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伦：五月风暴、乌托邦与文明批判——写在1968学运五十周年之际

【编者按】1968年3月，法国南特尔文学院学生因越战导火索而发起抗议及占领运动。事态逐渐蔓延，同年5月3日，警察进驻巴黎大学，动用强力驱赶学生，导致局势激化，点燃了震动世界的“五月风暴”。这场因学生抗议而起的社会运动，深刻地改变了战后法国乃至西方社会的面貌，并进而影响到华语世界的认知。在“五月风暴”50周年之际，端传媒以专题评论与访谈，回顾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代意义。

历史上所有重大的社会运动之所以能形成，固然都有某些必然因素，但运动的发展及结束形式，却往往可能有许多偶然。

半个世纪前，一场世界性的抗议风暴席卷众多国家，在五月的巴黎形成高潮，因此也被人冠以“五月风暴”之名。但事实上，法国这起事件，只是那场全球性（尤其是西方社会）抗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许是因其戏剧性强烈、诉求范围广泛、以及传递的文化意涵及政治后果，人们往往将其视为那年运动的代表。而那场运动的形成有时代和思想的多重要因，迄今我们还能在各种领域闻其回响，睹其遗绪。

正如法国记录片《红色年代》（Les années rouges）所揭示的，近代历史上就会有一些年份，世界各地会同时发生一些类似的激荡事件。1968年就是这样一个年份，正如二十年后的1989年。

在1968年前后，从美国到欧洲，从拉美到亚非，各地的抗议此起彼伏、波涛汹涌。当然其中各自的背景、主题和成因并不一致，但分析起来，亦不无相通之处。中国的文革当然无法与同年日本学生因修建美军医院、机场以及美舰到访展开的抗议类比；而那期间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治下西班牙学生的民主抗争，与意大利、法国的学生运动显然又有不同；至于稍早从柏林自由大学发端、因教学与管理上的问题引发的德国学生抗议，与华沙学生反抗出版与言论禁忌、教师受迫害，在形式上可能有类似之处，但本质上却差距甚远……但那一年, 这些运动又确实同时发生了。各地的抗议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汇集到这一世界性的抗议巨潮中，彼此刺激，相互启迪——哪怕是以误读方式来吸收来自远方不同背景下社会变动的能量与信息，以此增添自己的信心。

主题的同构与越战的聚焦

抛去各地运动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社会心理基础、运动诉求，大体上我们可以将六八年的抗议运动主题做如下概括归纳：一是对越战的抗议；二是西方社会一代年轻人（以学生为主体）对既有教育制度、社会规范、文明走向的不满与反抗；三是不同社会各自实现或深化民主自由的诉求；四是民族、族群的政治与文化主体性的宣示。

这四类命题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相互交织、重叠、激荡，才酿成那样全球性的飓风。如果是单一目的与动力源，显然无法造就那样广泛的世界性震荡。而越战又在特定时空下起到某种聚焦作用，成为连接各种抗议的一个时代主题；对权威的质疑、批判与反抗——从对世界范围的霸权，到各个国家地区内部、乃至家庭成员——构成所有这些运动的一个共同特征。

对权威的质疑、批判与反抗，构成所有这些运动的共同特征。

无论当时或今日的人们如何用冷战态势中堵截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必要来论证越战的合理性，但那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电视直播战争对神经与道德的刺激，或许是现代人难以想像的。在一个落后农业国的天空，成批飞着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最现代轰炸机，热带丛林中的硝烟与火焰，巨大的弹坑，流离的平民，死亡伤残的战士，小女孩无助的身影，《现代启示录》（Apocalypse Now）所传递的那种血腥、荒诞、残酷与意义的迷乱，很难不激起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内部）带有理想色彩的年轻一代的反弹。

全球范围内的反战运动，既是年轻人对各国政权的反抗，也是对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中美国霸权势态的不满，一种延续战后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平等的或真实、或虚幻的理想，依旧在激励他们。铁幕后的苏联，已不再是许多人向往的理想之国。那年春天，布拉格街头的苏军坦克，不仅碾压了捷克人的自由之梦，也彻底形塑了苏联的霸权与压迫象征。

