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徐贲：“强制说服”下的羊群变异──五七干校与中国知识分子

始于1968年、旨在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干校”，距今已经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长期“强制说服”过程的后期阶段。这种强制说服的努力随后被部分放弃，改用其他更为有效的利诱和操控方式，一直延续至今。半世纪之后回首，“五七干校”这段历史更加值得思考与反省。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总后勤部报告后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5日，中共中央转发该指示，号召将军队办成一所“大学校”，并要求工农学商等各行业依此办理。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刊登《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的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于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之外都应该这么做，在职干部也应该分批下放劳动”。在这一“最高指示”下，从1968年到1976年五七干校解散，中国大陆各省市五七干校下放的干部达百万人之多，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作为思想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

思想改造是一种 “强制说服”（coercive persuasion），在各国普遍存在于一些强制社会化程序中（如罪犯改造、戒毒、反邪教、心理治疗等）。而在中国语境里，强制说服则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的大规模思想改造，其涉及面之广、强制手段之发达是其他国家难以相比的。

在中国，对知识分子的强制说服并不仅仅针对个人，而且针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其目标是让所有成员在行为和思想上朝着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方向发生实质转变，并将转变永远固定下来。“强制说服”以“说理”面目出现，“教育”与“学员”让干校表面上像是“学校”，但实质上，正如一些亲历者见证和回忆汇编——包括贺黎、杨健采写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份子五七干校告白》（以下引语未特别注明者均出自本书）和赵丰编纂的《红色牛棚：中国五七干校纪实》——所揭示的，这是一个奴化式劳改营、一个折磨肉体和精神的“红色牛棚”。

“强制说服”三阶段：瓦解、改变与再造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沙因（E. H. Schein ）在《强制说服》一书里提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强制说服三阶段，分别是“化冻”（defreezing）、“改变”（change）和“再冻”（refreezing）。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说法，不妨分别称为“瓦解”、“改变”与“再造”。其基本逻辑是：第一，先把改造对象在社会上和他自己心里搞垮，使之彻底瓦解；第二，迫使他发生自我观念和价值观的变化；第三，巩固他的新观念，防止动摇或复旧，巩固永久性再造自我的效果。

1949年后，经过一次次政治运动、尤其是1957年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对知识分子的长期思想改造已经取得成果。在1968年开办五七干校之前，知识分子的“瓦解”和“改变”这两个阶段其实已经完成，“再造”的结果也已经清楚显现。在这个整体强制说服的过程中，五七干校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阶段性的“改变”和“再造”，并不是如宣传所说的那样是一次全新的“脱胎换骨”。

在强制说服的过程中，五七干校所起的作用只不过是阶段性的“改变”和“再造”，并不是如宣传所说的那样是全新的“脱胎换骨”。

沙因在《强制说服》中指出，面对思想改造压力，人们有三种不同的应对方式：第一种是在内心发生信念的改变（持久、稳定的变化），第二种是在特定环境中作适应性改变（暂时的、不稳定的变化），第三种是人格和智识的抵抗（拒绝改变）。

1957年之前，担任领导职位的党内知识分子（资格老、地位高、立场坚定、一贯紧跟）都是属于第一种人，如周扬、夏衍、阳翰笙、田汉、丁玲、陈启霞等。1957年他们当中不少人成了“右派”，被剔除出领导行列，但并没有成为第三种人。而第三种人的人数很少，“反右”中有储安平、林昭，文革中有张志新、遇罗克，还有如傅雷般以死抗争的人物。长期以来，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属于第二种（或至少是被改造者视为第二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瓦解”、“改变”、“再造”三阶段的特征，在第二类人身上看得最为清楚。

沙因指出，强制说服的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首要目标，也有一套说服、影响、操控和强制手段。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第一个阶段是“瓦解”（或沙因所说的“化冻”）。这是为长期改造和控制所做的准备工作，也是思想改造的基础工程。再造“新人”必须先摧毁旧人。“瓦解”是脱胎换骨的“脱胎”。而脱胎需要彻底摧毁“旧”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和自我知觉。

