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造假疫苗余震回顾：失去抗体的迷雾国度

震惊全中国的造假疫苗丑闻，不到两周已来到被公众遗忘的边缘。在“微信指数”搜索中检索“疫苗”关键词，其热度已经从7月21日的3亿量级（321733379），降到了7月31日的4千万（40334269）。

但这次造价疫苗的传播舆情，仍然值得我们记录、梳理与回味。不厌其烦地梳理重演的悲剧，会让我们更进一步理解在中国反复发生这类事件背后的核心原因。同样，我们需要在官方叙述之外，留下属于历史学研究的集体记忆。

本轮事件肇始于2018年7月1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通告，指长春长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产记录造假”。三天后，长春长生公司被吉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罚款344万余元，缘由是其2017年10月被通报的“百白破疫苗效价不合格”。

而最新的两次违规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实被重新打捞出来，公众号作者兽爷在7月20日以一篇《疫苗之王》，将疫苗造假事件的热度推至沸腾。民愤汹涌，当日“疫苗”的微信搜索指数，从3百万量级，陡增至3亿量级，而丑闻事件的主角药厂“长春长生”的微信搜索指数，也从区区30万量级，暴增至5900万量级。这一汹涌的舆情，比起去年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有过之而无不及。

顶着删帖机制不断发出来的声音中，滔天怒意和巨大绝望可以预见，每次有触及中产阶级利益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故，2017年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类似的悲观情绪都会弥漫开来。

但这一次，愤怒和绝望之余，中国互联网上竟然罕见地开始出现对调查记者的怀念，并且形成超越数个同温层的巨大传播，成为假疫苗事件颇具威力的余震。

怀念调查记者，只是公共空间的回光返照

许多人都重点转发了李海鹏的那句结尾——“你只能损失掉你珍视的事物，只能损失掉你曾竭力捍卫的事物，你不可能损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以表达某种集体的绝望与愤怒。

7月21日是《疫苗之王》一文发出的第二天，即便全网删除，但该文却在一夜之间成为中文互联网上口耳相传的必读篇目。

在这两天中，更多的舆论还集中在接力传播被删信息和表达集体愤怒。而令人意外的是在7月22日，一篇2016年3月发送的公众号文章被重新转发出来，阅读量从几千迅速攀升到10万+（腾讯微信公众号后台阅读数据最高只能显示10万+），点赞数最高也达到了惊人的8.7万之多，按照微信公众号的阅读点赞比例，这意味着阅读量已达到百万级。

这篇文章是记者王克勤2010年5月12日所写，他记录了时任“中国经济时报总编辑包月阳被免去职务”的事情，其原因就是因为他签发了王克勤当年的重磅调查报导《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以及其他揭露社会问题的报导。这篇文章如平地惊雷一般，炸醒了久已“忘却”调查记者的中国读者，数万网友涌向包月阳的微博，向这位“英雄”报人致敬。而包月阳7月22日当日的微博也意味深长，他发布了一张石佛双手合十的照片，并写道，“有时候，时间能改变一切。有时候，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 ​​​​”这句充满悲哀禅意的微博，被中国网友转发了近7万次，人们用“勇者”、“真正有良知的新闻人”来向这位老报人致敬，并激烈控诉疫苗阴影下的黑暗。

7月23日，前南方周末记者、知名作家李海鹏也发表一条长微博，他以“看到说（中国）调查记者只剩下130人”为开头，愤怒地表达了对调查记者失落的“娱乐至死”和“养猪场”等时代景观的厌倦，缅怀了上一个时代：那时候大众还有权“投票”选出李宇春、做调查记者还很酷，新闻业还很繁荣，一切充满希望。在这条微博最后，李海鹏悲哀地嘲讽，目前的中国配不上调查记者。这条微博被转发了2.5万次，许多人都重点转发了李海鹏的那句结尾——“你只能损失掉你珍视的事物，只能损失掉你曾竭力捍卫的事物，你不可能损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以表达某种集体的绝望与愤怒。

同一天，又一篇公众号文章《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迅速成为网络爆款，文章看上去深情回顾了调查报导行业“曾经辉煌的过往”，哀叹“凋零离去的记者”，并发出叹息：“人们只会在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才会问：‘那些为我们抱薪取暖的人，他们都去哪了’？”

几篇微信公号爆款文、几条微博，这些对调查记者的乡愁，都引发罕见的剧烈传播，这背后更深层的是怎样的社会心理？这是否说明，造假疫苗事件给中国人带来了盛世中久违的危机感，激发起他们公共参与的短暂热情，并为沉寂已久的公共空间，重新打开了一道缝隙？

