法案，为很多流亡美国的民运人士提供了保障。

不仅对大陆是“亲华派”，对台湾人来说，老布什同样也是一个“亲台派”。在他担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期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返联合国。他曾力主“复杂双重代表权”，希望把中华民国以普通成员国的资格留在联合国。1992年，他一下子批准出售150架F-16战机给台湾，价值60亿美元，是1979年以来数额最大的军售（此前后的军售都在几千万到数亿的规模），到2008年才被超过。

而对香港人来说，老布什任内通过了《美国—香港政策法》，保障了香港在回归后依然能以与中国不同的身份，被美国区别对待，维持与美国原先的关系，极大保障了香港的繁荣稳定。同时，该法也规定美国政府必须每年提交年度报告，确保香港的自治必须符合“一国两制”，否则总统有权中止法案。该法在一定程度上也防止了“一国两制”在香港过快走样。从这一意义可以说，老布什也是一个“亲港派”。

“吸纳中国”的昨日人物

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转向，是老布什当年无法预测的。

在卸任后，老布什是前往中国最频繁的总统，继续为推动中美友谊不遗余力。在他还活跃的“后总统”时代，他始终相信中国会走向和美国一样。他最后几次访问中国，包括到中国参加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其时，他对《华盛顿邮报》说，中国是美国的重要的朋友和支持者（important “friend” and “supporter”）。而中国在2008年之后的转向，也是他当时无法预测的。

老布什对中国人民的感情是真心实意的，既非敷衍和虚伪，也不是现实主义的权谋。老布什是里根政策的继承者，但这种“亲中”情结是他带入的新元素。他不但自己对中国友好，这种情感也同样传递给他的儿子小布什。中国大陆民间流行的“共和党总统对中国好”的理论，主要就源于老小布什都对中国相当友善的印象。到了特朗普则完全变样，“共和党总统对中国更好”成为传说。

正是老布什一直把中国人民摆在心上，如夏伟所言，“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有一种‘保管者’（custodial sense）的心态”。这或多或少是他中国政策的内在驱动力。在“吸纳中国”被广泛质疑的当下，这种做法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还是更不利，恐怕永远是个难以解答的难题。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关注美国政治、领土领海争议、东海与南海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