瓦解或脱胎本身并不是思想改造的目的，而只是阶段性的目标。它要迫使作为改造对象的知识分子先软下来，失去抵抗的心理和意志力量。知识分子自视清高、有骨气、士可杀不可辱等，这些构成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自我知觉和自我观念。这种所谓人格、傲气、自尊看上去非常坚硬，其实不过是冻成冰的水，只要使之融化，便会变得柔顺如水。

与瓦解目标相一致的主要手段是：第一，无休止的开会、学习、批判，揭露和控诉他们的“原罪”（剥削阶级代言人、不劳而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高高在上，脱离工农等）。第二，把他们组织成相互蔑视、嫉恨的高压同侪群体。在这样的人群中，知识分子们互揭疮疤、相互抹黑——揭发个人生活劣迹、隐私丑闻、敌伪汉奸往事、道德污点、不堪行为、勾心斗角的脏事等。知识分子本来就有文人相轻、搬弄是非、恶意妒嫉、尖酸刻薄、积怨记仇的毛病，这正是统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人性阴暗心理。用阶级斗争的高尚名义来清算这些个人恩怨，让人性的阴暗和肮脏有了尽情发泄的机会。谁的发泄越无耻、越卑鄙，谁就越因“觉悟高”“进步快”受到表彰。其结果便形成一种螺旋式下降的卑鄙无耻，让所有知识分子在“狗咬狗”的过程中“集体臭掉”。

强制说服的第二阶段是“改变”，目标是让他们厌弃和摈除原来那个有自尊的自我和人格，朝意识形态规定的方向发生转化。“改变”看上去仿佛是个体选择，其实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是一种在逆境中的自我调适。脆弱的个体为了逃避自己因人格破损、自尊心坍塌、自负心理崩溃所造成的焦虑和恐惧，唯一能看到的出路就是在新环境找一个能填补自我需要的替代品。

寻找替代品的自我调适源于“认知失调”。它指的是人在接触到一些有违原先信念或价值的事情之后所出现的冲突状态。这种冲突会引起不适和焦虑，而当事人则会采取化解措施。许多知识分子在被改造时，会在自己的独立人格理想与被迫的无条件服从之间感受到一种恼人的矛盾冲突。倘若放弃独立人格，许多人会为此感到羞愧。为了平息内心的羞愧，他们需要为自己的放弃找到合理解释，劝藉自己称这是一个正确选择。自己选择放弃独立人格不是因为懦弱和害怕，而是因为有了新的“觉悟”，是一种思想“进步”。这种调适开始是一种自我欺骗，但最后会弄假成真，“转变”便是弄假成真的结果。

强制说服的第三阶段是“再造”（“换骨”），也就是沙因所说的“再冻”，其目标是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让调适性的不稳定变化变得持久而确定。换骨最重要的表现是“行动”。如果没有持续不断的行动，任何思想的转变都无法验证。但这也是思想改造的一个致命悖论，使它不可能真正成功——真正改造的思想是存在于人头脑里的，无需也无法做可见的确实验证，不得不借助于可见行为的验证。因此所谓思想改造其实是一种行为训练。思想改造也因此成为行为训练的副产品。

以正确行为来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成为一种在思想高压下具有持续效应的虚伪训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集体假面化和谎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行为对思想的验证是本末倒置的。思想指导行为，有真实的思想才有真诚的行动。行动则是可以伪装的，用可以伪装的东西去证明必须是真实的东西，给虚伪提供了机会，为腐败铺平了道路。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信仰必须以“事功”来证明信仰，信仰反倒成了“事功”的副产品。因为事功的喧宾夺主，教会变得伪善和腐败。只要上教堂、做礼拜，哪怕私生活再不道德，也是一个好教徒；只要买赎罪券，犯下再大的罪过也能赎回炼狱之刑。以正确行为来巩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成为一种在思想高压下具有持续效应的虚伪训练，也是今天中国社会集体假面化和谎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