而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消费社会来临，许多年轻人一方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某种新的对自由的渴望、信心与冲动在凝聚；但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感到真实的自由正受到官僚与技术的无形禁锢与统驭。战火中的贫弱越南让他们充满理想与正义感的内心感到痛苦，成为其投射同情心的最佳土地。

封闭的、高举乌托邦平等主义旗帜的中国，则成为许多人隔雾观花的精神寄托之所。至于像巴西等第三世界“依附国家”的学生抗议越战的行动，显然既受西方学生运动的影响，又与这些国家自身试图挣脱美国控制、争取民族自主与实现内政自由的诉求相连。

在美国，反战运动本就是六十年代黑人民权运动的孪生兄弟，民权运动刺激了年轻人对社会不公的敏感、对压迫的批判与反抗意识，推动了反战运动的形成；而反战运动又给了原本日渐内卷、弱化成一种纯黑人认同运动的民权运动以新的影响与动能。从华盛顿1967年10月的反战大聚会，到次年马丁•路德•金被刺后纽约的大游行，美国内部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抗争、与外部的反战相互贯通、互相论证、彼此激励。

主体、风暴的聚成与新型抗议

如果说越战为这场世界性风暴提供了某种聚焦的风口，那其更深层的聚成原因，就要到整个战后的政治、社会、文化的演变中去探寻。现代性的核心是主体性的诞生与不断扩展。从十九世纪后半叶到两次世界大战，人类经历了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变迁。个体与集体的主体性诉求，在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下以或直接、或扭曲的方式持续发展着。

1960年代末，经战后二十多年的演变，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政治变迁开始酝酿，但其核心依然是作为现代性标志的主体觉醒。彼时，共产主义世界的动能已开始衰减，铁幕后的压迫内情进一步被人知晓，战后高扬的共产主义旗帜光彩开始黯淡。尽管第三世界国家的左翼（包括共产主义）运动依然强劲，也为这些民族主义诉求提供了普世性资源，但造成其后来退潮的症候已开始发酵。许多国家的左翼运动也越来越向一种自由民主运动靠拢。东欧社会已经开始酝酿对斯大林体制的新一波反抗，公民社会意识的复苏、年轻人对体制与官僚们的不满正通过各种方式浮现，那些被斯大林以暴力纳入麾下阵营的民族，也开始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民族话语与政治空间。

在西方，来自大西洋两岸的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和阿兰•图海纳（ Alain Touraine） 分别从各自的观察视角几乎同时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启发人们对即将到来的社会形态的思考与探索。在经历了多年高速增长后，战后“婴儿潮”一代已经长大成人，但核战阴影依旧，他们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主张更广泛的自由、文化的更新、社会与性别上的平等，他们既对二战后掌权一代人的权威及守旧日渐反感，也难以再忍受一些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同时对正在形成的 “程序社会”（société programmée）的官僚理性化管理抱敌视与反感，对工业发展所带来的环境破坏感到忧心。在存在主义与批判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对技术与资本对人性宰制的可能性后果表示抗拒，寻求本能的、自然的人性解放。

战后“婴儿潮”一代长大成人，他们渴望自我价值的实现，主张更广泛的自由、文化的更新、社会与性别上的平等，他们对权威及守旧日渐反感，也难以忍受一些传统社会规范的束缚。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提升社会整体文化水准的同时，也造就了更具知识及批判意识的年轻一代。他们对大学的物质条件、传统功能、教学体系与方式表示不满与怀疑，反对将大学变成一种培训批量性生产工具人的场所，以服务于资本主义牟利目的。而在企业里，人们也越来越难以忍受工业生产中那种从世纪初传承下来的机械生产方式。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在年轻人眼中依然可能，尽管这种理想社会可能被他们设想成不同形式——从最具乌托邦色彩的、生活方式透明的未来社会，到重新启用传统的、自然性社群生活。

在西方社会那年发生的所有学生抗议活动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上述特征，虽然各地引发运动的具体原因多有不同，但有关教育的目的与形式成为博弈的核心场域和冲突主题，却是普遍性现象。

