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民族尊嚴」與「純粹足球」：綠茵場上的雙重虛構

本文動筆之際，正值俄羅斯世界盃小組賽收官戰，整個柏林尚沉浸在此前一天衞冕冠軍德國隊被淘汰出局的悲傷情緒之中。大部分德國人保持沉默、難以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日耳曼人具有立體感的五官平時讓他們顯得深邃，如今卻將他們的呆滯進一步放大。

右派則站出來指責作為土耳其後裔的奧斯爾（Mesut Özil，厄齊爾）和根度簡（İlkay Gündoğan，京多安）不配代表德國隊，前者在退場時甚至和球迷發生了爭吵。這兩位效力於英格蘭超級聯賽的球星，在世界盃前剛非常不合時宜地會見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艾爾多安），而身為德國公民的根度簡，甚至稱埃爾多安為「我們的總統」，這引起了德國國內各界的批評。

在近些年難民問題的衝擊下，西方社會所努力在表面上維持的自由民主制的觀念和價值其實一直在受到衝擊。某種意義上說，現在德國民眾那些呆滯的表情，並不僅僅反映了德國足球隊的糟糕成績，而且也反映了德國的政局不穩和社會的麻木迷茫。

足球之於德國的現代史意義

回顧德國隊四獲世界盃冠軍的歷程（1954、1974、1990、2014），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對應於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後，如何通過足球回歸文明世界，以及向世界宣告其政治經濟的全面復興。

按照哲學家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說法，作為「後民族國家」的德國，是一個建立在奧斯維辛之後的普遍主義憲政原則基礎之上的文化國家，而非「德意志民族國家」。或許只有在德國足球隊比賽的時候才能讓德國人釋放出自己平時被故意壓抑的愛國熱情。也才可以讓取自當年擊敗拿破崙法國的那支呂措夫軍團軍服顏色的黑紅金三色旗再次在街頭巷尾飄揚。

對於德國人來說，足球不僅僅是足球，它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精神的象徵。

對於德國人來說，足球不僅僅是足球，它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精神的象徵，深刻地影響了現當代德國的社會心理。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許多社會問題就會被遮蔽，但是一旦當經濟降速之後，許多社會問題就會浮出水面。同樣，當德國隊中擁有黑人球員、土耳其裔球員並且取得好成績的時候，人們當然會盛讚德國所代表多元文化和自由民主制度；但是當德國隊成績不佳的時候，這些方面就會被挑出來遭人批判。

現代足球之上的雙重積澱層

在一種「虛假意識」的支配下，現代足球首先被人為地負載上了一層現實的政治、經濟、民族的意義，然後在這層意義之上，又被人為地負載上第二層的虛偽的中立性——這裏的「人為」並非是指有意識的行為，也包括無意識的行為。針對這些問題，我們不妨持有一種將馬爾庫塞（Herbert Marcuse）的「社會大拒絕」態度變成政治實踐的衝動。回歸純粹足球的方法是首先揭露第二層，然後再去批判第一層。

現代足球首先被人為地負載上了一層現實的政治、經濟、民族的意義，然後又被人為地負載上第二層的虛偽中立性。

在某些被扭曲的視角之下，現代競技運動實際上是一個民族國家的人種、以及社會制度民族精神面貌等的體現。今天提「人種」問題或許比較政治敏感，但是我們還是要坦誠地承認不同人種在體格上的差別（當然這種差別僅限於體格差別本身，並不適宜做過多展開）。

但事實上，現代足球運動不僅本身對某些人種並不是很友好，而且場外規則體系也正如世界政治經濟的規則體系掌握在西方世界手中一樣，一直被雙重標準所支配。對於缺乏話語權的第三世界國家，動輒會因政治因素介入足球而遭到「全球禁賽」的威脅。又或者例如2017年11月中國足協U20選拔隊和德國地區聯賽球隊的系列友誼賽，因為場邊觀眾打出政治標語和西藏旗幟而被取消，但是德國方面堅稱這屬於言論自由，拒絕認錯。但本屆世界盃賽上，瑞士隊兩位阿爾巴尼亞裔球員在對陣塞爾維亞進球後做出挑釁意味十足的「雙頭鷹」手勢、卻只「罰酒三杯」一樣地受到了每人一萬歐元的罰款，而沒有任何禁賽，如果聯想到國際足聯主席恩芬天奴（Gianni Infantino，因凡蒂諾）是瑞士人，恐怕會覺得更加噁心。

