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至潔：鳥籠中的微信，與「插翅難飛」的中國境外網民

自從2011年上市以來，騰訊所發展的微信（WeChat）已成為中國人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網絡應用軟體。微信不僅能收發即時信息與群聊，更是一個具備生活機能的平台，網民能藉由微信購物、訂票、繳費、匯款、叫車、訂餐、交易和閱讀新聞等，功能涵蓋金融支付與文化消費。在騰訊於2017年發表「微信小程式」（毋須安裝的手機應用程序）後，微信更成為一個龐大的電子商務與數字經濟的移動作業系統。

作為最多中國人使用的社交媒體應用軟件，微信的每日活躍用戶（DAUs）在2017年9月底達到9億200萬，而騰訊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在2018年3月宣布，微信的全球每月活躍用戶（MAUs）已突破10億，其中絕大部分的使用者在中國，或是旅居海外的中國僑民。由於集眾多生活功能於一身，微信成為最具「黏性」的社交網絡應用程式：傳播研究顯示，微信用戶每日花費82分鐘在瀏覽與操作微信上，而Facebook用戶每日平均使用長度為50分鐘。

在微信眾多的功能中，微信公眾號已成為中國網民取得新聞內容、公共資訊與文化知識的最主要渠道。2016年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註一）的市場調查發現，90.7%的中國網民由社交媒體應用取得新聞資訊與公共信息，而74.6%的中國移動互聯網使用者（大約是5億4000萬人）以微信公眾號為主要新聞信息渠道。截至2017年9月，已有逾300萬個微信公眾號活躍於中國移動互聯網市場，吸引了7億9700萬的每月活躍訂閱者。

習近平政府非常清楚微信等社交網絡應用軟件擁有巨大的市場與社會影響力。中國政府自2011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十二五規劃」，2011至2015）開始，便將「新興信息產業」（又稱「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視為七大新興戰略產業之一，在法規與技術發展上以政府的資源扶持中國互聯網產業。中國政府的《十三五規劃》（2016至2020）更宣布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八大工程，簡言之，中國政府認為互聯網信息產業對於經濟和社會發展有巨大幫助，因此要以國家的力量大力支持互聯網信息產業，與其衍生的數字經濟。然而，中國政府在認同互聯網市場運作、扶持高端互聯網產業的同時，也加強了對互聯網言論的監管與控制，其影響力甚至超越國境。

中國境內的互聯網言論監管與控制

當微信在2011年進入互聯網市場時，許多知識分子與社會意見領袖都認為，微信的加密對話與封閉式群組功能將有助於中國公民社會的發展，甚至會促進中國政治的自由化與民主化。然而，微信──乃至於整個互聯網產業──在習近平執政五年間，卻朝着與原先社會期待完全相反的方向去發展。

2014年2月27日，中共中央根據十八屆三中全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成立「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習近平任小組組長，由2011年5月便已成立、國務院轄下的「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國家網信辦）為辦事機構。從中共中央網信領導小組成立後半年開始，中國政府以維護網絡安全與淨化網絡生態為名，陸續頒布多項網絡治理法規，對互聯網用戶行為與信息內容進行多重限制，而社交網路應用軟體則是中國政府監管信息的重點對象。圖一羅列了2014至2017年間，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發展影響重大的部分法規。

這些法規對中國的互聯網內容帶來深遠的結構性影響：

首先，習近平政府的互聯網法規確立了網絡實名制，意即所有互聯網營運者與使用者都必須通過實名認證（包含法定姓名與身分證號碼），才能夠在網上發言與活動。這意謂只有中國公民或是在中國登記註冊的公司才能申請使用微信公眾號（因為外國籍人士沒有中國身份證號碼或營業登記證）。實名制的實施，令中國政府能夠即時取得網上發表敏感或異議言論人士的個人資料，也產生了阻嚇異見的作用。自2017年下半年開始，便有新聞報導多名微信群組建立者或管理者因為群組內的敏感言論而被行政處分，甚至刑事拘留的案件。