与十九世纪以来传统的政治与社会冲突不同，这些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并不以经济诉求为主，即便在法国后来工人大规模介入、举行罢工后，这类经济诉求依然不能算上主流。受庸俗马克思主义观念影响甚深的观点认为，这种西方发生的社会运动注定与经济诉求相关，以经济基础作为动力源。但事实上，运动诉求即便不能说与经济毫无关系，至少也没有大的关联。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运动”或“文化革命”，它的指向是社会与文化意识和规范的更新，教育内容与形式的再造。正如图海纳在五月风暴结束不久写下的经典之作《乌托邦共产主义：六八年五月运动》中所分析的，作为长期形塑作为西方社会运动主体的工人运动的那种“被剥削意识”，已被这些新抗议者所感受的“一种被异化与压制的意识所替代”。

同样以“五月风暴”为样本不难发现，尽管全国性的工人与职员因声援学生而发起的罢工起到推波助澜的极大作用，也给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但迄今人们所记取的，依然是巴黎拉丁区学生抗议的那些口号与画面，影响至今的还是那些带有文化意涵的诉求，因为这才是这场运动最重要的本质性特征。不仅经济不是这场运动的本质，连政治权力也不是，抗议的学生们从议会、政府部门前经过，并没有表示出什么占领的热情。相反，他们占领大学、占领剧场，因为在他们眼里，那才是当下或明日文明博弈的主战场。

文明的批判与乌托邦

在所有重大的文明变迁时代，人们常常操着旧有词汇与话语去描述其有关未来的设想。从1968年3月22日南特尔大学 (（Université de Nanterre）学生开始占据教室、抗议此前本校学生因举行反对越战活动而被捕，一直到五月中旬拉丁区的街头抗议，再到各行业罢工直至运动结束，许多传统左翼话语依然高调流行，所谓“反法西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批判与反抗，充斥着许多抗议的场合；马克思、列宁、胡志明、毛泽东的画像贴上索邦大学的门廊，某些反叛的学生身着毛式服装、戴上格瓦拉（Che Guevara）的帽子，引用着他们的语句，凸现革命者的风采。但同时，所有这些革命话语的引用，都带有这些革命导师们自己也听不懂的成分了。革命导师们的时代在西方已过，尽管他们的话语依旧时髦。

所有这些革命话语的引用，都带有这些革命导师们自己也听不懂的成分了。革命导师们的时代在西方已过，尽管他们的话语依旧时髦。

年轻学生们的真正导师，已是马尔库塞（H. Marcus）、阿尔都塞 （L. Althusser)）这些后现代味道极浓的资本主义批判者， 而后者教导出的那些激进高师学生们所展示的行动局限也已说明，作为中产阶级子女一代的大学生，绝大多数已经不会再走到传统革命导师指引的那条道路上去。即便是“五月风暴”中最具反抗象征的街垒，也不外是对警察打压的一种心理发泄——“就是想做街垒”。

“（抗议用）铺路石之下，便是（度假）沙滩”（Sous les pavés, la plage）这句充满时代感的著名口号，展露了一代青年的“革命-资产阶级”特征。而另一句更加名扬四海的口号——“我越做爱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爱”，与其说是当时的真实两性实践，倒不如说透露出当时年轻人的向往。不要忘记，当年学运从南特尔大学酝酿时，最初的事件就是学生们要求能到女生宿舍去自由探访。

图海纳在其自传中也曾记录过这样一件趣事：当时最著名的学生领袖、社会学系学生肯本迪（D. Cohn-Bendit）被送纪律审查委员会时，图海纳作为该校社会学系主任，与同事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等人一起，陪他赴审查会，以便使其能得到公正的评判。曾有老师问肯本迪为何没有按时去考试时，他竟回答：“在做爱！”

可见，当法国和西方的大学生们误读了东方的文革和一些第三世界革命领袖语录的时候，这些革命领袖（包括中国的伟大导师）也在他们各自国度里同样误读着这些大学生。那是不同的运动，只借用了某些符号象征。要知道，这些大学生在索邦大学朗读革命领袖的语录的同时，也传诵着超现实主义诗人兰博 （Rimbaud）、 夏尔（Char）、布勒东（Breton）的诗句。他们高唱国际歌，却同样是被共产主义政权视为腐朽衰颓的“披头士”的狂热崇拜者。正因如此，马尔库塞才会说“学生运动不是一种革命状态，甚至不是一种前革命状态”。

