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張倫：五月風暴、烏托邦與文明批判——寫在1968學運五十週年之際

【編者按】1968年3月，法國南特爾文學院學生因越戰導火索而發起抗議及佔領運動。事態逐漸蔓延，同年5月3日，警察進駐巴黎大學，動用強力驅趕學生，導致局勢激化，點燃了震動世界的「五月風暴」。這場因學生抗議而起的社會運動，深刻地改變了戰後法國乃至西方社會的面貌，並進而影響到華語世界的認知。在「五月風暴」50週年之際，端傳媒以專題評論與訪談，回顧這一歷史事件的當代意義。

歷史上所有重大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形成，固然都有某些必然因素，但運動的發展及結束形式，卻往往可能有許多偶然。

半個世紀前，一場世界性的抗議風暴席捲眾多國家，在五月的巴黎形成高潮，因此也被人冠以「五月風暴」之名。但事實上，法國這起事件，只是那場全球性（尤其是西方社會）抗議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許是因其戲劇性強烈、訴求範圍廣泛、以及傳遞的文化意涵及政治後果，人們往往將其視為那年運動的代表。而那場運動的形成有時代和思想的多重要因，迄今我們還能在各種領域聞其迴響，睹其遺緒。

正如法國記錄片《紅色年代》(Les années rouges)所揭示的，近代歷史上就會有一些年份，世界各地會同時發生一些類似的激盪事件。1968年就是這樣一個年份，正如二十年後的1989年。

在1968年前後，從美國到歐洲，從拉美到亞非，各地的抗議此起彼伏、波濤洶湧。當然其中各自的背景、主題和成因並不一致，但分析起來，亦不無相通之處。中國的文革當然無法與同年日本學生因修建美軍醫院、機場以及美艦到訪展開的抗議類比；而那期間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治下西班牙學生的民主抗爭，與意大利、法國的學生運動顯然又有不同；至於稍早從柏林自由大學發端、因教學與管理上的問題引發的德國學生抗議，與華沙學生反抗出版與言論禁忌、教師受迫害，在形式上可能有類似之處，但本質上卻差距甚遠……但那一年, 這些運動又確實同時發生了。各地的抗議者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彙集到這一世界性的抗議巨潮中，彼此刺激，相互啟迪——哪怕是以誤讀方式來吸收來自遠方不同背景下社會變動的能量與信息，以此增添自己的信心。

主題的同構與越戰的聚焦

拋去各地運動的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社會心理基礎、運動訴求，大體上我們可以將六八年的抗議運動主題做如下概括歸納：一是對越戰的抗議；二是西方社會一代年輕人（以學生為主體）對既有教育制度、社會規範、文明走向的不滿與反抗；三是不同社會各自實現或深化民主自由的訴求；四是民族、族群的政治與文化主體性的宣示。

這四類命題在不同國家背景下相互交織、重疊、激盪，才釀成那樣全球性的颶風。如果是單一目的與動力源，顯然無法造就那樣廣泛的世界性震盪。而越戰又在特定時空下起到某種聚焦作用，成為連接各種抗議的一個時代主題；對權威的質疑、批判與反抗——從對世界範圍的霸權，到各個國家地區內部、乃至家庭成員——構成所有這些運動的一個共同特徵。

對權威的質疑、批判與反抗，構成所有這些運動的一個共同特徵。

無論當時或今日的人們如何用冷戰態勢中堵截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的必要來論證越戰的合理性，但那場人類歷史上第一次電視直播戰爭對神經與道德的刺激，或許是現代人難以想像的。在一個落後農業國的天空，成批飛着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最現代轟炸機，熱帶叢林中的硝煙與火焰，巨大的彈坑，流離的平民，死亡傷殘的戰士，小女孩無助的身影，《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所傳遞的那種血腥、荒誕、殘酷與意義的迷亂，很難不激起世界上（尤其是西方內部）帶有理想色彩的年輕一代的反彈。

全球範圍內的反戰運動，既是年輕人對各國政權的反抗，也是對戰後形成的國際秩序中美國霸權勢態的不滿，一種延續戰後爭取民族獨立、國家平等的或真實、或虛幻的理想，依舊在激勵他們。鐵幕後的蘇聯，已不再是許多人嚮往的理想之國。那年春天，布拉格街頭的蘇軍坦克，不僅碾壓了捷克人的自由之夢，也徹底形塑了蘇聯的霸權與壓迫象徵。

