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民族尊严”与“纯粹足球”：绿茵场上的双重虚构

本文动笔之际，正值俄罗斯世界杯小组赛收官战，整个柏林尚沉浸在此前一天卫冕冠军德国队被淘汰出局的悲伤情绪之中。大部分德国人保持沉默、难以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日耳曼人具有立体感的五官平时让他们显得深邃，如今却将他们的呆滞进一步放大。

右派则站出来指责作为土耳其后裔的厄齐尔（Mesut Özil）和京多安（İlkay Gündoğan）不配代表德国队，前者在退场时甚至和球迷发生了争吵。这两位效力于英格兰超级联赛的球星，在世界杯前刚非常不合时宜地会见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而身为德国公民的京多安，甚至称埃尔多安为“我们的总统”，这引起了德国国内各界的批评。

在近些年难民问题的冲击下，西方社会所努力在表面上维持的自由民主制的观念和价值其实一直在受到冲击。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德国民众那些呆滞的表情，并不仅仅反映了德国足球队的糟糕成绩，而且也反映了德国的政局不稳和社会的麻木迷茫。

足球之于德国的现代史意义

回顾德国队四获世界杯冠军的历程（1954、1974、1990、2014），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对应于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如何通过足球回归文明世界，以及向世界宣告其政治经济的全面复兴。

按照哲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说法，作为“后民族国家”的德国，是一个建立在奥斯维辛之后的普遍主义宪政原则基础之上的文化国家，而非“德意志民族国家”。或许只有在德国足球队比赛的时候才能让德国人释放出自己平时被故意压抑的爱国热情。也才可以让取自当年击败拿破仑法国的那支吕措夫军团军服颜色的黑红金三色旗再次在街头巷尾飘扬。

对于德国人来说，足球不仅仅是足球，它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精神的象征。

对于德国人来说，足球不仅仅是足球，它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精神的象征，深刻地影响了现当代德国的社会心理。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被遮蔽，但是一旦当经济降速之后，许多社会问题就会浮出水面。同样，当德国队中拥有黑人球员、土耳其裔球员并且取得好成绩的时候，人们当然会盛赞德国所代表多元文化和自由民主制度；但是当德国队成绩不佳的时候，这些方面就会被挑出来遭人批判。

现代足球之上的双重积淀层

在一种“虚假意识”的支配下，现代足球首先被人为地负载上了一层现实的政治、经济、民族的意义，然后在这层意义之上，又被人为地负载上第二层的虚伪的中立性——这里的“人为”并非是指有意识的行为，也包括无意识的行为。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妨持有一种将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社会大拒绝”态度变成政治实践的冲动。回归纯粹足球的方法是首先揭露第二层，然后再去批判第一层。

现代足球首先被人为地负载上了一层现实的政治、经济、民族的意义，然后又被人为地负载上第二层的虚伪中立性。

在某些被扭曲的视角之下，现代竞技运动实际上是一个民族国家的人种、以及社会制度民族精神面貌等的体现。今天提“人种”问题或许比较政治敏感，但是我们还是要坦诚地承认不同人种在体格上的差别（当然这种差别仅限于体格差别本身，并不适宜做过多展开）。

但事实上，现代足球运动不仅本身对某些人种并不是很友好，而且场外规则体系也正如世界政治经济的规则体系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一样，一直被双重标准所支配。对于缺乏话语权的第三世界国家，动辄会因政治因素介入足球而遭到“全球禁赛”的威胁。又或者例如2017年11月中国足协U20选拔队和德国地区联赛球队的系列友谊赛，因为场边观众打出政治标语和西藏旗帜而被取消，但是德国方面坚称这属于言论自由，拒绝认错。但本届世界杯赛上，瑞士队两位阿尔巴尼亚裔球员在对阵塞尔维亚进球后做出挑衅意味十足的“双头鹰”手势、却只“罚酒三杯”一样地受到了每人一万欧元的罚款，而没有任何禁赛，如果联想到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是瑞士人，恐怕会觉得更加恶心。