事实没有这么乐观，造价疫苗事件关注度的骤降，可能再一次证明，这样的“乡愁”，也只是公共空间的回光返照而已。但更多的疑问是，人们真的怀念凋零的调查记者吗？

更多公众并不需要新闻自由

更多的中国公众还远未意识到，“新闻自由”对监督权力、维系健康社会所具有的“疫苗功效”。

无论是这次的假疫苗事件，还是去年的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其中的是非善恶都一目了然，无须进一步论证和辨析。没有人能够接受自己的小孩被注射假疫苗或被幼儿园老师扎针虐待，但令公众恐慌的是，这两件事都发生了，并且普通人几乎没有力量阻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在这样的情境下，置个人安危和前途于不顾、只身调查真相、揭露社会问题的调查记者，顶住审查压力签发报导的总编辑，当然是公众心目中的英雄和菩萨，无论他们生活中的真实形象如何，在此时此刻，他们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但如果换一个情境，当调查记者揭露的问题和普通人的切身利益并不直接关联时，当他们被公权力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树为敌人时，他们的遭遇还会如此被理解和同情吗？2015年，那位报导“维稳资金退市”而被捕的《财经》杂志记者王晓璐，被迫在央视“认罪”，称自己“通过私下打听获得新闻素材，主观判断，撰写报导”（这是极其荒谬的罪名）时，有多少人知道，知道的人又有多少愿意站出来说一句反对“电视认罪”呢？

未经人民法院审判，强迫嫌疑人在电视认罪，已经足够挑战法律底线了；调查记者动辄“因言获罪”，则更体现出一个政治制度对“新闻自由”的打压钳制。但记者认罪的消息，除了在媒体圈和律师圈内小范围引起不满之外，并没有人关心——这当然也不能苛责公众，当中国政府决定动用宣传机器污名化一个人时，大多数人无法接触到新华社通稿和央视新闻以外的信息，从信息生活的角度看，他们被锁在一片迷雾之中。

况且，中国调查记者并非一直享有崇高的荣誉感。尤其在最近几年，这个职业被公众集体想像为“食腐的秃鹫”。“人血馒头”这个热词，几乎是为了攻击记者而特地从鲁迅的小说中借用回来的。2017年杭州保姆纵火案发生时，但凡采访遇害者家属的媒体，留言区都有许多人质疑采访是一种“二次伤害”。这种对记者的不信任感，远远超过对政府应有的警惕之心。尤其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媒体《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等所谓“南方系”记者，因为经常报导负面新闻、批评政制，而被许多拥抱“中国崛起”的人指责为受西方势力蛊惑，搅乱中国社会。

怀念调查记者，怀念的应该是一群监督权力运作的社会守门人。当药监局失职，假疫苗泛滥时，调查记者应当在场揭露；当政府滥用权力，戕害无辜者，群众抗议时，调查记者也应当在场揭露，这就是调查记者的本职。但眼下对调查记者的招魂，招的只是能揭露疫苗问题的记者的魂，而非报导类似乌坎事件的记者。

因此，在造假疫苗事件中对调查记者的乡愁，特定而单一。更多的中国公众还远未意识到，“新闻自由”对监督权力、维系健康社会所具有的“疫苗功效”。如果公众对所谓“敏感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认为写这类报导的调查记者只是来搞乱中国社会，并对政府污名化、抓捕记者视而不见的话，那么我们失去的就是整个调查报导行业，失去的是新闻业对整个权力系统侵蚀个人权利的有效免疫。而这样的如果，已经悲哀地成为了中国的现实。

这一切才是造假疫苗的根源所在——一个不受舆论和新闻监督的权力体制，这边厢能给“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者定罪，那边厢自然就能让假疫苗大行其道，这是同一逻辑的结果。

活在迷雾国度，“真相”只是权力的信息操控

当失去监督的公权力酿造出重大事故时，公众会为那些能给他们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人欢呼，借他们的勇敢表达义愤。但当下中国社会所能接纳的“侠义之士”到此为止，大多数公众不能理解那些置身于敏感议题中的人。

和“怀念调查记者”一起成为假疫苗事件余震的，还有7月23日律师张凯发布的公众号文章《都在一条船上》（目前他已被封号），他表达了维权律师的一种声音。比之于对调查记者的怀念，张凯在本次舆论中的位置，恰恰反映了大部分公众对“敏感政治”、“维权事件”的漠然与反感。