强制说服的瓦解

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彻底“脱胎”并非始于文革，相比文革前（尤其是反右运动）和文革最初两年间对知识分子的暴力残害来，五七干校的“脱胎”功能似乎反倒显得温和了许多（至少在许多知识分子的个人感受上是如此）。干校的严酷性也不能与北大荒、夹边沟、青海湖这种地方的劳教惩罚相比。

到反右和文革之前，许多旧知识分子的骨气和独立人格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但五七干校的知识分子里，许多新社会培养起来的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是党的人，不需要“脱胎”。例如1958年大学毕业的何西来说，“毛泽东说过，从旧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历史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是从共产党领导的新学校里出来的，把这种学校也归入‘旧学校’，我想不通。”李少白说，“（1967年）被揪出来，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我那时35岁，已有12年的党龄，可以说是党一手培养出来的电影工作者。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党分子，既迷糊、忿满，又有点恐惧。”

对于五七干校学员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原罪，与个人历史是否清白没有关系。

然而，对于何西来、李少白这样的干校学员来说，知识分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种集体原罪，与个人历史是否清白没有关系。这种集体原罪是1949年后，改造者对知识分子进行精神瓦解的主要攻击武器，也是摧毁知识分子集体自尊和自我认知的有效手段。正如陈徒手在《故国人民有所思》里所说，“1952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接连兴起，风雨中的运动力度时重时轻，在全国范围内让知识分子在思想领域无处可遁”。

让知识分子无坚可守、无处可遁的头条战略，就是定他们的“原罪”。这是瞄准知识分子软肋的致命出击。法国社会学家埃吕（J. Ellul）指出，知识分子自以为擅长于抽象思考和理论，喜欢玩弄理论，也乐于接受理论；因此最容易用理论来说服、动摇、打垮他们。阶级斗争的“革命理论”于是便成为在思想上降服他们的高招，也是定他们的阶级原罪特别有效的杀手锏。从对知识分子“阶级特性”的分析，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他们的动摇、自私、思想肮脏和没落阶级性，引发他们的罪感、羞耻、惭愧，自我鄙视。这就非常有效地让他们陷入情绪性上的极度不安、焦虑、恐惧。在这种心态下，紧跟政治风头“争表现”，成为唯一可以平伏焦虑不安的办法。

1953年10月，由于面粉生产紧张，北京市有了新规定：工人每人供应18斤，教授每人12斤。党内高层还在担心教授们是否会有所不满，岂料不少知识分子比领导的觉悟还要高。学者向达在会上说，“关于面粉问题，政府想了很多办法。今天政府关于面粉的决定很正确”。汤用彤回到家里，就决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顿粗粮，并且向爱人讲增产节约的道理。经内部简报报导后，汤用彤也成了“积极宣传执行”政府政策的先进典型。

知识分子在“革命理论”面前的低能与他们的学业精湛形成了奇特的对比。阿伦特曾指出，知识不等于判断力。同样，有知识但缺乏判断力是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此外，这还与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欺骗性有关。它就像宗教信仰一样，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要靠信徒的“证人担保”（warrants）来证明其正确。担保人越多，理论越显得正确和诱人。用来给知识分子定原罪的阶级斗争革命理论正是如此。出于各种目的，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指证自己或他人的阶级“罪孽”，阶级斗争的理论就越来越正确而有说服力。这是一种因“竞相担保”而迅速产生的“羊群效应”，即个人观点因真实的或想像的群体影响压力，而向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发生变化。

