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造假疫苗餘震回顧：失去抗體的迷霧國度

震驚全中國的造假疫苗醜聞，不到兩週已來到被公眾遺忘的邊緣。在「微信指數」搜索中檢索「疫苗」關鍵詞，其熱度已經從7月21日的3億量級（321733379），降到了7月31日的4千萬（40334269）。

但這次造假疫苗的傳播輿情，仍然值得我們記錄、梳理與回味。不厭其煩地梳理重演的悲劇，會讓我們更進一步理解在中國反復發生這類事件背後的核心原因。同樣，我們需要在官方敘述之外，留下屬於歷史學研究的集體記憶。

本輪事件肇始於2018年7月15日，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發布通告，指長春長生公司的狂犬病疫苗「生產記錄造假」。三天後，長春長生公司被吉林省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罰款344萬餘元，緣由是其2017年10月被通報的「百白破疫苗效價不合格」。

而最新的兩次違規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事實被重新打撈出來，公眾號作者獸爺在7月20日以一篇《疫苗之王》，將疫苗造假事件的熱度推至沸騰。民憤洶湧，當日「疫苗」的微信搜索指數，從3百萬量級，陡增至3億量級，而醜聞事件的主角藥廠「長春長生」的微信搜索指數，也從區區30萬量級，暴增至5900萬量級。這一洶湧的輿情，比起去年的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有過之而無不及。

頂着刪帖機制不斷發出來的聲音中，滔天怒意和巨大絕望可以預見，每次有觸及中產階級利益的大型公共事件發生（2011年的温州動車事故，2015年的天津爆炸事故，2017年的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類似的悲觀情緒都會瀰漫開來。

但這一次，憤怒和絕望之餘，中國互聯網上竟然罕見地開始出現對調查記者的懷念，並且形成超越數個同温層的巨大傳播，成為假疫苗事件頗具威力的餘震。

懷念調查記者，只是公共空間的迴光返照

許多人都重點轉發了李海鵬的那句結尾——「你只能損失掉你珍視的事物，只能損失掉你曾竭力捍衞的事物，你不可能損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以表達某種集體的絕望與憤怒。

7月21日是《疫苗之王》一文發出的第二天，即便全網刪除，但該文卻在一夜之間成為中文互聯網上口耳相傳的必讀篇目。

在這兩天中，更多的輿論還集中在接力傳播被刪信息和表達集體憤怒。而令人意外的是在7月22日，一篇2016年3月發送的公眾號文章被重新轉發出來，閲讀量從幾千迅速攀升到10萬+（騰訊微信公眾號後台閲讀數據最高只能顯示10萬+），點讚數最高也達到了驚人的8.7萬之多，按照微信公眾號的閲讀點讚比例，這意味着閲讀量已達到百萬級。

這篇文章是記者王克勤2010年5月12日所寫，他記錄了時任「中國經濟時報總編輯包月陽被免去職務」的事情，其原因就是因為他簽發了王克勤當年的重磅調查報導《山西疫苗亂象調查》，以及其他揭露社會問題的報導。這篇文章如平地驚雷一般，炸醒了久已「忘卻」調查記者的中國讀者，數萬網友湧向包月陽的微博，向這位「英雄」報人致敬。而包月陽7月22日當日的微博也意味深長，他發布了一張石佛雙手合十的照片，並寫道，「有時候，時間能改變一切。有時候，時間什麼也改變不了。 ​​​​」這句充滿悲哀禪意的微博，被中國網友轉發了近7萬次，人們用「勇者」、「真正有良知的新聞人」來向這位老報人致敬，並激烈控訴疫苗陰影下的黑暗。

