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徐賁：「強制說服」下的羊群變異──五七幹校與中國知識分子

始於1968年、旨在對中國知識分子進行思想改造的「五七幹校」，距今已經整整五十年。它是1949年後中共對知識分子的長期「強制說服」過程的後期階段。這種強制說服的努力隨後被部分放棄，改用其他更為有效的利誘和操控方式，一直延續至今。半世紀之後回首，「五七幹校」這段歷史更加值得思考與反省。

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審閲中央軍委總後勤部報告後致信林彪（即《五七指示》）。15日，中共中央轉發該指示，號召將軍隊辦成一所「大學校」，並要求工農學商等各行業依此辦理。1968年10月4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柳河「五七幹校」為機關革命化提供新的經驗》一文，並在「編者按」中發表毛澤東的批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於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之外都應該這麼做，在職幹部也應該分批下放勞動」。在這一「最高指示」下，從1968年到1976年五七幹校解散，中國大陸各省市五七幹校下放的幹部達百萬人之多，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作為思想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

思想改造是一種 「強制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在各國普遍存在於一些強制社會化程序中（如罪犯改造、戒毒、反邪教、心理治療等）。而在中國語境裏，強制說服則是一種意識形態主導的大規模思想改造，其涉及面之廣、強制手段之發達是其他國家難以相比的。

在中國，對知識分子的強制說服並不僅僅針對個人，而且針對整個知識分子群體，其目標是讓所有成員在行為和思想上朝着意識形態所規定的方向發生實質轉變，並將轉變永遠固定下來。「強制說服」以「說理」面目出現，「教育」與「學員」讓幹校表面上像是「學校」，但實質上，正如一些親歷者見證和回憶彙編——包括賀黎、楊健採寫的《無罪流放：66位知識份子五七幹校告白》（以下引語未特別註明者均出自本書）和趙豐編纂的《紅色牛棚：中國五七幹校紀實》——所揭示的，這是一個奴化式勞改營、一個折磨肉體和精神的「紅色牛棚」。

「強制說服」三階段：瓦解、改變與再造

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教授沙因（E. H. Schein ）在《強制說服》一書裏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強制說服三階段，分別是「化凍」（defreezing）、「改變」（change）和「再凍」（refreezing）。用我們比較熟悉的說法，不妨分別稱為「瓦解」、「改變」與「再造」。其基本邏輯是：第一，先把改造對象在社會上和他自己心裏搞垮，使之徹底瓦解；第二，迫使他發生自我觀念和價值觀的變化；第三，鞏固他的新觀念，防止動搖或復舊，鞏固永久性再造自我的效果。

1949年後，經過一次次政治運動、尤其是1957年聲勢浩大的「反右」運動，對知識分子的長期思想改造已經取得成果。在1968年開辦五七幹校之前，知識分子的「瓦解」和「改變」這兩個階段其實已經完成，「再造」的結果也已經清楚顯現。在這個整體強制說服的過程中，五七幹校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階段性的「改變」和「再造」，並不是如宣傳所說的那樣是一次全新的「脱胎換骨」。

在強制說服的過程中，五七幹校所起的作用只不過是階段性的「改變」和「再造」，並不是如宣傳所說的那樣是全新的「脱胎換骨」。

沙因在《強制說服》中指出，面對思想改造壓力，人們有三種不同的應對方式：第一種是在內心發生信念的改變（持久、穩定的變化），第二種是在特定環境中作適應性改變（暫時的、不穩定的變化），第三種是人格和智識的抵抗（拒絕改變）。

1957年之前，擔任領導職位的黨內知識分子（資格老、地位高、立場堅定、一貫緊跟）都是屬於第一種人，如周揚、夏衍、陽翰笙、田漢、丁玲、陳啟霞等。1957年他們當中不少人成了「右派」，被剔除出領導行列，但並沒有成為第三種人。而第三種人的人數很少，「反右」中有儲安平、林昭，文革中有張志新、遇羅克，還有如傅雷般以死抗爭的人物。長期以來，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屬於第二種（或至少是被改造者視為第二種）。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瓦解」、「改變」、「再造」三階段的特徵，在第二類人身上看得最為清楚。

沙因指出，強制說服的每一個階段都有它的首要目標，也有一套說服、影響、操控和強制手段。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第一個階段是「瓦解」（或沙因所說的「化凍」）。這是為長期改造和控制所做的準備工作，也是思想改造的基礎工程。再造「新人」必須先摧毀舊人。「瓦解」是脱胎換骨的「脱胎」。而脱胎需要徹底摧毀「舊」知識分子的人格、尊嚴和自我知覺。