知识分子的虚假、伪善、猥琐在历次运动中频频上演，到文革时早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在五七干校里发生的许多揭发和斗争，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证明自己阶级立场坚定、政治进步、觉悟高的最好办法，就是指证别人有罪，于是揭发、告密、出卖、打小报告蔚然成风。历次运动都是如此。陈徒手对1954年“批判俞平伯运动”记叙道，“高校的纷争乱象开始呈现，人人自危，相互牵扯。北师大中文系教授李长之准备写三篇文章，分别是批判俞平伯、胡适和检讨自己。而北师大中文系主任黄药眠却把批判目标对准李长之，认定李长之在《文学遗产》所发的有关陶渊明的文章有问题。黄布置下属印发李的文章准备讨论，展开斗争。同在北大的教授周祖谟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写文章之事作为批判的话题，说俞找别人写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严重的剥削行为，而自己未能很好劝阻，必须做出诚恳检讨”。 知识分子的虚假、伪善、猥琐在批俞平伯、反胡风、批胡适、反右等运动中频频上演，到文革时，早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在五七干校里发生的许多揭发和斗争，不过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五七干校里揭发和斗争最激烈的是搞“5•16”（即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瓦解的主要对象也是所谓“5•16分子”。相比1950年代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集体定罪，此时知识分子的奴化已经完成，集体定罪都成了多余，因此更多的已经是个人定罪。许庭钧回忆道，“军宣队里有一个刚参军两三个月的小战士，年纪很轻。但是，有些‘五七战士’会上会下，开口闭口就说：‘请小X做指示’‘小X指示很好’‘对我们很有教育’这样的话”。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什么人格可以“瓦解”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连坐罪感和自我糟践是个不断累积和加强的长期过程。到五七干校的时候，知识分子在自己心目中和社会眼中早已“集体臭掉”，对他们的人格瓦解也早已完成。这时对他们再次批倒批臭，统治权力的炫耀表演远超过实质意义。但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早先给他们定下的“原罪”仍然构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也是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压迫的主要理由。《无罪流放》这本书的书名就是对这个罪名的否定，是文革后知识分子的自我辩白。然而，这种自我辩白显得如此软弱、空洞和哀求。知识分子还远未能改正他们对权力的附庸身份和习惯心态。他们在精神和心灵上也仍未能恢复健康，仍然生活在当年意识形态的阴影里。

“羊群”中的“改变”

即便亲历运动，见证者的反思和言论也是有限度的，多数人只能欲言又止。一位干校学员感叹道，“‘文化大革命’就是群众斗群众的运动。所谓‘改造’，就是整人，效果适得其反……几十年来的所谓‘思想改造’，其实在多数情况下都带有歧视性，因而在方式上是去丑化知识分子的人格，去摧毁他们的尊严，去侮辱他们……建国以来，对知识分子歧视、戒备为出发点的所谓改造，是有偏颇的。”在《无罪流放》一书里，这算是少数比较深入的反思了。

“改造就是整人”这个说法，无意间提出了一些可以进一步反思的问题：什么是“整人”？为什么要“整人”？是怎么“整”的？依靠怎样的环境条件？整人与受害感觉之间的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可以从强制说服理论得到一些解答。

强制说服的第一个阶段（瓦解）一旦成功，足以让知识分子陷入一种人格破损、自尊荡失、无助无力的空虚和幻灭之中。在这样一个彻底软弱的状态中，他们变得柔顺而易于操纵。这为诱使他们转化自角色意识和自我知觉创造了可行条件。那些以前自以为是、桀骜不驯、好为人师的知识人士变成一群惊慌不安、垂头丧气、惶惶不可终日的被改造者，不管是否被整，每个人都已经成为这个“羊群”中的一员。与动物羊群所不同的是，知识分子的软弱和屈从让他们中的许多人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鄙视，在自己心里抬不起头来，挺不直腰杆，因此更需要依靠一个永远正确、强大、有力的改造者来引导他们。他们服从这个改造者，在后者的指示和暗示面前，既没有抵抗的意愿，也没有抵抗的能力。

五七干校近于完美地造就和拥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人群条件，非常有利于强制说服的思想改造。

以研究政治暴力和思想改造而闻名的美国心理学家利夫顿（R. Lifton）发现，只有在人群中进行的思想改造才是最有效的。在人群中发起强大攻势，特别能动摇个人的自我知觉，引发与改造者意愿相一致的行为和态度变化。

这个人群必须高度组织化，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并在他们之间形成多种可以相互监视和影响的关系。这个群体最好是由背景差不多的人们构成，这样同伴便能最有效地施加压力。同时，在人群之外还必须动用整体社会环境的力量。只有保持外部的整体压力才能巩固新的行为方式。沙因说“再冻”需要保持必要温度条件，指的也是这样的外部条件。五七干校近于完美地造就和拥有一个高度组织化、纪律化的人群条件，非常有利于强制说服的思想改造。而全社会正在进行的文革，则是改造所需要的整体压力条件。文革一结束，五七干校便也就自然烟消云散了。