7月23日，前南方週末記者、知名作家李海鵬也發表一條長微博，他以「看到說（中國）調查記者只剩下130人」為開頭，憤怒地表達了對調查記者失落的「娛樂至死」和「養豬場」等時代景觀的厭倦，緬懷了上一個時代：那時候大眾還有權「投票」選出李宇春、做調查記者還很酷，新聞業還很繁榮，一切充滿希望。在這條微博最後，李海鵬悲哀地嘲諷，目前的中國配不上調查記者。這條微博被轉發了2.5萬次，許多人都重點轉發了李海鵬的那句結尾——「你只能損失掉你珍視的事物，只能損失掉你曾竭力捍衞的事物，你不可能損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以表達某種集體的絕望與憤怒。

同一天，又一篇公眾號文章《深度調查行業的興衰》迅速成為網絡爆款，文章看上去深情回顧了調查報導行業「曾經輝煌的過往」，哀嘆「凋零離去的記者」，並發出嘆息：「人們只會在事情降臨到自己身上時，才會問：『那些為我們抱薪取暖的人，他們都去哪了』？」

幾篇微信公號爆款文、幾條微博，這些對調查記者的鄉愁，都引發罕見的劇烈傳播，這背後更深層的是怎樣的社會心理？這是否說明，造假疫苗事件給中國人帶來了盛世中久違的危機感，激發起他們公共參與的短暫熱情，併為沉寂已久的公共空間，重新打開了一道縫隙？

事實沒有這麼樂觀，造假疫苗事件關注度的驟降，可能再一次證明，這樣的「鄉愁」，也只是公共空間的迴光返照而已。但更多的疑問是，人們真的懷念凋零的調查記者嗎？

更多公眾並不需要新聞自由

更多的中國公眾還遠未意識到，「新聞自由」對監督權力、維繫健康社會所具有的「疫苗功效」。

無論是這次的假疫苗事件，還是去年的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其中的是非善惡都一目了然，無須進一步論證和辨析。沒有人能夠接受自己的小孩被注射假疫苗或被幼兒園老師扎針虐待，但令公眾恐慌的是，這兩件事都發生了，並且普通人幾乎沒有力量阻止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

在這樣的情境下，置個人安危和前途於不顧、隻身調查真相、揭露社會問題的調查記者，頂住審查壓力簽發報導的總編輯，當然是公眾心目中的英雄和菩薩，無論他們生活中的真實形象如何，在此時此刻，他們沒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但如果換一個情境，當調查記者揭露的問題和普通人的切身利益並不直接關聯時，當他們被公權力以莫須有的罪名加以迫害，樹為敵人時，他們的遭遇還會如此被理解和同情嗎？2015年，那位報導「維穩資金退市」而被捕的《財經》雜誌記者王曉璐，被迫在央視「認罪」，稱自己「通過私下打聽獲得新聞素材，主觀判斷，撰寫報導」（這是極其荒謬的罪名）時，有多少人知道，知道的人又有多少願意站出來說一句反對「電視認罪」呢？

未經人民法院審判，強迫嫌疑人在電視認罪，已經足夠挑戰法律底線了；調查記者動輒「因言獲罪」，則更體現出一個政治制度對「新聞自由」的打壓鉗制。但記者認罪的消息，除了在媒體圈和律師圈內小範圍引起不滿之外，並沒有人關心——這當然也不能苛責公眾，當中國政府決定動用宣傳機器污名化一個人時，大多數人無法接觸到新華社通稿和央視新聞以外的信息，從信息生活的角度看，他們被鎖在一片迷霧之中。

況且，中國調查記者並非一直享有崇高的榮譽感。尤其在最近幾年，這個職業被公眾集體想像為「食腐的禿鷲」。「人血饅頭」這個熱詞，幾乎是為了攻擊記者而特地從魯迅的小說中借用回來的。2017年杭州保姆縱火案發生時，但凡採訪遇害者家屬的媒體，留言區都有許多人質疑採訪是一種「二次傷害」。這種對記者的不信任感，遠遠超過對政府應有的警惕之心。尤其是有自由主義傾向的媒體《南方週末》和《南方都市報》等所謂「南方系」記者，因為經常報導負面新聞、批評政制，而被許多擁抱「中國崛起」的人指責為受西方勢力蠱惑，攪亂中國社會。

