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林泉忠：北京对台改弦更张，“实力主义”新思维有什么局限？

7月12日，中国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率团访问中国大陆，并于翌日上午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面。这也是两人继2013年以来第四次会面。一个是领导13亿人口的伟大“核心”，另一个则是连日落西山的在野国民党都不会将他视为代表的台湾“过气人物”。习连两人地位与影响力极不对称的这幅吊诡画面，出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高规格营造的“习连会”上。

在如此人物场景的设定下，习近平继续呼吁“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究竟能对台湾社会产生多少影响，早已不言而喻。然而，本文欲揭示的重点不止于此，而是“习连会”意外地暴露了习近平新时代以来，北京“实力主义”对台新思维的局限。

对台新思维“实力主义”出炉的背景

纵观习近平在“习连会”上对“老朋友”连战发表的谈话内容，虽然基调仍是传统的温情喊话，却也指出，当年他在福建工作时，整个福建的GDP还不到台湾的10%，现在已经达到台湾的85%，且还努力要在3、5年内赶上台湾。此番话强调的是，两岸的实力对比越来越悬殊。这就是习近平新时代对台政策的“实力主义”思维出炉的时代背景。

笔者于去年12月首次提出新概念“实力主义”，以此概括习近平时代对台政策思维的特征。该思维相信，国力日益壮大的中国大陆，有能力将台湾社会逐渐融入大陆的社会体系乃至行政体系，从而逐步促成两岸的实质统一。所谓实质性统一，其意涵为届时北京将拥有对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绝大影响力，尤其是当台湾与大陆的经济趋于一体化，台湾在政治上也不得不避险地选出北京可以接受的总统。

实力主义所展示的新“促统模式”，一改过去大陆传统“争取台湾同胞民心”的统战路线，是北京在对台政策上企图以硬实力来取代软统战的新尝试。

北京之所以在对台政策上如此改弦易辙，主要是基于两大环境的蜕变。

其一，传统的“统战促统”模式失败。习近平在习连会上也强调，明年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39周年。那是1979年，中国正式走向改革开放的一年。伴随着此一重大政策的落实，北京无论在内政（尤其是经济体系）还是外交上的政策都开始改头换面，对台政策也不例外，即告别“解放台湾”，走向“和平统一”。

其后中南海制定出“一国两制”作为两岸统一的模式，同时“统战”成为迈向此目标过程中中南海最倚重的手法。毋庸置疑，其目的就是“争取台湾民心”。然而，众所周知，中国大陆努力“争取”了近四十年，却效果不彰。事实上，四十年来，台湾人并没有更想和大陆“统一”，没有更想当“中国人”，台湾社会在身份与国家认同上的“逆行效应”，即为明证。

在此不得其门而入的现实环境下，寻求新“促统”模式的需求，早已呼之欲出。

其二，中国经济崛起，为中南海提供了“实力主义”新思维的条件。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的快速经济成长之后，拉近了与周边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韩国、日本）之间的经济差距，当然也包括与台湾的距离。因此，如何将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及其影响力，运用在“促统”上，是“实力主义”对台新思维出炉的背景。

“实力主义”下的对台四观点

从另一个视角而言，伴随着中共对台政策方向从胡锦涛时代的“两岸和平发展”，变迁到习近平时代的“两岸融合发展”，“实力主义”特征也呈现了出来。“两岸融合发展”的对台政策方向，到了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得以进一步确认，而其后中国一系列对台措施，都一一彰显了“实力主义”的特征。这些措施包括吸引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及定居的“惠台31条”、6月一个月抢走台湾的两个邦交国、试图改变台湾海峡中线的M503航路事件，还有已趋常态化的解放军战机绕台及航母辽宁号穿过台湾海峡等。

“实力主义”的对台思维，也反映在北京对台湾问题及两岸关系的新认知上。笔者近期走访北京包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等涉台研究机构，所获得的主流观点包括四部分。

