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至洁：鸟笼中的微信，与“插翅难飞”的中国境外网民

自从2011年上市以来，腾讯所发展的微信（WeChat）已成为中国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网络应用软体。微信不仅能收发即时信息与群聊，更是一个具备生活机能的平台，网民能借由微信购物、订票、缴费、汇款、叫车、订餐、交易和阅读新闻等，功能涵盖金融支付与文化消费。在腾讯于2017年发表“微信小程序”（毋须安装的手机应用程序）后，微信更成为一个庞大的电子商务与数字经济的移动作业系统。

作为最多中国人使用的社交媒体应用软件，微信的每日活跃用户（DAUs）在2017年9月底达到9亿200万，而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在2018年3月宣布，微信的全球每月活跃用户（MAUs）已突破10亿，其中绝大部分的使用者在中国，或是旅居海外的中国侨民。由于集众多生活功能于一身，微信成为最具“黏性”的社交网络应用程序：传播研究显示，微信用户每日花费82分钟在浏览与操作微信上，而Facebook用户每日平均使用长度为50分钟。

在微信众多的功能中，微信公众号已成为中国网民取得新闻内容、公共信息与文化知识的最主要渠道。2016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注一）的市场调查发现，90.7%的中国网民由社交媒体应用取得新闻信息与公共信息，而74.6%的中国移动互联网使用者（大约是5亿4000万人）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新闻信息渠道。截至2017年9月，已有逾300万个微信公众号活跃于中国移动互联网市场，吸引了7亿9700万的每月活跃订阅者。

习近平政府非常清楚微信等社交网络应用软件拥有巨大的市场与社会影响力。中国政府自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2011至2015）开始，便将“新兴信息产业”（又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视为七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在法规与技术发展上以政府的资源扶持中国互联网产业。中国政府的《十三五规划》（2016至2020）更宣布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八大工程，简言之，中国政府认为互联网信息产业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巨大帮助，因此要以国家的力量大力支持互联网信息产业，与其衍生的数字经济。然而，中国政府在认同互联网市场运作、扶持高端互联网产业的同时，也加强了对互联网言论的监管与控制，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国境。

中国境内的互联网言论监管与控制

当微信在2011年进入互联网市场时，许多知识分子与社会意见领袖都认为，微信的加密对话与封闭式群组功能将有助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甚至会促进中国政治的自由化与民主化。然而，微信──乃至于整个互联网产业──在习近平执政五年间，却朝着与原先社会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发展。

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成立“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习近平任小组组长，由2011年5月便已成立、国务院辖下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网信办）为办事机构。从中共中央网信领导小组成立后半年开始，中国政府以维护网络安全与净化网络生态为名，陆续颁布多项网络治理法规，对互联网用户行为与信息内容进行多重限制，而社交网路应用软体则是中国政府监管信息的重点对象。图一罗列了2014至2017年间，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发展影响重大的部分法规。

这些法规对中国的互联网内容带来深远的结构性影响：

首先，习近平政府的互联网法规确立了网络实名制，意即所有互联网营运者与使用者都必须通过实名认证（包含法定姓名与身分证号码），才能够在网上发言与活动。这意谓只有中国公民或是在中国登记注册的公司才能申请使用微信公众号（因为外国籍人士没有中国身份证号码或营业登记证）。实名制的实施，令中国政府能够即时取得网上发表敏感或异议言论人士的个人资料，也产生了阻吓异见的作用。自2017年下半年开始，便有新闻报导多名微信群组建立者或管理者因为群组内的敏感言论而被行政处分，甚至刑事拘留的案件。

第二，习近平政府的互联网法律规定，只有在中国合法登记的新闻单位（含其控股的单位）或党政宣传机构，才能获得政府核发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并且严格禁止非公有资本与外资以任何形式进入中国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的市场。所谓的新闻单位，只包括以下机构：在中国合法登记的报刊社、广播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和新闻电影制片厂。简言之，只有取得官方许可的新闻媒体与中共宣传机构可以在互联网上提供新闻内容服务。

第三，中国政府不只消极地监管互联网言论内容，更积极努力引导网上舆论，确保互联网内容符合中国政府执政的“主旋律”。被中国政府掌控、受官方媒体主导的中国互联网媒体，被要求反映习近平在“十三五规划”中所勾勒出的网络乌托邦：“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健全社会舆情引导机制，传播正能量。加强网上思想文化阵地建设，实施网络内容建设工程，发展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净化网络环境。”

这样的政策环境，导致官媒与党政机构纷纷建立微信公众号，目前订阅量前十名的微信公众号，就有约一半是官方媒体。可以说，是微信与政府的法规让官方媒体获得新生。简言之，政府的监管法规从根本上大幅限制以至剥夺了一般人在网上议论国事政事的资格，令中国互联网某程度上有日益去政治化、去公共化、商业化，与娱乐化的趋势。但即便纯属娱乐搞笑的内容，也要时时面对中国政府以维护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为理由的网络监管。