懷念調查記者，懷念的應該是一群監督權力運作的社會守門人。當藥監局失職，假疫苗氾濫時，調查記者應當在場揭露；當政府濫用權力，戕害無辜者，群眾抗議時，調查記者也應當在場揭露，這就是調查記者的本職。但眼下對調查記者的招魂，招的只是能揭露疫苗問題的記者的魂，而非報導類似烏坎事件的記者。

因此，在造假疫苗事件中對調查記者的鄉愁，特定而單一。更多的中國公眾還遠未意識到，「新聞自由」對監督權力、維繫健康社會所具有的「疫苗功效」。如果公眾對所謂「敏感政治事件」唯恐避之不及，認為寫這類報導的調查記者只是來搞亂中國社會，並對政府污名化、抓捕記者視而不見的話，那麼我們失去的就是整個調查報導行業，失去的是新聞業對整個權力系統侵蝕個人權利的有效免疫。而這樣的如果，已經悲哀地成為了中國的現實。

這一切才是造假疫苗的根源所在——一個不受輿論和新聞監督的權力體制，這邊廂能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者定罪，那邊廂自然就能讓假疫苗大行其道，這是同一邏輯的結果。

活在迷霧國度，「真相」只是權力的信息操控

當失去監督的公權力釀造出重大事故時，公眾會為那些能給他們揭露真相、伸張正義的人歡呼，借他們的勇敢表達義憤。但當下中國社會所能接納的「俠義之士」到此為止，大多數公眾不能理解那些置身於敏感議題中的人。

和「懷念調查記者」一起成為假疫苗事件餘震的，還有7月23日律師張凱發布的公眾號文章《都在一條船上》（目前他已被封號），他表達了維權律師的一種聲音。比之於對調查記者的懷念，張凱在本次輿論中的位置，恰恰反映了大部分公眾對「敏感政治」、「維權事件」的漠然與反感。

張凱於2009年代理毒奶粉受害人案件，2010年代理造假疫苗受害人案件，二者最終都不獲法院立案。他在公眾號文章中描述了一種「反事實推論」，「如果2010年，那些做報導的記者、律師不是被打壓，而是得到榮譽。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責任官員得到懲處，法院大膽的開庭審理，受害人得到高額賠償。如果那些自發組織起來的NGO組織，可以自由的發揮他們的功效。那今天會怎麼樣呢？不用太聰明也會知道：會產生更傑出的記者、律師、官員……」

這種「假設歷史」的平行時空想像，引來了對張凱律師背景並不知情的諸多網友的激賞，其文章被大量轉發，閲讀數和點讚數都罕見地到達了10萬+，而更令人驚訝的是，張凱附在文末的轉賬二維碼，也收到了140萬人民幣的讚賞。在收穫鉅額點讚與打賞的同時，「起底」張凱的文章陸續出現。一篇公眾號文章將張凱描述為「騙子」，稱其被吊銷律師執照是因為2015年「欺騙群眾給自己斂財，煽動教徒鬧事的案子」。許多人又開始轉發起這篇文章，並強烈譴責張凱「消費受害者，賣國求榮」。

一種有代表性的聲音來自《博客天下》雜誌前主編、目前成為「內容創業者」的自媒體人熊太行，他在其朋友圈說：「（張凱）後來自稱基督徒律師，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代理了一堆教案他的作為，一言難盡。反正路子特別野。後來和境外的宗教組織有互動，認了罪。」

熊太行所指的「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事件，是從2014年開始，時間跨度長達兩年，涉及到一千多間教堂，有眾多政府部門介入，引起紐約時報、香港亞洲週刊等媒體持續報導的重大公共事件。然而，為什麼這樣一個公共事件，公眾幾乎沒有聽過？因為在國內媒體裏，除了《温州日報》於2016年發的一篇違背新聞專業主義的宣傳稿《温州「張凱案」真相：勾連境外組織煽動教徒》之外，幾乎再沒有任何報導。這樣不符合新聞規律的事情發生，只有一個顯而易見、卻被人長期拒絕面對的原因——宣傳部門下達禁令，不允許報導。