利夫顿指出，对特定人群的思想改造，需要不漏死角的全面控制，以达到最大和最有效的思想改造效果。这样才能有效地造就“易变的自我”。他总结出八个要素：1. 控制交流；2. 情感和行为操控；3. 与意识形态要求绝对一致的行为，鼓励先进，批评落后；4. 不断检讨和交代（改造永远不会彻底）；5. 意识形态绝对正确、永远正确（绝对权威提供意识形态的正当性）；6. 运用正确的语言（用新语，且只用新语来思考一切问题）；7. 按意识形态的教条来解释人的经验、感情和自我意义；8. 对不改造者非人化，视他们为低劣、可鄙、可恨的危险分子。

强制说服的第二个阶段目标是迫使被改造者放弃原有的自我知觉和行为，朝意识形态规定的方向发生转化。与这个目标相一致的主要改造手段是诱导依从（compliance）。美国心理学家格里格（R. J. Gerrig）和津巴多（P. G. Zimbardo）在《心理学与生活》（Psychology and Life）一书里解释道，引发依从可以从行为的变化来“使你与他们的直接要求相一致”。最常见的手段是利用“互惠”“承诺”和“稀缺”的心理机制。而《无罪流放》中就提供了不少相关例子。

表扬和鼓励是一种常见的“互惠”机制——被改造者劳动积极，改造者引为自己的工作成就，于是向积极分子施以“荣誉”的恩惠，以荣誉再交换更卖力的表现，一位干校学员回忆道，“我们班常受到表扬，劳动一天，收工回来，大家已经累得很，我们还要为大家做好事，例如填填不平的道路，搭个晒衣服的架子等等，尽可能为大家服务。刚下干校，我拎个热水瓶都觉得累……到后来能搬六块砖。在劳动中的确锻炼了我，干起活来，心情非常愉快”。

改造者明白被改造者的这种求宠心理，善加利用，便能增强他们的依从。

干校里的人一边称自己心情愉快地积极劳动，一边用积极劳动来争取早日回城的机会，这在插队知识青年那里也是司空见惯的。这种表演依从的行为并不仅仅是行为者的虚伪，也是改造者的承诺所致。改造者明白被改造者的这种求宠心理，善加利用，便能增强他们的依从。改造者承诺给予的是稀缺物品——无论是回城工作，还是回家探亲，或让家属来探亲，都是所有人渴望、但只要少数人能够享受的机会。赏赐稀缺物品是一种恩惠，也可以变成一种“互惠诱导”，索取依从的手段。

人群是诱导依从的有效环境，也是改造的“整人”环境。用文革中的话来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这也是五七干校故意设置的整人环境。周明在回忆中说，“可能是为了改造需要，右派、革命群众、走资派都相互交叉分配在一起，互相形成监督改造环境。江丰是前中央美院的院长，但把他放在基建连劳动，还有来自解放区的老干部、许多艺术家。比如我们排就有江丰、钟灵、丁聪、米谷等美术家。我们班的班长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图片社的营业员……在她眼里知识分子和四类分子差不多。她对人讲：‘我们班太复杂了！有六个大学生、一个研究生，你说复杂不复杂’”。

虽说许多下干校的人都觉得“改造就是整人”，但不同的人对“整人”的感觉是不同的。“整人”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含糊的说法。从“找你麻烦”“要你好看”到“叫你心颤胆裂”“生不如死”，整人的目的是恶意地让人“受罪”，但是受罪程度差别可以极大，以至一些罪在另一些罪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甚至不像是在受罪。

文革中群众斗群众的整人，在于它让谁都必须在思想上绷紧了弦，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对他人的戒备、怀疑和提防中。这种孤独、焦虑和惊恐，可以说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整人效果。然而，这种整人诉诸的大多是隐性暴力，与流血、酷刑、杀戮的显性暴力相比，它因显得温和而被许多人忽视。久而久之，他们对此变得麻木不仁。造成这种麻木的是“比下有余”的心理幻觉。美国心理学家威尔斯（T. A. Wills）在《社会心理学的往下比原则》中指出，“比下有余”是一种心理机制，能让人产生安全和满足感，提升良好的自我感觉。