第二，習近平政府的互聯網法律規定，只有在中國合法登記的新聞單位（含其控股的單位）或黨政宣傳機構，才能獲得政府核發的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許可，並且嚴格禁止非公有資本與外資以任何形式進入中國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的市場。所謂的新聞單位，只包括以下機構：在中國合法登記的報刊社、廣播電台、電視台、通訊社和新聞電影製片廠。簡言之，只有取得官方許可的新聞媒體與中共宣傳機構可以在互聯網上提供新聞內容服務。

第三，中國政府不只消極地監管互聯網言論內容，更積極努力引導網上輿論，確保互聯網內容符合中國政府執政的「主旋律」。被中國政府掌控、受官方媒體主導的中國互聯網媒體，被要求反映習近平在「十三五規劃」中所勾勒出的網絡烏托邦：「牢牢把握正確輿論導向，健全社會輿情引導機制，傳播正能量。加強網上思想文化陣地建設，實施網絡內容建設工程，發展積極向上的網絡文化，淨化網絡環境。」

這樣的政策環境，導致官媒與黨政機構紛紛建立微信公眾號，目前訂閱量前十名的微信公眾號，就有約一半是官方媒體。可以說，是微信與政府的法規讓官方媒體獲得新生。簡言之，政府的監管法規從根本上大幅限制以至剝奪了一般人在網上議論國事政事的資格，令中國互聯網某程度上有日益去政治化、去公共化、商業化，與娛樂化的趨勢。但即便純屬娛樂搞笑的內容，也要時時面對中國政府以維護公共秩序與社會穩定為理由的網絡監管。

境內法規與監控，產生境外制約作用

第四，中國政府嚴加控管並強力引導互聯網的公共信息內容，甚至產生了境外的問題。許多非正式的近身觀察顯示，那些留學、外派，或移居海外的中國移民仍然繼續使用微信，而且他們使用微信的頻率與時間，甚至可能比他們在中國的時候還要更高更久。微信不僅讓中國移民得以用他們熟悉的渠道聯繫中國的家人朋友，也讓他們藉由建立群組而得以維繫華人文化認同，並建立中國移民社群與歸屬感。藉由訂閱並關注那些討論僑居地生活信息的漢語微信公眾號，中國移民能夠以他們熟悉的語言獲取適應新環境所需的必要信息。這樣的媒體消費行為尤其可能出現在新移民身上，因為他們對於移居地的風土人情語言法規都不熟悉，這使得他們可能更加依賴與信任微信平台所提供的中文信息。

然而中國政府對微信用戶的文化思想控制，並不會因為人移居海外而減少，因為只有中國的公民或在中國登記的公司才能營運微信公眾號並提供其信息內容，而且不論是微信群組或微信公眾號的信息內容，都必須符合中國政府政策與法規的要求，否則即有封號關賬，甚至刑拘起訴的風險。這就導致中國的移民雖已離開了中國，但是仍然持續接收，甚至比以往更加依賴那些受中國威權政府所監管並引導的新聞內容與公共信息。

境內的法規與監控產生了境外的制約作用，這是中國政府所進行的政治社會化工程的海外延伸。這類工程以往是藉由報章雜誌電視電台進行，現在則經由更有效率、滲透率更高的新興網絡媒體來推動。如果新移民高度依賴微信平台提供的信息，那他們就仍然鮮少能看到那些不受審查，或是與中國官方立場不同的新聞內容，更不用說那些批判中國政府的新聞與評論了。對微信的黏性阻絕了不少中國移民吸收在地多元新聞信息的管道。而習慣於閱讀微信公眾號新聞內容的中國海外移民，也就不會對移居地新聞媒體的信息內容產生興趣與需求。這種隱晦、間接卻有效的信息制約，恰好符合習近平政府「大統戰」政策的工作目標，即藉由新興媒體爭取中國海外僑民對黨國體制的認同與支持。