张凯于2009年代理毒奶粉受害人案件，2010年代理造假疫苗受害人案件，二者最终都不获法院立案。他在公众号文章中描述了一种“反事实推论”，“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导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那今天会怎么样呢？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

这种“假设历史”的平行时空想像，引来了对张凯律师背景并不知情的诸多网友的激赏，其文章被大量转发，阅读数和点赞数都罕见地到达了10万+，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张凯附在文末的转账二维码，也收到了140万人民币的赞赏。在收获巨额点赞与打赏的同时，“起底”张凯的文章陆续出现。一篇公众号文章将张凯描述为“骗子”，称其被吊销律师执照是因为2015年“欺骗群众给自己敛财，煽动教徒闹事的案子”。许多人又开始转发起这篇文章，并强烈谴责张凯“消费受害者，卖国求荣”。

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来自《博客天下》杂志前主编、目前成为“内容创业者”的自媒体人熊太行，他在其朋友圈说：“（张凯）后来自称基督徒律师，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代理了一堆教案他的作为，一言难尽。反正路子特别野。后来和境外的宗教组织有互动，认了罪。”

熊太行所指的“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事件，是从2014年开始，时间跨度长达两年，涉及到一千多间教堂，有众多政府部门介入，引起纽约时报、香港亚洲周刊等媒体持续报导的重大公共事件。然而，为什么这样一个公共事件，公众几乎没有听过？因为在国内媒体里，除了《温州日报》于2016年发的一篇违背新闻专业主义的宣传稿《温州“张凯案”真相：勾连境外组织煽动教徒》之外，几乎再没有任何报导。这样不符合新闻规律的事情发生，只有一个显而易见、却被人长期拒绝面对的原因——宣传部门下达禁令，不允许报导。

姑且搁置“宗教自由”等关涉基本人权的争议，只回顾张凯律师所参与的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关于律师张凯在这个事件中的角色、所作所为、当事各方的意见与行动，种种因果和细节，都是迷雾重重。这不就是没有调查记者、没有独立司法的中国日常吗？而许多哀叹没有调查记者的人，他们追问为何没有调查记者，为何没有更多真相，答案不也是很显著吗？

如果“真相”真的如《温州日报》所讲，是接受境外组织资助的基督徒律师，煽动教徒和政府的对立情绪，鼓动教徒实施政治运动，而政府所拆除的，仅仅是违章建筑而已，那么，为什么要下达报导禁令？让更多的媒体去揭露这个邪恶的律师和其背后祸国殃民的组织，不是更好？而相信《温州日报》的“真相”的人，一旦面对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的处理结果（一名22岁的教师被刑拘，“老虎团”是网络编造）时，他们愿意相信吗？面对2016年总理李克强已经批示要彻查，却仍然一再发生假疫苗丑闻时，他们会相信2018年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以后的人生中不再受到假疫苗的威胁吗？

面对张凯律师的文章所引发的疫苗余震，我们并不需要在当权者和张凯之间做一道单选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一直没有真相的迷雾国度中生存，我们的身上便没有抗体。所以，考验一个社会自我诊断、自我修复能力的，不是幼儿园虐童事件，也不是假疫苗事件，不是这些威胁到每一个人的重大事件，而是那些事关少数群体的基本权利的事件，是这些不被多数人关注的正当权利，它们铸成了守护人身安全、个人尊严的护城河，构成了全社会抵御不当权力侵害的抗体。

如果无宗教信仰者不愿捍卫教众的宗教信仰自由，男性不愿为女性的#MeToo运动发声，爱国者不愿承认批评政府的必要，而那些试图站出来呼唤正义（无论是程序正义还是实质正义）的人，那些理应存在于守门人位置的职业（调查记者、律师、司法机构），同样被认为多余且碍事时，那么当红黄蓝幼儿园和假疫苗这样的事件发生后，一切都为时已晚，因为“你不可能损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

律师张凯的遭遇是一面映照当下社会心理的镜子。当失去监督的公权力酿造出重大事故时，公众会为那些能给他们揭露真相、伸张正义的人欢呼，借他们的勇敢表达义愤。但当下中国社会所能接纳的“侠义之士”到此为止，大多数公众不能理解那些置身于敏感议题中的人。

