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杳三：新手见高手，双普会面下的美俄关系

美俄两国总统将于本月16日于芬兰赫尔辛基举行峰会，外界预料双方将就多个议题，包括叙利亚内战、能源价格和俄国被指涉嫌干预美国大选交换意见。峰会选址对美俄关系亦甚具象征意义，值得一提：冷战时期，芬兰在地缘政治上是两大军事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和华沙公约组织的天然屏障，共产和资本两大阵营在此地达成默契，即美国不邀请芬兰加入北约，而苏联则不会派兵入侵，两者皆避免做出有意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不过，为保主权和领土完整，芬兰只能接受苏联对其管治的影响力，避免向西方靠拢，失去外交自主空间，完全受制于美苏博弈（有学者称之为“芬兰化”）。

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但美俄关系的根本矛盾和敌对观念，由苏联解体到奥巴马时期，仍属冷战时期的延伸。不过情况在特朗普就任总统后，有根本改变的端倪。特朗普上任后，不少西方传媒一直批评他的对俄政策不够强硬，又认为白宫在乌克兰和叙利亚等问题上议而不决，无法压制普京对外扩张的“野心”。

此类论调不仅忽略早年普京派军攻打格鲁吉亚及支援乌克兰东部民兵组织的根本原因，亦无视了特朗普与历任民主、共和两党总统之别。从过去一年半的举动可见，特朗普在处理外交问题上，并无前任总统的“道德／理念枷锁”，没有像“传教士”般宣扬自由主义的优胜之处，反而更似一个唯利是图的地产商人，凡事以利益先行。所以，美俄关系的基调，或会在特朗普主政时期有微妙的改变。

地缘政治是美俄矛盾主因

21世纪的美俄关系，表面上是因一连串俄国的对外扩张行为而交恶，例如2008年普京派兵入侵格鲁吉亚，或是2014年俄国吞并克里米亚半岛（Crimea Peninsula）及“肢解”乌克兰领土主权。上述两场国际危机，普京确实有违反国际法，但若将时间轴拉长至冷战后期开始推演，俄国被西方领袖和传媒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指其破坏国际秩序与稳定，其实亦有欠公允。

虽然普京不是昔日的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而特朗普亦非老布什（George H. W. Bush），但美俄互不信任的底因，却是由戈尔巴乔夫“被误导”所致。按解密文件显示，当苏联国运接近尾声时，北约内部多国领导人，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德国总理科尔（Helmut Kohl）、法国总统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及英揆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等，曾给予苏联领导人安全保证，表明北约永不东扩，以换取戈巴卓夫首肯德国统一。

1989年12月的马尔他峰会（Malta Summit）上，老布什曾向戈巴卓夫保证，美国不会借助东欧正发生的革命（原句：“我（老布什）不会在柏林围墙上跳来跳去)，来损害苏联的利益（注一）。较具体的承诺则在翌年一月，时任西德外交部长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在巴伐利亚一场公开演说中表明，“东欧和德国的统一进程不应导致‘苏联安全利益受损’，所以北约应该​​排除“向东扩张其领土”（注二）。

及后，美国代表出访莫斯科，亦有重申上述的安全保证。1990年2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对戈巴卓夫称，在德国迈向统一时，“总统和我已经表明，我们不会在过程中寻找‘单方面优势’”。贝克更强调“我们理解东方国家（意指铁幕之国）需要安全保证，如果我们继续在德国存在，北约的管辖范围不会对外伸延一寸”（注三）。同年，老布什在会见时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时，亦表明相似立场，“美国士兵不该只因欧洲无法维持和平，而与他们母亲分开⋯⋯未来统一的民主德国可在新型泛欧洲结构中，决定其安全体系”（注四）。

上述西方国家领袖们的对话散落在不同的外交备忘录内；诚如前任中情局局长盖茨（Robert Gates，盖兹）所言，当年戈巴卓夫认为北约未来不会东扩，是“被引导”（led to believe）而相信的（注五），而东、西德最后亦得以统一。

事实上，自苏联解体后，当代美俄的敌视心态就是建基于此背景，而戈巴卓夫的继任人叶利钦（Boris Yeltsin）与美国打交道时，亦有“被引导”的遭遇（注六），在此不赘。然而，“苏联秘密警察”KGB出身的普京亦非“草食男”。虽然中、东欧诸国在铁幕塌下后，可自由选择军事同盟，而北约亦非以武力或恫吓“邀请”各国加入，但面对北约过去数十年不断东扩，逐步迫近俄国边界，普京在地缘政治的考量下，进行反制以保国家安全，也无可厚非。若有天俄军在墨西哥湾出现，相信美国亦会有相同的反应。

诚如前任中情局局长盖茨（Robert Gates，盖兹）所言，当年戈巴卓夫认为北约未来不会东扩，是“被引导”（led to believe）而相信的，而东、西德最后亦得以统一。

2008年，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中，小布什（George W. Bush）曾努力游说盟友，接纳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入会申请（最后不获盟友支持）。在俄国眼中，情况犹如敌人准备在家门前驻兵。普京因而先发制人，“肢解”格鲁吉亚的领土主权，令它无法续向西方靠拢，甚至加入北约。正如2011年俄罗斯时任总统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梅德维杰夫）所称，如果俄罗斯没有入侵格鲁吉亚，北约现在将扩至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大同小异的剧本亦发生于乌克兰。2013年，乌克兰时任亲俄总统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拒绝签署《乌克兰—欧盟协会协议》（Ukraine–European Union Association Agreement），被基辅的亲欧洲派民众赶下台，避走俄国。普京因忌讳新政府将顺从民意，向欧盟（及北约）靠拢，才会发生至今仍未解决的乌克兰危机。故此，普京对西方外交政策的判断及鄙视，可算是美国破坏当年的口头承诺所致。