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消費社會來臨，許多年輕人一方面享受到前所未有的物質豐富，某種新的對自由的渴望、信心與衝動在凝聚；但另一方面，他們同時又感到真實的自由正受到官僚與技術的無形禁錮與統馭。戰火中的貧弱越南讓他們充滿理想與正義感的內心感到痛苦，成為其投射同情心的最佳土地。

封閉的、高舉烏托邦平等主義旗幟的中國，則成為許多人隔霧觀花的精神寄託之所。至於像巴西等第三世界「依附國家」的學生抗議越戰的行動，顯然既受西方學生運動的影響，又與這些國家自身試圖掙脱美國控制、爭取民族自主與實現內政自由的訴求相連。

在美國，反戰運動本就是六十年代黑人民權運動的孿生兄弟，民權運動刺激了年輕人對社會不公的敏感、對壓迫的批判與反抗意識，推動了反戰運動的形成；而反戰運動又給了原本日漸內卷、弱化成一種純黑人認同運動的民權運動以新的影響與動能。從華盛頓1967年10月的反戰大聚會，到次年馬丁•路德•金被刺後紐約的大遊行，美國內部反對種族歧視的民權抗爭、與外部的反戰相互貫通、互相論證、彼此激勵。

主體、風暴的聚成與新型抗議

如果說越戰為這場世界性風暴提供了某種聚焦的風口，那其更深層的聚成原因，就要到整個戰後的政治、社會、文化的演變中去探尋。現代性的核心是主體性的誕生與不斷擴展。從十九世紀後半葉到兩次世界大戰，人類經歷了政治、社會、經濟與文化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遷。個體與集體的主體性訴求，在不同的歷史與文化背景下以或直接、或扭曲的方式持續發展着。

1960年代末，經戰後二十多年的演變，一些重要的文化和政治變遷開始醖釀，但其核心依然是作為現代性標誌的主體覺醒。彼時，共產主義世界的動能已開始衰減，鐵幕後的壓迫內情進一步被人知曉，戰後高揚的共產主義旗幟光彩開始黯淡。儘管第三世界國家的左翼（包括共產主義）運動依然強勁，也為這些民族主義訴求提供了普世性資源，但造成其後來退潮的症候已開始發酵。許多國家的左翼運動也越來越向一種自由民主運動靠攏。東歐社會已經開始醖釀對斯大林體制的新一波反抗，公民社會意識的復甦、年輕人對體制與官僚們的不滿正通過各種方式浮現，那些被斯大林以暴力納入麾下陣營的民族，也開始小心翼翼地拓展自己的民族話語與政治空間。

在西方，來自大西洋兩岸的社會學家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阿蘭•圖海納（ Alain Touraine） 分別從各自的觀察視角幾乎同時提出「後工業社會」概念，啟發人們對即將到來的社會形態的思考與探索。在經歷了多年高速增長後，戰後「嬰兒潮」一代已經長大成人，但核戰陰影依舊，他們渴望自我價值的實現，主張更廣泛的自由、文化的更新、社會與性別上的平等，他們既對二戰後掌權一代人的權威及守舊日漸反感，也難以再忍受一些傳統社會規範的束縛，同時對正在形成的 「程序社會」（société programmée）的官僚理性化管理抱敵視與反感，對工業發展所帶來的環境破壞感到憂心。在存在主義與批判的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下，他們對技術與資本對人性宰制的可能性後果表示抗拒，尋求本能的、自然的人性解放。

戰後「嬰兒潮」一代長大成人，他們渴望自我價值的實現，主張更廣泛的自由、文化的更新、社會與性別上的平等，他們對權威及守舊日漸反感，也難以忍受一些傳統社會規範的束縛。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的普及，在提升社會整體文化水準的同時，也造就了更具知識及批判意識的年輕一代。他們對大學的物質條件、傳統功能、教學體系與方式表示不滿與懷疑，反對將大學變成一種培訓批量性生產工具人的場所，以服務於資本主義牟利目的。而在企業裏，人們也越來越難以忍受工業生產中那種從世紀初傳承下來的機械生產方式。一個理想的未來社會，在年輕人眼中依然可能，儘管這種理想社會可能被他們設想成不同形式——從最具烏托邦色彩的、生活方式透明的未來社會，到重新啟用傳統的、自然性社群生活。

在西方社會那年發生的所有學生抗議活動中，我們都可以發現上述特徵，雖然各地引發運動的具體原因多有不同，但有關教育的目的與形式成為博弈的核心場域和衝突主題，卻是普遍性現象。