曾下放在团泊洼五七干校的范慧勤回忆道，“团泊洼农场的规模很大，是犯人劳动改造的地方。我们劳动时，能看到劳改犯们穿着一色的衣服也在地里劳动，有时在路上见到零散的犯人，有的还加了铁镣。……有一两次，连里紧急通知，说有犯人逃跑了，要大家赶紧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来，以防犯人偷衣服穿了逃跑。还有一批‘右派’分子也在这里劳动，我们和他们聊天，得知他们大都是技术人员、专家，在这里劳动已经多年。”

与这些劳改犯和右派分子相比，干校学员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挺好的了。与极端不自由的人一比，人就算是受了一点罪，也会对自己的处境有自由和满足的感觉。不少团泊洼干校的学员回忆种菜养猪、改善生活的光景，除了一些不顺心的小烦恼，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和自由自在。著名诗人郭小川在干校里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怎能不欢乐！/因为我们拼命劳动；/我们怎能不欢乐呵！/因为我们拼命革命”。文革中许多人所谓的“欢乐”和“幸福”就是这样比出来的，在五七干校里也是一样。

结语：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同陷恶性循环

五七干校强制说服的思想改造，可谓既没有结果，又有结果。

没有结果是因为它的最后一个阶段“固化改变”（再造）可谓完全失败。即使那些在干校里表现最积极的人们，在能够离开干校、回到他们熟悉并热爱的城市生活中去的时候，没有一个不巴望离开，也无一例外地都回去了。所有那些信誓旦旦要一辈子给工人、农民当学生的，没有一个最后是按誓言留下来“扎根干校”的。

但是，这种思想改造却并非没有成效，它留下了持久的改造印痕——干校的经历让他们更深刻地了解，要活下去就必须随波逐流和乖乖听话，真实的思想是危险的，所以必须要带着假面生活，而且还要假装自己并没有装假。这不是思想改造原来要的那种“变化”(change)，而是一种始料未及的“变异”（mutation）。

同样，反右运动虽然没有真的找到右派分子，却永远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心态、尤其是他们和后辈知识分子的处事和行为方式。虽然几乎所有右派分子后来都被平反，但反右运动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强制说服效果却依然长期存在，并在这个意义上成功地改造反右之后的知识分子。后者再也不可能恢复到1949年以前的状态了，他们已经固定而持久地变成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品种——狡黠、精明、犬儒、善于伪装。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人的人格破损、自尊心坍塌、道德意识崩溃，已经在新环境下适者生存需要的过程中演化出新的“文化人”基因。

思想改造的结果，是让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共同陷入一种越改造越弱智的恶性循环。

而思想改造的结果，是让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共同陷入一种越改造越弱智的恶性循环。德热拉斯（M. Djilas）在著名的《新阶级》一书里指出，无论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改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这一切手段所收获的效果并不大。在任何情况下，效果与所花费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称”，它之所以还在继续，不是因为它真能改变人们的思想和信念，而是因为它能“使一切与官方不同的意识都不可能表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有效的。 这种思想改造需要付出极高的社会代价，那些自以为是改造者的“寡头与救世主”，“恰恰因为他们窒息了他人的意识，削弱了人类的智慧，使得人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以致后来连他们自己也变得衰老，头脑空洞，没有思想，而且完全没有那种由无私的思考所激发的求知热情”。

如今，五七干校早已成为历史。但是，那个窒息知识分子的意识、削弱他们的智慧，使他们“鼓不起勇气、立不起志愿”的强制说服机制并没有消失，并在新时代衍生出新形式。五七干校的故事，不过是1949年之后知识分子人群屈辱和自辱历史的一部分，而这一历史还在延续。

（徐贲：旅美学者，著名评论人，著有《走向后现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评往何处去》、《知识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