瓦解或脱胎本身並不是思想改造的目的，而只是階段性的目標。它要迫使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先軟下來，失去抵抗的心理和意志力量。知識分子自視清高、有骨氣、士可殺不可辱等，這些構成了知識分子的傳統自我知覺和自我觀念。這種所謂人格、傲氣、自尊看上去非常堅硬，其實不過是凍成冰的水，只要使之融化，便會變得柔順如水。

與瓦解目標相一致的主要手段是：第一，無休止的開會、學習、批判，揭露和控訴他們的「原罪」（剝削階級代言人、不勞而獲、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高高在上，脱離工農等）。第二，把他們組織成相互蔑視、嫉恨的高壓同儕群體。在這樣的人群中，知識分子們互揭瘡疤、相互抹黑——揭發個人生活劣跡、隱私醜聞、敵偽漢奸往事、道德污點、不堪行為、勾心鬥角的髒事等。知識分子本來就有文人相輕、搬弄是非、惡意妒嫉、尖酸刻薄、積怨記仇的毛病，這正是統治者可以方便利用的人性陰暗心理。用階級鬥爭的高尚名義來清算這些個人恩怨，讓人性的陰暗和骯髒有了盡情發泄的機會。誰的發泄越無恥、越卑鄙，誰就越因「覺悟高」「進步快」受到表彰。其結果便形成一種螺旋式下降的卑鄙無恥，讓所有知識分子在「狗咬狗」的過程中「集體臭掉」。

強制說服的第二階段是「改變」，目標是讓他們厭棄和擯除原來那個有自尊的自我和人格，朝意識形態規定的方向發生轉化。「改變」看上去彷彿是個體選擇，其實是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是一種在逆境中的自我調適。脆弱的個體為了逃避自己因人格破損、自尊心坍塌、自負心理崩潰所造成的焦慮和恐懼，唯一能看到的出路就是在新環境找一個能填補自我需要的替代品。

尋找替代品的自我調適源於「認知失調」。它指的是人在接觸到一些有違原先信念或價值的事情之後所出現的衝突狀態。這種衝突會引起不適和焦慮，而當事人則會採取化解措施。許多知識分子在被改造時，會在自己的獨立人格理想與被迫的無條件服從之間感受到一種惱人的矛盾衝突。倘若放棄獨立人格，許多人會為此感到羞愧。為了平息內心的羞愧，他們需要為自己的放棄找到合理解釋，勸藉自己稱這是一個正確選擇。自己選擇放棄獨立人格不是因為懦弱和害怕，而是因為有了新的「覺悟」，是一種思想「進步」。這種調適開始是一種自我欺騙，但最後會弄假成真，「轉變」便是弄假成真的結果。

強制說服的第三階段是「再造」（「換骨」），也就是沙因所說的「再凍」，其目標是鞏固思想改造的成果，讓調適性的不穩定變化變得持久而確定。換骨最重要的表現是「行動」。如果沒有持續不斷的行動，任何思想的轉變都無法驗證。但這也是思想改造的一個致命悖論，使它不可能真正成功——真正改造的思想是存在於人頭腦裏的，無需也無法做可見的確實驗證，不得不借助於可見行為的驗證。因此所謂思想改造其實是一種行為訓練。思想改造也因此成為行為訓練的副產品。

以正確行為來鞏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成為一種在思想高壓下具有持續效應的虛偽訓練，也是今天中國社會集體假面化和謊言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行為對思想的驗證是本末倒置的。思想指導行為，有真實的思想才有真誠的行動。行動則是可以偽裝的，用可以偽裝的東西去證明必須是真實的東西，給虛偽提供了機會，為腐敗鋪平了道路。宗教改革之前，天主教信仰必須以「事功」來證明信仰，信仰反倒成了「事功」的副產品。因為事功的喧賓奪主，教會變得偽善和腐敗。只要上教堂、做禮拜，哪怕私生活再不道德，也是一個好教徒；只要買贖罪券，犯下再大的罪過也能贖回煉獄之刑。以正確行為來鞏固思想改造的成果，成為一種在思想高壓下具有持續效應的虛偽訓練，也是今天中國社會集體假面化和謊言化的一個主要原因。