與十九世紀以來傳統的政治與社會衝突不同，這些以學生為主體的運動並不以經濟訴求為主，即便在法國後來工人大規模介入、舉行罷工後，這類經濟訴求依然不能算上主流。受庸俗馬克思主義觀念影響甚深的觀點認為，這種西方發生的社會運動註定與經濟訴求相關，以經濟基礎作為動力源。但事實上，運動訴求即便不能說與經濟毫無關係，至少也沒有大的關聯。這是一場真正的「文化運動」或「文化革命」，它的指向是社會與文化意識和規範的更新，教育內容與形式的再造。正如圖海納在五月風暴結束不久寫下的經典之作《烏托邦共產主義：六八年五月運動》中所分析的，作為長期形塑作為西方社會運動主體的工人運動的那種「被剝削意識」，已被這些新抗議者所感受的「一種被異化與壓制的意識所替代」。

同樣以「五月風暴」為樣本不難發現，儘管全國性的工人與職員因聲援學生而發起的罷工起到推波助瀾的極大作用，也給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但迄今人們所記取的，依然是巴黎拉丁區學生抗議的那些口號與畫面，影響至今的還是那些帶有文化意涵的訴求，因為這才是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本質性特徵。不僅經濟不是這場運動的本質，連政治權力也不是，抗議的學生們從議會、政府部門前經過，並沒有表示出什麼佔領的熱情。相反，他們佔領大學、佔領劇場，因為在他們眼裏，那才是當下或明日文明博弈的主戰場。

文明的批判與烏托邦

在所有重大的文明變遷時代，人們常常操着舊有詞彙與話語去描述其有關未來的設想。從1968年3月22日南特爾大學 (（Université de Nanterre）學生開始佔據教室、抗議此前本校學生因舉行反對越戰活動而被捕，一直到五月中旬拉丁區的街頭抗議，再到各行業罷工直至運動結束，許多傳統左翼話語依然高調流行，所謂「反法西斯」對「資本主義」的揭露、批判與反抗，充斥着許多抗議的場合；馬克思、列寧、胡志明、毛澤東的畫像貼上索邦大學的門廊，某些反叛的學生身着毛式服裝、戴上格瓦拉（Che Guevara）的帽子，引用着他們的語句，凸現革命者的風采。但同時，所有這些革命話語的引用，都帶有這些革命導師們自己也聽不懂的成分了。革命導師們的時代在西方已過，儘管他們的話語依舊時髦。

所有這些革命話語的引用，都帶有這些革命導師們自己也聽不懂的成分了。革命導師們的時代在西方已過，儘管他們的話語依舊時髦。

年輕學生們的真正導師，已是馬爾庫塞（H. Marcus）、阿爾都塞 （L. Althusser)）這些後現代味道極濃的資本主義批判者， 而後者教導出的那些激進高師學生們所展示的行動局限也已說明，作為中產階級子女一代的大學生，絕大多數已經不會再走到傳統革命導師指引的那條道路上去。即便是「五月風暴」中最具反抗象徵的街壘，也不外是對警察打壓的一種心理髮泄——「就是想做街壘」。

「（抗議用）鋪路石之下，便是（度假）沙灘」（Sous les pavés, la plage）這句充滿時代感的著名口號，展露了一代青年的「革命-資產階級」特徵。而另一句更加名揚四海的口號——「我越做愛越想革命，越革命越想做愛」，與其說是當時的真實兩性實踐，倒不如說透露出當時年輕人的嚮往。不要忘記，當年學運從南特爾大學醖釀時，最初的事件就是學生們要求能到女生宿舍去自由探訪。

圖海納在其自傳中也曾記錄過這樣一件趣事：當時最著名的學生領袖、社會學系學生肯本迪（D. Cohn-Bendit）被送紀律審查委員會時，圖海納作為該校社會學系主任，與同事哲學家保羅•利科（Paul Ricœur）等人一起，陪他赴審查會，以便使其能得到公正的評判。曾有老師問肯本迪為何沒有按時去考試時，他竟回答：「在做愛！」

可見，當法國和西方的大學生們誤讀了東方的文革和一些第三世界革命領袖語錄的時候，這些革命領袖（包括中國的偉大導師）也在他們各自國度裏同樣誤讀着這些大學生。那是不同的運動，只借用了某些符號象徵。要知道，這些大學生在索邦大學朗讀革命領袖的語錄的同時，也傳誦着超現實主義詩人蘭博 （Rimbaud）、 夏爾（Char）、布勒東（Breton）的詩句。他們高唱國際歌，卻同樣是被共產主義政權視為腐朽衰頹的「披頭士」的狂熱崇拜者。正因如此，馬爾庫塞才會說「學生運動不是一種革命狀態，甚至不是一種前革命狀態」。