足球作為政治的延續

民族自古以來就存在，但「民族主義」以及與之相伴隨的「民族國家」，則是現代社會的產物。在這個政治觀念所構成的框架之下，愛國主義可以找到同一歷史、血緣、土地、宗教和文化等作為堅實的基底，從而完成社會的整合與動員。在西方世界，在宗教與意識形態作為社會統一的中心原則逐漸淡出之後，民族主義成為後續的選擇。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為法西斯主義的罪行，民族主義也蒙上了陰影。現在西方社會其實已經不習慣正面使用這個他們建構出來的詞彙，但是在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民族主義則成為民族解放的重要理論支撐。民族主義自然可以作為一種積極的、革命性的力量，但很不幸在更多的時候它是消極的、毀滅性的力量。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世界盃小組賽最後一輪那些明知晉級無望的球隊，也會拼到最後一分鐘以捍衞尊嚴，這並不僅僅是球員不想給自己留下遺憾，更是因為他們代表了整個民族和國家的形象。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認為戰爭是政治的延續，而相較於職業足球聯賽更為純粹的資本背景，現代社會中的國際足球比賽其實也是政治的延續，即使在各國內部職業聯賽中，我們也會見到各種地域衝突，這其實都是真實的人類境況。

正視對立，才有可能超越對立

在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真實」的人類境況，本身仍然是被構建出來的「假象」。雖然按照那種「政治正確」或者「政治中立性」的立場，足球場就應該隔絕政治等場外因素，大家就應該去踢純粹的足球。但因為場上的球員是具體的人，場邊的觀眾也是具體的人——這同時就意味着他們是被負載上各種視角「在世界之中」去看待世界的人，所以這種環境下的足球自然不可能是純粹的。

正如我們考察西方大學教育，其起源事實上有教會背景，後來在發展過程中又同各種意識形態和商業資本利益緊密糾纏在一起，在現實中根本就沒有什麼「為學術而學術」的象牙塔。同樣，現代足球一直就受到政治和商業資本的影響，只是那種編織出來的「中立性」讓人覺得它可以與政治無涉。正如哲學家馬丁·布伯（Martin Buber）批評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戰爭時所說的，「猶太」和「阿拉伯」都只是定語，重要的是大家都是「人」。對理想主義者來說，足球和學術都可以、而且應該是純粹的，但是對現實主義者來說，二者實際上都不是純粹的。

在球場上對民族主義的克服，首先要承認實際存在的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差別與對立，而並非用一種更高級的外在觀念去遮掩這個問題。

我們要認識到「應然」與「實然」的區分。在現代社會，「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已經被塑造成型，我們首先要正視兩者之間的對立，然後才有可能去尋求他們的和解，而並非是漠視他們之間的對立、一廂情願地要求他們去和解。同樣，在球場上對民族主義的克服，首先要承認實際存在的被建構出來的民族差別與對立，而並非用一種更高級的外在觀念去遮掩這個問題。

前南斯拉夫聯盟的克羅地亞（Craotia）和塞爾維亞（Serbia）都躋身本屆世界盃的正賽，而且克羅地亞三戰全勝、晉級十六強。許多人或許會遺憾，如果前南斯拉夫聯盟不解體，那兩支球隊合起來會更強大。但恐怕正是因為前南斯拉夫聯盟的解體，使得克羅地亞和塞爾維亞完成了自己民族國家的構建，煥發出更加強大的戰鬥力。

相反，像比利時和西班牙這樣內部不同族裔組成的球隊，在成績過得去時，問題就會被遮掩；一旦成績不好，整個球隊就會陷入內訌。而只有像英法這些有久遠殖民地傳統的國家，才可以較好地去處理不同族裔球員相處的問題，而美國作為一個移民國家（雖然此次並未參賽），這方面的問題也不會表現得非常明顯。作為一個多族裔共存的國家就必須克服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而具備普世維度，否則之前被放出「潘多拉盒子」的民族主義的副作用會反噬這些國家。

足球的哲學解構

依照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動物」這個定義，像筆者這樣看球只是為了嚼花生、喝啤酒、打發一下時間的「佛系」球迷，或許只能屬於「後現代」意義上的人。正如民族主義是人為構建出來的觀念一樣，足球的政治意涵也是人為地構建出來的，然而所謂「純粹的足球」，也同樣是人為地構建出來的產物。作為哲學工作者的樂趣或使命，就對這些人為地構建出來的東西進行徹底解構，把那些「純粹足球」或者「政治正確」的温情脈脈面紗扯下，告訴大家這底下其實就這麼一回事情，然後再進一步去解構那些政治與資本對我們所施加的潛在支配力量。雖然最後達致的或許是意義的匱乏，但是這種被徹底排空的狀態，才是屬於己身的本真狀態。

作為足球的隔壁鄰居，NBA球星巴克利曾經做過一個球鞋廣告，他告訴觀眾，你穿上這雙鞋，不會擁有和他一樣的球技，也不會擁有他一樣的收入，你只是會有一雙和他一樣的球鞋而已——各位還是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態，來看待這場「綠茵場上的戰爭」吧。

（李哲罕，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