境内法规与监控，产生境外制约作用

第四，中国政府严加控管并强力引导互联网的公共信息内容，甚至产生了境外的问题。许多非正式的近身观察显示，那些留学、外派，或移居海外的中国移民仍然继续使用微信，而且他们使用微信的频率与时间，甚至可能比他们在中国的时候还要更高更久。微信不仅让中国移民得以用他们熟悉的渠道联系中国的家人朋友，也让他们借由建立群组而得以维系华人文化认同，并建立中国移民社群与归属感。借由订阅并关注那些讨论侨居地生活信息的汉语微信公众号，中国移民能够以他们熟悉的语言获取适应新环境所需的必要信息。这样的媒体消费行为尤其可能出现在新移民身上，因为他们对于移居地的风土人情语言法规都不熟悉，这使得他们可能更加依赖与信任微信平台所提供的中文信息。

然而中国政府对微信用户的文化思想控制，并不会因为人移居海外而减少，因为只有中国的公民或在中国登记的公司才能营运微信公众号并提供其信息内容，而且不论是微信群组或微信公众号的信息内容，都必须符合中国政府政策与法规的要求，否则即有封号关账，甚至刑拘起诉的风险。这就导致中国的移民虽已离开了中国，但是仍然持续接收，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赖那些受中国威权政府所监管并引导的新闻内容与公共信息。

境内的法规与监控产生了境外的制约作用，这是中国政府所进行的政治社会化工程的海外延伸。这类工程以往是借由报章杂志电视电台进行，现在则经由更有效率、渗透率更高的新兴网络媒体来推动。如果新移民高度依赖微信平台提供的信息，那他们就仍然鲜少能看到那些不受审查，或是与中国官方立场不同的新闻内容，更不用说那些批判中国政府的新闻与评论了。对微信的黏性阻绝了不少中国移民吸收在地多元新闻信息的管道。而习惯于阅读微信公众号新闻内容的中国海外移民，也就不会对移居地新闻媒体的信息内容产生兴趣与需求。这种隐晦、间接却有效的信息制约，恰好符合习近平政府“大统战”政策的工作目标，即借由新兴媒体争取中国海外侨民对党国体制的认同与支持。

本人与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教授Mike Jensen进行的澳大利亚华人微信（简称华澳微信）研究，确实发现华澳微信公众号有极为明显的娱乐化与去公共化的问题。若将微信与澳大利亚公共广播系统华语服务（SBS）的网页内容相比较，华澳微信的娱乐化与去公共化就更加凸显。我们以主题建模的文字探勘技术分析微信与SBS，发现他们的内容主要由四类主题群构成：工商产业信息与广告（包含产品促销与房地产市场交易信息等）、娱乐（影视名人、搞笑话题等）、生活软议题（大众文学、生活经验分享等），以及公共治理议题（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国际政治、中国政治、社会治安等）。

图二呈现的是四大主题群在微信与SBS内容的比重。我们发现SBS使用几乎60%的华语服务内容在讨论公共治理议题，特别着重介绍澳大利亚的公共行政制度、澳大利亚政治与经济议题、澳大利亚社会福利制度，与亚太区域国际政治（包含中国政治）。相对地，三大主要华澳微信公众号（华人瞰世界、微悉尼与今日悉尼）却投入了超过80%的信息内容在工商广告、娱乐搞笑，与生活心得等非公共议题领域。

当我们更加仔细观察华澳微信内容并与SBS相比较，会发现微信公众号娱乐化与去公共化的趋势更加明显。图三至图六是比较微信与SBS在澳大利亚政治议题、澳大利亚政府财务与社会政策、恐怖主义袭击与刑事案件，以及中国政治与中国对外关系的内容比重。这四个与公共政策密切相关的新闻议题，受到SBS华语服务的高度重视，却鲜少存在于华澳微信的内容之中。最为讽刺的，是SBS华语服务针对中国政治与中国对外关系的新闻报导比重逐渐升高（如图六显示），但微信却几乎没有讨论这个与中国密切相关的主题。

图七与图八则呈现了另一幅媒体风景：微信在影视娱乐信息、搞笑话题，与澳大利亚房地产广告的主题上所投入的内容比重大大超越了SBS华语服务。即使华澳微信公众号讨论了公共安全与刑事议题，也都是将发文重点放在涉及华人的个别刑事案件的耸动信息上，而不是聚焦于公共安全的制度设计或执行机制。简言之，中国移民无法从这些华澳微信公众号上获得关于公共行政与公共治理的信息，他们只能转往新闻类微信公众号，去阅读那些已通过中国宣传与网管单位审查、符合中国政府政治立场的新闻信息。

微信不只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文化商业产品，也是北京当局限制与引领舆论的有力工具。市场的运营机制与国家的监控机制在微信平台上获得巧妙且有效地结合。面对中国政府高举“网络空间主权”所产生的境外效应，西方国家政府也陷入两难的局面：放任中国社群媒体维持现状，则北京的威权论述将继续全面主导中国移民的网上舆论；若是为了国家安全或其他因素而宣布禁用中国社群媒体（特别是微信）与Apps，那就与北京的做法差不了多少，等于是为中国政府的网络主权论背书，也有违背自由主义基本信念的风险。

北京利用了西方自由社会的开放制度与价值观，去限制西方政府的政策选项。较为可行（且必须采行）的应对之道，应该是由那些关切中国网络政策外溢效应的国家政府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游说与施压，要求改变不公平且不友善的中国互联网市场，准许非中国国籍的人士与团体进入中国互联网产业中，让中国境内与境外的网民能够在微信公众号上发现不同于北京视角的论述与文化产品。当然，这绝不会是简单易得的结果。

（陈至洁，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

注一：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中国国家网信办直属的事业单位，是中国网络域名注册管理机构和域名根服务器运行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