其一，两岸的实力对比越来越悬殊，时间在大陆这边。台湾越早谈判越好，越晚谈判，筹码将会越来越少，最后将没有筹码。此论点建基的客观事实，是大陆经济力量不断膨胀，与长期低迷不振、早已沦为亚洲四小龙尾巴的台湾经济形成对比，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陆将继续把台湾远远抛离在后。以最近被大陆夺去的邦交国布吉纳法索为例，布台建交的1994年，当时台湾的GDP约为大陆的42%，如今已缩小到仅约4%的规模。

其二，只要中美关系稳住了，台湾就跑不到哪里去。此观点背后的认知，是美国乃影响台湾的最大外国势力，也是认为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框架下，中美关系不会让“台独”有进一步的发展空间。

其三，台湾的重要性在下降。此观点包含两个认知：一方面，已经崛起且仍在上升的中国，无论是在国家发展还是国际影响力方面，都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处理；另一方面，台湾的实力比重越来越小，其重要性亦不复以往。

其四，台湾民意已不如从前那么重要。此观点是对过去数十年来，大陆在争取台湾民心、影响台湾民意的对台工作效果有限下的政策调整，也是对“寄望于台湾人民”这种政策方向的公然修正。

大陆当下对台四个层面的新观点，都不约而同地反映了实力主义的思维特征。然而，实力主义倾向的对台政策，是否就能产生过去统战模式难以达到的积极与正面的效果呢？笔者不无疑虑。

“实力主义”新思维的局限

首先，中国大陆的经济力量是否能改变台湾社会对大陆的离心力？或者以最浅白的文字来表述：钱能否购买台湾人的心？这显然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涉及到“惠台31条”等吸引台湾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优惠政策，究竟能吸走多少台湾人的问题。倘若被吸引离开的人口超过台湾总人口的20%，才有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诚然，这些跨越台湾海峡，愿意到大陆发展的台湾人，恐怕不能再有“台独”的言行，然而每个人内心的身份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否就此蜕变？是否转而认同大陆的体制与国家认同？过去的投票行为，是否也会因此而改变？则是另一些难以克服的高难度问题。

再者，实力主义者期待以中美关系来框住台湾的走向，恐怕也是过度乐观。姑且不论中美关系是否能有效框住台湾社会的发展，当下的中美关系，经过贸易战及美国对台政策的升级措施之后，已有相当的动摇。倘中国期盼美国继续像过去近四十年一样，只维持对台湾的有限度支持，在今日中国崛起使台海现状可能无法维持的新环境中，恐怕会是一厢情愿。

此外，台湾对大陆而言已不那么重要的说法，恐怕是许多台湾人尤其是绿营支持者乐见的观点。对他们而言，平日已受到来自北京此起彼伏的压力，倘中国能“离台湾远一点”，反而是一件“好事”。至于在大陆的语境下，认为台湾民意已不重要的主张，则恐怕是愤青式的民族主义影响下的观点。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再强大、再有实力，要让社会稳定，为政者终究要贴近民意，否则难以长治久安，这恐怕是古今中外共通的为政之道。

其实，此次习近平在“习连会”上的谈话，并没有一副不可一世的霸气神态，而是基于现实的温情喊话：“大陆完全理解台湾同胞的特殊心态，充分尊重台湾同胞现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似乎突显了回归传统的统战风格。这或许是因为近期中国经济与社会心理因中美贸易战而经历久违的挫折感，且官媒还罕见地不得不向国人呼吁“共克时艰”所致。

诚然，习近平的喊话，是“实力主义”的调整，还是根据场合所展现的语言技巧，或许还有待观察。然而，在中国大陆充斥着“厉害了，我的国”的自信之际，“习连会”上北京仍不得不向台湾人民诉诸温情的姿态，暴露了北京对台湾社会难以驾驭的无奈与焦虑，其实已彰显了“实力主义”对台新思维的局限。这或许才是“习连会”最具建设性的意义所在。

（林泉忠，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东京大学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