本人與澳洲坎培拉大學教授Mike Jensen進行的澳洲華人微信（簡稱華澳微信）研究，確實發現華澳微信公眾號有極為明顯的娛樂化與去公共化的問題。若將微信與澳洲公共廣播系統華語服務（SBS）的網頁內容相比較，華澳微信的娛樂化與去公共化就更加凸顯。我們以主題建模的文字探勘技術分析微信與SBS，發現他們的內容主要由四類主題群構成：工商產業信息與廣告（包含產品促銷與房地產市場交易信息等）、娛樂（影視名人、搞笑話題等）、生活軟議題（大眾文學、生活經驗分享等），以及公共治理議題（澳洲政治經濟、國際政治、中國政治、社會治安等）。

圖二呈現的是四大主題群在微信與SBS內容的比重。我們發現SBS使用幾乎60%的華語服務內容在討論公共治理議題，特別着重介紹澳洲的公共行政制度、澳洲政治與經濟議題、澳洲社會福利制度，與亞太區域國際政治（包含中國政治）。相對地，三大主要華澳微信公眾號（華人瞰世界、微悉尼與今日悉尼）卻投入了超過80%的信息內容在工商廣告、娛樂搞笑，與生活心得等非公共議題領域。

當我們更加仔細觀察華澳微信內容並與SBS相比較，會發現微信公眾號娛樂化與去公共化的趨勢更加明顯。圖三至圖六是比較微信與SBS在澳洲政治議題、澳洲政府財務與社會政策、恐怖主義襲擊與刑事案件，以及中國政治與中國對外關係的內容比重。這四個與公共政策密切相關的新聞議題，受到SBS華語服務的高度重視，卻鮮少存在於華澳微信的內容之中。最為諷刺的，是SBS華語服務針對中國政治與中國對外關係的新聞報導比重逐漸升高（如圖六顯示），但微信卻幾乎沒有討論這個與中國密切相關的主題。

圖七與圖八則呈現了另一幅媒體風景：微信在影視娛樂信息、搞笑話題，與澳洲房地產廣告的主題上所投入的內容比重大大超越了SBS華語服務。即使華澳微信公眾號討論了公共安全與刑事議題，也都是將發文重點放在涉及華人的個別刑事案件的聳動信息上，而不是聚焦於公共安全的制度設計或執行機制。簡言之，中國移民無法從這些華澳微信公眾號上獲得關於公共行政與公共治理的信息，他們只能轉往新聞類微信公眾號，去閱讀那些已通過中國宣傳與網管單位審查、符合中國政府政治立場的新聞信息。

微信不只是一個極為成功的文化商業產品，也是北京當局限制與引領輿論的有力工具。市場的運營機制與國家的監控機制在微信平台上獲得巧妙且有效地結合。面對中國政府高舉「網絡空間主權」所產生的境外效應，西方國家政府也陷入兩難的局面：放任中國社群媒體維持現狀，則北京的威權論述將繼續全面主導中國移民的網上輿論；若是為了國家安全或其他因素而宣布禁用中國社群媒體（特別是微信）與Apps，那就與北京的做法差不了多少，等於是為中國政府的網絡主權論背書，也有違背自由主義基本信念的風險。

北京利用了西方自由社會的開放制度與價值觀，去限制西方政府的政策選項。較為可行（且必須採行）的應對之道，應該是由那些關切中國網絡政策外溢效應的國家政府聯合起來，向中國政府遊說與施壓，要求改變不公平且不友善的中國互聯網市場，准許非中國國籍的人士與團體進入中國互聯網產業中，讓中國境內與境外的網民能夠在微信公眾號上發現不同於北京視角的論述與文化產品。當然，這絕不會是簡單易得的結果。

（陳至潔，台灣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副教授）

註一：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中國國家網信辦直屬的事業單位，是中國網絡域名註冊管理機構和域名根服務器運行機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