姑且擱置「宗教自由」等關涉基本人權的爭議，只回顧張凱律師所參與的温州基督教堂拆十字架，關於律師張凱在這個事件中的角色、所作所為、當事各方的意見與行動，種種因果和細節，都是迷霧重重。這不就是沒有調查記者、沒有獨立司法的中國日常嗎？而許多哀嘆沒有調查記者的人，他們追問為何沒有調查記者，為何沒有更多真相，答案不也是很顯著嗎？

如果「真相」真的如《温州日報》所講，是接受境外組織資助的基督徒律師，煽動教徒和政府的對立情緒，鼓動教徒實施政治運動，而政府所拆除的，僅僅是違章建築而已，那麼，為什麼要下達報導禁令？讓更多的媒體去揭露這個邪惡的律師和其背後禍國殃民的組織，不是更好？而相信《温州日報》的「真相」的人，一旦面對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的處理結果（一名22歲的教師被刑拘，「老虎團」是網絡編造）時，他們願意相信嗎？面對2016年總理李克強已經批示要徹查，卻仍然一再發生假疫苗醜聞時，他們會相信2018年會有令人滿意的結果、以後的人生中不再受到假疫苗的威脅嗎？

面對張凱律師的文章所引發的疫苗餘震，我們並不需要在當權者和張凱之間做一道單選題，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在一直沒有真相的迷霧國度中生存，我們的身上便沒有抗體。所以，考驗一個社會自我診斷、自我修復能力的，不是幼兒園虐童事件，也不是假疫苗事件，不是這些威脅到每一個人的重大事件，而是那些事關少數群體的基本權利的事件，是這些不被多數人關注的正當權利，它們鑄成了守護人身安全、個人尊嚴的護城河，構成了全社會抵禦不當權力侵害的抗體。

如果無宗教信仰者不願捍衞教眾的宗教信仰自由，男性不願為女性的#MeToo運動發聲，愛國者不願承認批評政府的必要，而那些試圖站出來呼喚正義（無論是程序正義還是實質正義）的人，那些理應存在於守門人位置的職業（調查記者、律師、司法機構），同樣被認為多餘且礙事時，那麼當紅黃藍幼兒園和假疫苗這樣的事件發生後，一切都為時已晚，因為「你不可能損失掉你配不上的事物」。

律師張凱的遭遇是一面映照當下社會心理的鏡子。當失去監督的公權力釀造出重大事故時，公眾會為那些能給他們揭露真相、伸張正義的人歡呼，借他們的勇敢表達義憤。但當下中國社會所能接納的「俠義之士」到此為止，大多數公眾不能理解那些置身於敏感議題中的人。

而一旦一個人被標記上「境外組織」，「教會」，「遊行」，「人權」等詞彙，不需要政府出手，大多數厭惡政治和迴避公共事務的公眾就已經自動把他列為騙子和敵對勢力了。這就是目前執政黨長期進行信息操控與強力規訓後，所鍛造出來的社會反射弧。可是仔細想想，這些敏感詞彙所代表的訴求和意義，這些對其表達厭惡和敵意的公眾真的了解嗎？不了解，卻已經被內置了強烈的是非判斷，這就是迷霧國度的寫照——我們活在整體的信息操控與規訓中。是非暫且不論，事實早已難以追尋。

整體社會的「疫苗」失活了

這些打壓行動，或許在當事人的圈子內讓人震撼驚愕，但從整體的社會層面來看，一切都是無聲而隱秘地發生着的。在這樣的社會裏，假疫苗事件發生，公眾理所當然地呼籲加強監管，但經驗又幾乎提醒了每一個人這是無效的，我們不再安全。