世界走回马基维利年代

虽然特朗普早在竞选时，已表明对普京存有好感，但两国因“通俄门”、“网军”干预大选、叙利亚内战、俄国特工涉嫌在英国进行暗杀行动等议题，仍有不少矛盾之处。不过，特朗普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此君早已不视自由主义为国际社会的基石，亦无对外推广之心，这种情况从特朗普鲜有提及“人权”二字、指责北约盟友没有缴纳足够“保护费”、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和《伊朗核协议》，并有意向盟友开征惩罚性关税等举动中，都可见一斑。反之，特朗普把治国当作从商，逐步挑战自二战结束后美国打造和主导的国际体系，改以单边主义、利益之上的外交基调取而代之。虽然讽刺，但此举或为美俄关系，开拓更多合作空间。

在传统安全事务方面，特朗普的取态则更“务实”。由二战结束到特朗普就任，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调只有一个帝国大战略——即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手段，维护全球霸权地位（注七）。反而，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多是根据单一事件所带来的潜在利益，进行判断和谈判，并未见有任何明显的大战略。例如，在早前“特金会”中，特朗普除了打破传统，成为第一位与朝鲜领袖会面的美国总统，亦在会面后扬言美韩联合军演是一场战争游戏（War Game），暂停军演可为国库节省大量金钱。此立场不仅反映出“美国优先”的主调，亦无视两党视军演为围堵中国的大战略所用。

特朗普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此君早已不视自由主义为国际社会的基石，亦无对外推广之心。

事实上，尽管去年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将中俄两国列为竞争对手，但现时华盛顿的对俄政策仍未有清晰的大战略，而特朗普亦非是有意推广自由主义的领袖，此弹性反而使美俄两国，在某些领域上，或可建立合作关系。

须知，北约在招收会员国时，会要求申请国推行民主化改革，如早年捷克和匈牙利申请入会的前奏。不过特朗普已无诱因和决心将自由主义“普及化”，加上早前亦有报导指出，特朗普迄今仍未排除承认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可能性，这些都令普京可暂时稍息。今年4月，亚美尼亚亲俄总理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萨奇席恩）被民众推翻后，普京不但没有出兵介入，反而成为第一个出面祝贺新总理上任的人，因为只要外国势力没有掺进普京的势力范围，一切都是“可商讨”的。

在普京眼中，特朗普主政的美国，虽然仍有“通俄门”和干预大选等不少争端议题，但两者的性质亦有别于北约东扩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威胁。所以，双方在未来数年，或可在涉及共同利益的议题上，找到立足点进行交易。例如，较早时普京亦释出善意，在OPEC的框架内，与沙特阿拉伯（沙地阿拉伯）一同增加石油产量（先撇开俄国的剩余产能问题），压低油价，以回应特朗普对OPEC操纵油价的批评。同样地，特朗普对乌克兰悬而未决的态度，亦是希望把乌克兰当作谈判筹码，望他朝可借此换取俄国在其他领域让步（或许是叙利亚战场）。可以预料，虽然两人未来仍会在政治修辞上将对方打造成“敌人”，但其底蕴应是民粹领袖用以建构外敌，以煽动民心及巩固民意，服务民族主义的惯用伎俩，而未必是全然的敌对心态。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不少学者和传媒皆提出一个疑问——到底战后主导国际社会的自由秩序（ Liberal Order）是否正在退潮——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角度，即是过往半世纪所见，强调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国际社会只是表象，而特朗普只是把这层遮盖现实政治的薄纱拆穿，并将国际关系的原则重现。国际体系本为无政府状态，特朗普的行为只是在论证马基维利所指，“君王应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理性行动者。将来，只要普京能与特朗普找到共同利益，进行交易，什么尊重国家主权的国际法，对两人亦不足挂齿，一如“特金会”对朝鲜国内人权状况避重就轻，轻轻带过便算。问题是，此等美俄关系微妙的转变，还须看特朗普的连任工程是否能继续迷惑人心。

（杳三，国际关系研究者）

注一：“The Malta Summit 1989,” in Svetlana Savranskaya and Thomas Blanton, The Last Superpower Summits (CEU Press, 2016), pp. 481-569.
原文：“I have not jumped up and down on the Berlin Wall”

注二：Frank Elbe, “The Diplomatic Path to Germany Unity,” Bulletin of the German Historical Institute 46 (Spring 2010), pp. 33-46.
原文：“that the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and the German unification process must not lead to an ‘impairment of Soviet security interests.’ Therefore, NATO should rule out an ‘expansion of its territory towards the east, i.e. moving it closer to the Soviet borders.’”

注三：George H.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NSC Scowcroft Files, Box 91128, Folder “Gorbachev (Dobrynin) Sensitive.”
原文：“neither the President nor I intend to extract any unilateral advantages from the processes that are taking place...not only for the Soviet Union but for other European countries as well it is important to have guarantees that if the United States keeps its presence in German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ATO, not an inch of NATO’s present military jurisdiction will spread in an eastern direction.”

注四：George H.W. Bush Presidential Library, Memcons and Telcons (https://bush41library.tamu.edu/)
原文：“American soldiers shouldn’t have to be separated from their mothers” just because Europe couldn’t keep the peace, and appealed for a “future democratic Germany in the process of unifying itself into a new pan-European structure which could decide about its own security system.”

注五：Robert Gate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Miller Center Oral History, George H.W. Bush Presidency, July 24, 2000, pp. 101.

注六：有兴趣者可到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馆）网站查看《NATO Expansion: What Yeltsin Heard》

注七：Noam Chomsky, “Hegemony Or Survival?”. London: Hamish Hamilton,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