而一旦一个人被标记上“境外组织”，“教会”，“游行”，“人权”等词汇，不需要政府出手，大多数厌恶政治和回避公共事务的公众就已经自动把他列为骗子和敌对势力了。这就是目前执政党长期进行信息操控与强力规训后，所锻造出来的社会反射弧。可是仔细想想，这些敏感词汇所代表的诉求和意义，这些对其表达厌恶和敌意的公众真的了解吗？不了解，却已经被内置了强烈的是非判断，这就是迷雾国度的写照——我们活在整体的信息操控与规训中。是非暂且不论，事实早已难以追寻。

整体社会的“疫苗”失活了

这些打压行动，或许在当事人的圈子内让人震撼惊愕，但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来看，一切都是无声而隐秘地发生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假疫苗事件发生，公众理所当然地呼吁加强监管，但经验又几乎提醒了每一个人这是无效的，我们不再安全。

如果把整体的社会看成类似人的有机体，那么新闻记者、维权律师、民间组织、信仰团体等等，他们都是维护这个机体良好发育、抵抗病毒入侵的抗体，是“真正的疫苗”，但这些本已十分薄弱的疫苗，如今一个个消失殆尽。

假疫苗事件展现的，更像是是中国社会的结构性溃败。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被《经济学人》称为“全球最有权势的人”，当权者掌握着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统治着一个富裕的国家，却眼看着公共卫生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疫苗屡次造假而无能为力。这不难理解，政府看上去再强大，也只是发达的神经中枢，但社会机体的健康，还要由免疫细胞、抗体等组成的免疫系统来保障。

疫苗的生产、流通链条，上至国家药监局，下至药厂生产线，要经过层层关卡，由不同的人经手。总理的批示再严厉，其意志也难以保证每一个精细环节的良好运作。让我们说得再明白一点，构成中国社会免疫系统的一切——独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新闻媒体，独立的社会组织等——已经被系统摧毁了。抱歉用了这么多个“独立”，但这实在是健康社会的基础。

2015年的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至少286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被逮捕、传唤、刑拘、软禁、失联，理由不是涉嫌“寻衅滋事罪”，就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这场有组织的打压，把维权律师视为国家病毒，结果则是类似假疫苗事件这样的出现，越来越少的律师有勇气去为受害者代言，自然也没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去诊断和修复社会机体。

民间组织有同样遭遇。2013年，致力于研究税制改革、行业管制改革、公民参与的NGO传知行研究所被取缔。次年，创办者许志永因为发起“新公民运动”，而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2014年，旨在帮助贫穷的农村家庭获得受教育机会的二十几座立人图书馆被关停……直到2018年，以“独立的文化立场，自由的思想表达”的上海季风书店也被关停。

至于记者，根据记者保护协会的报告，2017年中国因为履行新闻报导工作而被囚禁的新闻工作者有41人，2016年则是38人。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报告，2015年被囚的中国记者有23人，2014年有33人。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必要再谈新媒体对传统媒体经营模式的冲击吗？全世界传统媒体都在经历剧烈变迁和动摇，但资本世界带来的改变，绝不是中国新闻业衰落的核心原因。

这些打压行动，或许在当事人的圈子内让人震撼惊愕，但从整体的社会层面来看，一切都是无声而隐秘地发生着的。在这样的社会里，假疫苗事件发生，公众理所当然地呼吁加强监管，但经验又几乎提醒了每一个人这是无效的，我们不再安全。恐慌和危机感导致了人民之间彼此的恶意，但权力却在迷雾中隐身。

造假疫苗丑闻曝光后，在微信朋友圈中，又多了有很多人转发去香港打疫苗的攻略帖。有朋友不满地说：“这会你们又觉得香港好了，还是饶了香港吧。”她指的当然是香港2014年争取普选的雨伞运动，在中国内地（大陆）所招致的广泛恶意，以及其后一波又一波将“普选”与“港独”混为一谈的不公指责。

但这位朋友更是在讽刺，如果身在迷雾中的人，无法意识到社会是无法分割的系统，无法意识到香港的安全疫苗和奶粉，有赖于这个地方的人对民主、法治、新闻自由孜孜不倦地追求，对公共政治的参与和对基本人权的捍卫，无法意识到我们没有办法不谈公共政治、而只要求安全疫苗，那么香港也成为不了中国公众的“安全岛”。

但遗憾的是，造假疫苗丑闻的余震已经不再撼动人心，举国震惊的重大新闻也热度消散，迷雾国度的历史仍在绵延不止，下一次公众将再度背对着房间里的大象，审视它在墙上的巨大阴影，追问何以至此。

（杨杨，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