足球作为政治的延续

民族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民族主义”以及与之相伴随的“民族国家”，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这个政治观念所构成的框架之下，爱国主义可以找到同一历史、血缘、土地、宗教和文化等作为坚实的基底，从而完成社会的整合与动员。在西方世界，在宗教与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统一的中心原则逐渐淡出之后，民族主义成为后续的选择。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为法西斯主义的罪行，民族主义也蒙上了阴影。现在西方社会其实已经不习惯正面使用这个他们建构出来的词汇，但是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民族主义则成为民族解放的重要理论支撑。民族主义自然可以作为一种积极的、革命性的力量，但很不幸在更多的时候它是消极的、毁灭性的力量。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那些明知晋级无望的球队，也会拼到最后一分钟以捍卫尊严，这并不仅仅是球员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更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形象。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而相较于职业足球联赛更为纯粹的资本背景，现代社会中的国际足球比赛其实也是政治的延续，即使在各国内部职业联赛中，我们也会见到各种地域冲突，这其实都是真实的人类境况。

正视对立，才有可能超越对立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真实”的人类境况，本身仍然是被构建出来的“假象”。虽然按照那种“政治正确”或者“政治中立性”的立场，足球场就应该隔绝政治等场外因素，大家就应该去踢纯粹的足球。但因为场上的球员是具体的人，场边的观众也是具体的人——这同时就意味着他们是被负载上各种视角“在世界之中”去看待世界的人，所以这种环境下的足球自然不可能是纯粹的。

正如我们考察西方大学教育，其起源事实上有教会背景，后来在发展过程中又同各种意识形态和商业资本利益紧密纠缠在一起，在现实中根本就没有什么“为学术而学术”的象牙塔。同样，现代足球一直就受到政治和商业资本的影响，只是那种编织出来的“中立性”让人觉得它可以与政治无涉。正如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批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争时所说的，“犹太”和“阿拉伯”都只是定语，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人”。对理想主义者来说，足球和学术都可以、而且应该是纯粹的，但是对现实主义者来说，二者实际上都不是纯粹的。

在球场上对民族主义的克服，首先要承认实际存在的被建构出来的民族差别与对立，而并非用一种更高级的外在观念去遮掩这个问题。

我们要认识到“应然”与“实然”的区分。在现代社会，“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经被塑造成型，我们首先要正视两者之间的对立，然后才有可能去寻求他们的和解，而并非是漠视他们之间的对立、一厢情愿地要求他们去和解。同样，在球场上对民族主义的克服，首先要承认实际存在的被建构出来的民族差别与对立，而并非用一种更高级的外在观念去遮掩这个问题。

前南斯拉夫联盟的克罗地亚（Craotia）和塞尔维亚（Serbia）都跻身本届世界杯的正赛，而且克罗地亚三战全胜、晋级十六强。许多人或许会遗憾，如果前南斯拉夫联盟不解体，那两支球队合起来会更强大。但恐怕正是因为前南斯拉夫联盟的解体，使得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完成了自己民族国家的构建，焕发出更加强大的战斗力。

相反，像比利时和西班牙这样内部不同族裔组成的球队，在成绩过得去时，问题就会被遮掩；一旦成绩不好，整个球队就会陷入内讧。而只有像英法这些有久远殖民地传统的国家，才可以较好地去处理不同族裔球员相处的问题，而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虽然此次并未参赛），这方面的问题也不会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一个多族裔共存的国家就必须克服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具备普世维度，否则之前被放出“潘多拉盒子”的民族主义的副作用会反噬这些国家。

足球的哲学解构

依照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个定义，像笔者这样看球只是为了嚼花生、喝啤酒、打发一下时间的“佛系”球迷，或许只能属于“后现代”意义上的人。正如民族主义是人为构建出来的观念一样，足球的政治意涵也是人为地构建出来的，然而所谓“纯粹的足球”，也同样是人为地构建出来的产物。作为哲学工作者的乐趣或使命，就对这些人为地构建出来的东西进行彻底解构，把那些“纯粹足球”或者“政治正确”的温情脉脉面纱扯下，告诉大家这底下其实就这么一回事情，然后再进一步去解构那些政治与资本对我们所施加的潜在支配力量。虽然最后达致的或许是意义的匮乏，但是这种被彻底排空的状态，才是属于己身的本真状态。

作为足球的隔壁邻居，NBA球星巴克利曾经做过一个球鞋广告，他告诉观众，你穿上这双鞋，不会拥有和他一样的球技，也不会拥有他一样的收入，你只是会有一双和他一样的球鞋而已——各位还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态，来看待这场“绿茵场上的战争”吧。

（李哲罕，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