強制說服的瓦解

在中國，知識分子的徹底「脱胎」並非始於文革，相比文革前（尤其是反右運動）和文革最初兩年間對知識分子的暴力殘害來，五七幹校的「脱胎」功能似乎反倒顯得温和了許多（至少在許多知識分子的個人感受上是如此）。幹校的嚴酷性也不能與北大荒、夾邊溝、青海湖這種地方的勞教懲罰相比。

到反右和文革之前，許多舊知識分子的骨氣和獨立人格已經被徹底摧毀了。但五七幹校的知識分子裏，許多新社會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是黨的人，不需要「脱胎」。例如1958年大學畢業的何西來說，「毛澤東說過，從舊學校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他們的歷史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我們是從共產黨領導的新學校裏出來的，把這種學校也歸入『舊學校』，我想不通。」李少白說，「（1967年）被揪出來，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我那時35歲，已有12年的黨齡，可以說是黨一手培養出來的電影工作者。一夜之間變成了反黨分子，既迷糊、忿滿，又有點恐懼。」

對於五七幹校學員來說，知識分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種集體原罪，與個人歷史是否清白沒有關係。

然而，對於何西來、李少白這樣的幹校學員來說，知識分子的身份本身就是一種集體原罪，與個人歷史是否清白沒有關係。這種集體原罪是1949年後，改造者對知識分子進行精神瓦解的主要攻擊武器，也是摧毀知識分子集體自尊和自我認知的有效手段。正如陳徒手在《故國人民有所思》裏所說，「1952年以後，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運動接連興起，風雨中的運動力度時重時輕，在全國範圍內讓知識分子在思想領域無處可遁」。

讓知識分子無堅可守、無處可遁的頭條戰略，就是定他們的「原罪」。這是瞄準知識分子軟肋的致命出擊。法國社會學家埃呂（J. Ellul）指出，知識分子自以為擅長於抽象思考和理論，喜歡玩弄理論，也樂於接受理論；因此最容易用理論來說服、動搖、打垮他們。階級鬥爭的「革命理論」於是便成為在思想上降服他們的高招，也是定他們的階級原罪特別有效的殺手鐗。從對知識分子「階級特性」的分析，順理成章地推導出他們的動搖、自私、思想骯髒和沒落階級性，引發他們的罪感、羞恥、慚愧，自我鄙視。這就非常有效地讓他們陷入情緒性上的極度不安、焦慮、恐懼。在這種心態下，緊跟政治風頭「爭表現」，成為唯一可以平伏焦慮不安的辦法。

1953年10月，由於麪粉生產緊張，北京市有了新規定：工人每人供應18斤，教授每人12斤。黨內高層還在擔心教授們是否會有所不滿，豈料不少知識分子比領導的覺悟還要高。學者向達在會上說，「關於麪粉問題，政府想了很多辦法。今天政府關於麪粉的決定很正確」。湯用彤回到家裏，就決定每天早晨要吃一頓粗糧，並且向愛人講增產節約的道理。經內部簡報報導後，湯用彤也成了「積極宣傳執行」政府政策的先進典型。

知識分子在「革命理論」面前的低能與他們的學業精湛形成了奇特的對比。阿倫特曾指出，知識不等於判斷力。同樣，有知識但缺乏判斷力是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通病。此外，這還與意識形態理論本身的欺騙性有關。它就像宗教信仰一樣，既無法證實，也無法證偽，要靠信徒的「證人擔保」（warrants）來證明其正確。擔保人越多，理論越顯得正確和誘人。用來給知識分子定原罪的階級鬥爭革命理論正是如此。出於各種目的，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指證自己或他人的階級「罪孽」，階級鬥爭的理論就越來越正確而有說服力。這是一種因「競相擔保」而迅速產生的「羊群效應」，即個人觀點因真實的或想像的群體影響壓力，而向與多數人相一致的方向發生變化。

知識分子的虛假、偽善、猥瑣在歷次運動中頻頻上演，到文革時早已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在五七幹校裏發生的許多揭發和鬥爭，不過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證明自己階級立場堅定、政治進步、覺悟高的最好辦法，就是指證別人有罪，於是揭發、告密、出賣、打小報告蔚然成風。歷次運動都是如此。陳徒手對1954年「批判俞平伯運動」記敘道，「高校的紛爭亂象開始呈現，人人自危，相互牽扯。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準備寫三篇文章，分別是批判俞平伯、胡適和檢討自己。而北師大中文系主任黃藥眠卻把批判目標對準李長之，認定李長之在《文學遺產》所發的有關陶淵明的文章有問題。黃布置下屬印發李的文章準備討論，展開鬥爭。同在北大的教授周祖謨只能拿王佩璋替俞平伯寫文章之事作為批判的話題，說俞找別人寫文章，署自己的名字是嚴重的剝削行為，而自己未能很好勸阻，必須做出誠懇檢討」。 知識分子的虛假、偽善、猥瑣在批俞平伯、反胡風、批胡適、反右等運動中頻頻上演，到文革時，早已形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傳統，在五七幹校裏發生的許多揭發和鬥爭，不過是這一傳統的延續。