在学生眼里，执掌政权已十年、日渐衰老的戴高乐尽管曾是法国人的英雄，但此时更象一个代表威权的祖父，已经变得让人生厌。他们主张直接民主、自我管理、消除官僚机构、与教师平等的教育方式。这一切都指向对权威的彻底颠覆，也因此注定具有乌托邦性格。

民主社会的权力性质，决定了选举仍是一种和平进行权力更替、实现社会诉求的最佳制度化途径。

至于因各种原因（尤其是警方处置不当或者压制措施被放大）所激发起的工人与职员声援学生的大罢工，显然也有各个阶层存蓄许久的一些不满动因，其中，各个阶层自我意识的强化与政治与管理上的保守氛围之间的反差，显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学生不断与工人进行思想对话、协调行动，也有些工人自治的尝试，但那些浪漫的乌托邦运动愿景，终究无法与现实持久地对抗。

而民主社会的权力性质，决定了选举仍是一种和平进行权力更替、实现社会诉求的最佳制度化途径。当议会提前解散、重新选举、戴高乐有关公投及强化民主的承诺等一系列措施抛出后，风暴慢慢得以平息。而工会最后也明白，罢工的唯一出路还在于就工会自由与基本工资的增长来与政府谈判，也因此获取了某些额外成果（如基本工资的增加）。显然，这都是那些不具备民主制度条件下的六八抗争所无法获取的。

五月遗产与新的时代

五月是青春的季节。那一年巴黎的“五月风暴”最终在口号与歌声中平息，然而世界上许多地区的抗议，却因为是对威权或极权体制挑战，而在枪声与鲜血中沉寂。要待多年酝酿后，新的风暴才能再起。

巴黎的那场青春风暴尽管有许多乌托邦成分，但却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革命的合理与荒唐、奋斗的正当性及其正负遗产，永远是一个不易理清的话题。一年后，戴高乐因修宪公投失败而辞职，运动中“戴高乐再见”的口号成为事实。文化及审美的变革悄悄发生，当初街头抗议时的涂鸦与漫画逐渐赢得了一席之地。服饰、着装形式、乃至发型都发生新的嬗变。

女生在学运中不是主角，却参与了所有的抗议行动，从此在学校、工厂以更强势的姿态要求平等权利，主张对自己的一切、包括身体的自主权。在那种对权威的质疑与反抗精神的刺激下，女权运动开始其近代历史上发端以来最重大的迈进。婚姻的形式及双方的地位角色也发生重要的变化。尽管今日从保守主义的视角有一千个理由去指责这种变化，但正像许多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在自身婚姻不幸时也乐意有一种更自由的解脱方式一样，六八年及其以后在这方面带来的变化，还是让婚姻生活更具人性、更合理化。

巴黎的那场青春风暴尽管有许多乌托邦成分，但却也深刻地影响了历史。风暴依旧在吹荡，只是换了形式而已。

六八年对技术统治的批判，并没有改变技术的扩展趋势，但强化了人们对技术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在这个意义上讲，或许在今天的信息技术时代，那些命题依然具有启示意义。人们对环境的看法也因此发生重大的转变，许多二十世纪后半叶新兴的社会运动多脱胎于六八，其中环保运动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攸关人类的未来。正因如此，并不关心传统政治的“五月风暴”，最终却以社会与文化议题的更迭再造，重新确定了法国乃至西方甚至是世界的许多政治议题，从这个角度看，半个世纪前的“五月风暴”依旧在吹荡，只是换了形式而已。

半世纪白驹过隙，当年的年轻人已经走向暮年。2018年，法国许多报刊上都有他们怀念青春激昂的文字，评议那场运动带给他们的欢乐、自由与意义。当然，与此同时，对六八年的检讨与批评也早已开始，人们一直在检省那场运动在带来自由与进步的同时引入的负面效果，以一种批判的精神，对待当年那场批判的运动。2018年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法国年轻学生试图效法当年，重新举起反抗权威的旗帜，但他们或许不知的是，时代不同，命题与社会心理也不再类似，再高喊几句五十年前的口号，注定不会有任何结果。或许该承续的，是那种人文精神与批判意识，在告别乌托邦的同时依旧心怀理想。文明需要不断地检讨批评，才能持续激发活力。或许，这正是1968年五月在50年后依然值得纪念的意义所在。

（张伦，法国塞尔奇-蓬多瓦斯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