如果把整體的社會看成類似人的有機體，那麼新聞記者、維權律師、民間組織、信仰團體等等，他們都是維護這個機體良好發育、抵抗病毒入侵的抗體，是「真正的疫苗」，但這些本已十分薄弱的疫苗，如今一個個消失殆盡。

假疫苗事件展現的，更像是是中國社會的結構性潰敗。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被《經濟學人》稱為「全球最有權勢的人」，當權者掌握着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政府，統治着一個富裕的國家，卻眼看着公共衞生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疫苗屢次造假而無能為力。這不難理解，政府看上去再強大，也只是發達的神經中樞，但社會機體的健康，還要由免疫細胞、抗體等組成的免疫系統來保障。

疫苗的生產、流通鏈條，上至國家藥監局，下至藥廠生產線，要經過層層關卡，由不同的人經手。總理的批示再嚴厲，其意志也難以保證每一個精細環節的良好運作。讓我們說得再明白一點，構成中國社會免疫系統的一切——獨立的司法系統，獨立的新聞媒體，獨立的社會組織等——已經被系統摧毀了。抱歉用了這麼多個「獨立」，但這實在是健康社會的基礎。

2015年的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至少286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民眾及其親屬被逮捕、傳喚、刑拘、軟禁、失聯，理由不是涉嫌「尋釁滋事罪」，就是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這場有組織的打壓，把維權律師視為國家病毒，結果則是類似假疫苗事件這樣的出現，越來越少的律師有勇氣去為受害者代言，自然也沒有自下而上的力量去診斷和修復社會機體。

民間組織有同樣遭遇。2013年，致力於研究税制改革、行業管制改革、公民參與的NGO傳知行研究所被取締。次年，創辦者許志永因為發起「新公民運動」，而被以「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2014年，旨在幫助貧窮的農村家庭獲得受教育機會的二十幾座立人圖書館被關停……直到2018年，以「獨立的文化立場，自由的思想表達」的上海季風書店也被關停。

至於記者，根據記者保護協會的報告，2017年中國因為履行新聞報導工作而被囚禁的新聞工作者有41人，2016年則是38人。根據無國界記者組織的報告，2015年被囚的中國記者有23人，2014年有33人。在這種情況下，還有必要再談新媒體對傳統媒體經營模式的衝擊嗎？全世界傳統媒體都在經歷劇烈變遷和動搖，但資本世界帶來的改變，絕不是中國新聞業衰落的核心原因。

這些打壓行動，或許在當事人的圈子內讓人震撼驚愕，但從整體的社會層面來看，一切都是無聲而隱秘地發生着的。在這樣的社會裏，假疫苗事件發生，公眾理所當然地呼籲加強監管，但經驗又幾乎提醒了每一個人這是無效的，我們不再安全。恐慌和危機感導致了人民之間彼此的惡意，但權力卻在迷霧中隱身。

造假疫苗醜聞曝光後，在微信朋友圈中，又多了有很多人轉發去香港打疫苗的攻略帖。有朋友不滿地說：「這會你們又覺得香港好了，還是饒了香港吧。」她指的當然是香港2014年爭取普選的雨傘運動，在中國內地（大陸）所招致的廣泛惡意，以及其後一波又一波將「普選」與「港獨」混為一談的不公指責。

但這位朋友更是在諷刺，如果身在迷霧中的人，無法意識到社會是無法分割的系統，無法意識到香港的安全疫苗和奶粉，有賴於這個地方的人對民主、法治、新聞自由孜孜不倦地追求，對公共政治的參與和對基本人權的捍衞，無法意識到我們沒有辦法不談公共政治、而只要求安全疫苗，那麼香港也成為不了中國公眾的「安全島」。

但遺憾的是，造假疫苗醜聞的餘震已經不再撼動人心，舉國震驚的重大新聞也熱度消散，迷霧國度的歷史仍在綿延不止，下一次公眾將再度背對着房間裏的大象，審視它在牆上的巨大陰影，追問何以至此。

（楊楊，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