五七幹校裏揭發和鬥爭最激烈的是搞「5•16」（即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瓦解的主要對象也是所謂「5•16分子」。相比1950年代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集體定罪，此時知識分子的奴化已經完成，集體定罪都成了多餘，因此更多的已經是個人定罪。許庭鈞回憶道，「軍宣隊裏有一個剛參軍兩三個月的小戰士，年紀很輕。但是，有些『五七戰士』會上會下，開口閉口就說：『請小X做指示』『小X指示很好』『對我們很有教育』這樣的話」。對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沒有什麼人格可以「瓦解」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連坐罪感和自我糟踐是個不斷累積和加強的長期過程。到五七幹校的時候，知識分子在自己心目中和社會眼中早已「集體臭掉」，對他們的人格瓦解也早已完成。這時對他們再次批倒批臭，統治權力的炫耀表演遠超過實質意義。但是，對知識分子來說，早先給他們定下的「原罪」仍然構成了他們的主要罪名，也是對他們進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壓迫的主要理由。《無罪流放》這本書的書名就是對這個罪名的否定，是文革後知識分子的自我辯白。然而，這種自我辯白顯得如此軟弱、空洞和哀求。知識分子還遠未能改正他們對權力的附庸身份和習慣心態。他們在精神和心靈上也仍未能恢復健康，仍然生活在當年意識形態的陰影裏。

「羊群」中的「改變」

即便親歷運動，見證者的反思和言論也是有限度的，多數人只能欲言又止。一位幹校學員感歎道，「『文化大革命』就是群眾鬥群眾的運動。所謂『改造』，就是整人，效果適得其反……幾十年來的所謂『思想改造』，其實在多數情況下都帶有歧視性，因而在方式上是去醜化知識分子的人格，去摧毀他們的尊嚴，去侮辱他們……建國以來，對知識分子歧視、戒備為出發點的所謂改造，是有偏頗的。」在《無罪流放》一書裏，這算是少數比較深入的反思了。

「改造就是整人」這個說法，無意間提出了一些可以進一步反思的問題：什麼是「整人」？為什麼要「整人」？是怎麼「整」的？依靠怎樣的環境條件？整人與受害感覺之間的關係如何？這些問題都可以從強制說服理論得到一些解答。

強制說服的第一個階段（瓦解）一旦成功，足以讓知識分子陷入一種人格破損、自尊蕩失、無助無力的空虛和幻滅之中。在這樣一個徹底軟弱的狀態中，他們變得柔順而易於操縱。這為誘使他們轉化自角色意識和自我知覺創造了可行條件。那些以前自以為是、桀驁不馴、好為人師的知識人士變成一群驚慌不安、垂頭喪氣、惶惶不可終日的被改造者，不管是否被整，每個人都已經成為這個「羊群」中的一員。與動物羊群所不同的是，知識分子的軟弱和屈從讓他們中的許多人充滿了自我懷疑和自我鄙視，在自己心裏抬不起頭來，挺不直腰桿，因此更需要依靠一個永遠正確、強大、有力的改造者來引導他們。他們服從這個改造者，在後者的指示和暗示面前，既沒有抵抗的意願，也沒有抵抗的能力。

五七幹校近於完美地造就和擁有一個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人群條件，非常有利於強制說服的思想改造。

以研究政治暴力和思想改造而聞名的美國心理學家利夫頓（R. Lifton）發現，只有在人群中進行的思想改造才是最有效的。在人群中發起強大攻勢，特別能動搖個人的自我知覺，引發與改造者意願相一致的行為和態度變化。