在學生眼裏，執掌政權已十年、日漸衰老的戴高樂儘管曾是法國人的英雄，但此時更象一個代表威權的祖父，已經變得讓人生厭。他們主張直接民主、自我管理、消除官僚機構、與教師平等的教育方式。這一切都指向對權威的徹底顛覆，也因此註定具有烏托邦性格。

民主社會的權力性質，決定了選舉仍是一種和平進行權力更替、實現社會訴求的最佳制度化途徑。

至於因各種原因（尤其是警方處置不當或者壓制措施被放大）所激發起的工人與職員聲援學生的大罷工，顯然也有各個階層存蓄許久的一些不滿動因，其中，各個階層自我意識的強化與政治與管理上的保守氛圍之間的反差，顯然是一個重要因素。儘管學生不斷與工人進行思想對話、協調行動，也有些工人自治的嘗試，但那些浪漫的烏托邦運動願景，終究無法與現實持久地對抗。

而民主社會的權力性質，決定了選舉仍是一種和平進行權力更替、實現社會訴求的最佳制度化途徑。當議會提前解散、重新選舉、戴高樂有關公投及強化民主的承諾等一系列措施拋出後，風暴慢慢得以平息。而工會最後也明白，罷工的唯一出路還在於就工會自由與基本工資的增長來與政府談判，也因此獲取了某些額外成果（如基本工資的增加）。顯然，這都是那些不具備民主制度條件下的六八抗爭所無法獲取的。

五月遺產與新的時代

五月是青春的季節。那一年巴黎的「五月風暴」最終在口號與歌聲中平息，然而世界上許多地區的抗議，卻因為是對威權或極權體制挑戰，而在槍聲與鮮血中沉寂。要待多年醖釀後，新的風暴才能再起。

巴黎的那場青春風暴儘管有許多烏托邦成分，但卻也深刻地影響了歷史。革命的合理與荒唐、奮鬥的正當性及其正負遺產，永遠是一個不易理清的話題。一年後，戴高樂因修憲公投失敗而辭職，運動中「戴高樂再見」的口號成為事實。文化及審美的變革悄悄發生，當初街頭抗議時的塗鴉與漫畫逐漸贏得了一席之地。服飾、着裝形式、乃至髮型都發生新的嬗變。女生在學運中不是主角，卻參與了所有的抗議行動，從此在學校、工廠以更強勢的姿態要求平等權利，主張對自己的一切、包括身體的自主權。在那種對權威的質疑與反抗精神的刺激下，女權運動開始其近代歷史上發端以來最重大的邁進。婚姻的形式及雙方的地位角色也發生重要的變化。儘管今日從保守主義的視角有一千個理由去指責這種變化，但正像許多持保守主義立場的人在自身婚姻不幸時也樂意有一種更自由的解脱方式一樣，六八年及其以後在這方面帶來的變化，還是讓婚姻生活更具人性、更合理化。

巴黎的那場青春風暴儘管有許多烏托邦成分，但卻也深刻地影響了歷史。風暴依舊在吹蕩，只是換了形式而已。

六八年對技術統治的批判，並沒有改變技術的擴展趨勢，但強化了人們對技術文明的批判性思考，在這個意義上講，或許在今天的信息技術時代，那些命題依然具有啟示意義。人們對環境的看法也因此發生重大的轉變，許多二十世紀後半葉新興的社會運動多脱胎於六八，其中環保運動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個，攸關人類的未來。正因如此，並不關心傳統政治的「五月風暴」，最終卻以社會與文化議題的更迭再造，重新確定了法國乃至西方甚至是世界的許多政治議題，從這個角度看，半個世紀前的「五月風暴」依舊在吹蕩，只是換了形式而已。

半世紀白駒過隙，當年的年輕人已經走向暮年。2018年，法國許多報刊上都有他們懷念青春激昂的文字，評議那場運動帶給他們的歡樂、自由與意義。當然，與此同時，對六八年的檢討與批評也早已開始，人們一直在檢省那場運動在帶來自由與進步的同時引入的負面效果，以一種批判的精神，對待當年那場批判的運動。2018年教育改革中，的一些法國年輕學生試圖效法當年，重新舉起反抗權威的旗幟，但他們或許不知的是，時代不同，命題與社會心理也不再類似，再高喊幾句五十年前的口號，註定不會有任何結果。或許該承續的，是那種人文精神與批判意識，在告別烏托邦的同時依舊心懷理想。文明需要不斷地檢討批評，才能持續激發活力。或許，這正是1968年五月在50年後依然值得紀念的意義所在。

（張倫，法國塞爾奇-蓬多瓦斯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