這個人群必須高度組織化，受到嚴格的紀律約束，並在他們之間形成多種可以相互監視和影響的關係。這個群體最好是由背景差不多的人們構成，這樣同伴便能最有效地施加壓力。同時，在人群之外還必須動用整體社會環境的力量。只有保持外部的整體壓力才能鞏固新的行為方式。沙因說「再凍」需要保持必要温度條件，指的也是這樣的外部條件。五七幹校近於完美地造就和擁有一個高度組織化、紀律化的人群條件，非常有利於強制說服的思想改造。而全社會正在進行的文革，則是改造所需要的整體壓力條件。文革一結束，五七幹校便也就自然煙消雲散了。

利夫頓指出，對特定人群的思想改造，需要不漏死角的全面控制，以達到最大和最有效的思想改造效果。這樣才能有效地造就「易變的自我」。他總結出八個要素：1. 控制交流；2. 情感和行為操控；3. 與意識形態要求絕對一致的行為，鼓勵先進，批評落後；4. 不斷檢討和交代（改造永遠不會徹底）；5. 意識形態絕對正確、永遠正確（絕對權威提供意識形態的正當性）；6. 運用正確的語言（用新語，且只用新語來思考一切問題）；7. 按意識形態的教條來解釋人的經驗、感情和自我意義；8. 對不改造者非人化，視他們為低劣、可鄙、可恨的危險分子。

強制說服的第二個階段目標是迫使被改造者放棄原有的自我知覺和行為，朝意識形態規定的方向發生轉化。與這個目標相一致的主要改造手段是誘導依從（compliance）。美國心理學家格里格（R. J. Gerrig）和津巴多（P. G. Zimbardo）在《心理學與生活》（Psychology and Life）一書裏解釋道，引發依從可以從行為的變化來「使你與他們的直接要求相一致」。最常見的手段是利用「互惠」「承諾」和「稀缺」的心理機制。而《無罪流放》中就提供了不少相關例子。

表揚和鼓勵是一種常見的「互惠」機制——被改造者勞動積極，改造者引為自己的工作成就，於是向積極分子施以「榮譽」的恩惠，以榮譽再交換更賣力的表現，一位幹校學員回憶道，「我們班常受到表揚，勞動一天，收工回來，大家已經累得很，我們還要為大家做好事，例如填填不平的道路，搭個曬衣服的架子等等，儘可能為大家服務。剛下幹校，我拎個熱水瓶都覺得累……到後來能搬六塊磚。在勞動中的確鍛鍊了我，幹起活來，心情非常愉快」。

改造者明白被改造者的這種求寵心理，善加利用，便能增強他們的依從。

幹校裏的人一邊稱自己心情愉快地積極勞動，一邊用積極勞動來爭取早日回城的機會，這在插隊知識青年那裏也是司空見慣的。這種表演依從的行為並不僅僅是行為者的虛偽，也是改造者的承諾所致。改造者明白被改造者的這種求寵心理，善加利用，便能增強他們的依從。改造者承諾給予的是稀缺物品——無論是回城工作，還是回家探親，或讓家屬來探親，都是所有人渴望、但只要少數人能夠享受的機會。賞賜稀缺物品是一種恩惠，也可以變成一種「互惠誘導」，索取依從的手段。

人群是誘導依從的有效環境，也是改造的「整人」環境。用文革中的話來說，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這也是五七幹校故意設置的整人環境。周明在回憶中說，「可能是為了改造需要，右派、革命群眾、走資派都相互交叉分配在一起，互相形成監督改造環境。江豐是前中央美院的院長，但把他放在基建連勞動，還有來自解放區的老幹部、許多藝術家。比如我們排就有江豐、鍾靈、丁聰、米穀等美術家。我們班的班長是一個很有特色的圖片社的營業員……在她眼裏知識分子和四類分子差不多。她對人講：『我們班太複雜了！有六個大學生、一個研究生，你說複雜不復雜』」。

雖說許多下幹校的人都覺得「改造就是整人」，但不同的人對「整人」的感覺是不同的。「整人」本來就是一個非常含糊的說法。從「找你麻煩」「要你好看」到「叫你心顫膽裂」「生不如死」，整人的目的是惡意地讓人「受罪」，但是受罪程度差別可以極大，以至一些罪在另一些罪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甚至不像是在受罪。

文革中群眾鬥群眾的整人，在於它讓誰都必須在思想上繃緊了弦，戰戰兢兢地生活在對他人的戒備、懷疑和提防中。這種孤獨、焦慮和驚恐，可以說是每個人都能感受到的整人效果。然而，這種整人訴諸的大多是隱性暴力，與流血、酷刑、殺戮的顯性暴力相比，它因顯得温和而被許多人忽視。久而久之，他們對此變得麻木不仁。造成這種麻木的是「比下有餘」的心理幻覺。美國心理學家威爾斯（T. A. Wills）在《社會心理學的往下比原則》中指出，「比下有餘」是一種心理機制，能讓人產生安全和滿足感，提升良好的自我感覺。

曾下放在團泊窪五七幹校的範慧勤回憶道，「團泊窪農場的規模很大，是犯人勞動改造的地方。我們勞動時，能看到勞改犯們穿着一色的衣服也在地裏勞動，有時在路上見到零散的犯人，有的還加了鐵鐐。……有一兩次，連裏緊急通知，說有犯人逃跑了，要大家趕緊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來，以防犯人偷衣服穿了逃跑。還有一批『右派』分子也在這裏勞動，我們和他們聊天，得知他們大都是技術人員、專家，在這裏勞動已經多年。」

與這些勞改犯和右派分子相比，幹校學員的日子可以說是過得挺好的了。與極端不自由的人一比，人就算是受了一點罪，也會對自己的處境有自由和滿足的感覺。不少團泊窪幹校的學員回憶種菜養豬、改善生活的光景，除了一些不順心的小煩惱，日子過得還算滋潤和自由自在。著名詩人郭小川在幹校裏寫下了這樣的詩句：「我們怎能不歡樂！/因為我們拼命勞動；/我們怎能不歡樂呵！/因為我們拼命革命」。文革中許多人所謂的「歡樂」和「幸福」就是這樣比出來的，在五七幹校裏也是一樣。

結語：改造者與被改造者同陷惡性循環

五七幹校強制說服的思想改造，可謂既沒有結果，又有結果。

沒有結果是因為它的最後一個階段「固化改變」（再造）可謂完全失敗。即使那些在幹校裏表現最積極的人們，在能夠離開幹校、回到他們熟悉並熱愛的城市生活中去的時候，沒有一個不巴望離開，也無一例外地都回去了。所有那些信誓旦旦要一輩子給工人、農民當學生的，沒有一個最後是按誓言留下來「紮根幹校」的。

但是，這種思想改造卻並非沒有成效，它留下了持久的改造印痕——幹校的經歷讓他們更深刻地了解，要活下去就必須隨波逐流和乖乖聽話，真實的思想是危險的，所以必須要帶着假面生活，而且還要假裝自己並沒有裝假。這不是思想改造原來要的那種「變化」(change)，而是一種始料未及的「變異」（mutation）。

同樣，反右運動雖然沒有真的找到右派分子，卻永遠改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和心態、尤其是他們和後輩知識分子的處事和行為方式。雖然幾乎所有右派分子後來都被平反，但反右運動對廣大知識分子的強制說服效果卻依然長期存在，並在這個意義上成功地改造反右之後的知識分子。後者再也不可能恢復到1949年以前的狀態了，他們已經固定而持久地變成了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新品種——狡黠、精明、犬儒、善於偽裝。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知識人的人格破損、自尊心坍塌、道德意識崩潰，已經在新環境下適者生存需要的過程中演化出新的「文化人」基因。

思想改造的結果，是讓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共同陷入一種越改造越弱智的惡性循環。

而思想改造的結果，是讓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共同陷入一種越改造越弱智的惡性循環。德熱拉斯（M. Djilas）在著名的《新階級》一書裏指出，無論為意識形態的思想改造投入多少人力物力，「這一切手段所收穫的效果並不大。在任何情況下，效果與所花費的力量及方法都不相稱」，它之所以還在繼續，不是因為它真能改變人們的思想和信念，而是因為它能「使一切與官方不同的意識都不可能表現出來」。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有效的。 這種思想改造需要付出極高的社會代價，那些自以為是改造者的「寡頭與救世主」，「恰恰因為他們窒息了他人的意識，削弱了人類的智慧，使得人們鼓不起勇氣，立不起志願，以致後來連他們自己也變得衰老，頭腦空洞，沒有思想，而且完全沒有那種由無私的思考所激發的求知熱情」。

如今，五七幹校早已成為歷史的過去。但是，那個窒息知識分子的意識、削弱他們的智慧，使他們「鼓不起勇氣、立不起志願」的強制說服機制並沒有消失，並在新時代衍生出新形式。五七幹校的故事，不過是1949年之後知識分子人群屈辱和自辱歷史的一部分，而這一歷史還在延續。

（徐賁：旅美學者，著名評論人，著有《走向後現代和后殖民》、《文化批評往何處去》、《知識份子和公共政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