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安徒：香港保守主义的反挫与部落政治的宿命

2016年开始的宣誓风波，令先后六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取消资格（DQ）。为了先填补其中的四个议席，政府在刚过去的3月11日举行首次补选。在总投票率仅得43%的情况下，民主派只能取回新界东及港岛区两个直选议席，但在功能团体组别的“建测规园界”议席，以及直选组别的九龙西议席，则落入建制派手中，后者尤其令人意外。民主派不但无法重夺失去的席位，不能取回在直选组别中对某类法案的否决权，也无法利用这次补选，向政府取消议员资格的行为作出强烈抗议，可谓一次重大挫败。

这几天来，选举后的评论集中讨论姚松炎在九西区的意外失手，集中于批评选战战术操作的失误，也揭示出民主派阵营在协调合作上的种种明显漏洞。虽然这些批评可以指出如何改良未来的选战操作，值得详加讨论以作后效，但似乎并未触碰到更重要的问题：支持民主派的总体票数为何会大幅下滑？为什么相比起建制派，民主派失票的幅度会是惊人地巨大？

今次43%的投票率，只及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的七成左右，远低于一般补选有八至九成投票率的预期。人们归咎政府与媒体冷处理整个选举所造成的冷淡效应，不过，投票率下降其实对两个对立的阵营都有影响。例如邓家彪就只能保住了2016年换届时建制派原有票数的76.9%，而陈家珮则只能保住86.3%，只有战胜姚松炎的郑泳舜方能突围而出，不减反加，例外地获得104%的票数。

今次是整个民主阵营的败仗

相比之下，姚松炎只能保住原有的65.7%，而范国威虽然当选，但只能保住原有的54.9%。这些数字，说明民主派不但因投票率整体下降而受损，其“抗跌能力”更是出奇地弱。这说明了今次败退是属于整个民主阵营的，而非个别候选人的失误。一个历史巨浪正冲击着全个民主派阵营而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只顾把眼光放在选举操作上的毛病，难免瞎子摸象。

这次补选是源自2016年9月立法会选举的宣誓风波：政府先是DQ梁颂恒和游蕙祯两个本土派，后再DQ其他在宣誓中也一并“出问题”的四名议员。当选议员被无理DQ，曾经引起社会的强烈不满，民主派判定，这项共识大可以团结所有反对派。

可是，今日回顾起来，一年半前的DQ梁、游举动，以至人大释法，原来只是威权政治降临的前奏，秋后算帐的先声。这一年多以来，包括对“东北13子”和“公民广场案”的刑期复核，早已经把民主运动打击得元气大伤，民情也在去年的特首选举中出现微妙的逆转。由于DQ式的威权手段变本加厉，强权压顶的事一件接一件，相比之下，群众对议席被无理DQ所感到的不公义，也变得好像没有什么大不了。

可是，民主派对于今次补选的议题设定，仍然固着于“反对DQ”。只有到了初尝败绩，才先知道单讲“反DQ”是“离地”（或至少是忽略了有相当数量的原民主派支持者），再而互相指责，可谓见树不见林。

民主派整体的进退失据，说明虽然威权主义时代降临已是事实，但民主派的整体情绪好像无法评估新形势，从而进行调适，反而好像仍然固着于2014年雨伞运动的情景，假设民众还是高度自觉，会执著于原则性的“无理DQ就是不对”的“形式正义”，却忽视了其实雨伞运动曾经带起的民众动员效应已经消失得七七八八。今日不单只诉诸街头运动的抗争难以争取群众热烈参与，就连以选票表达政见的意志也无法凝聚。香港人见证着一个强力的“保守主义反挫”（conservative backlash），正在扑面而来。

“保守主义反挫”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保守主义反挫”往往在改革运动失败之后出现，其征象是，一度踊跃参与或者在旁支持运动的群众信心动摇，回返个人天地，甚至远离政治，不问世事。他们归于沉默，以致自我疏离，甚至产生内疚，造就了保守反动的声音和力量突然坐大。比起改革运动出现之前，这些保守派力量更为凝聚，更易形成声势反攻倒算。

历史上不乏“保守主义反挫”的案例，例如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虽然运动爆发初期法国全国地动山摇，变天在望，可是运动在群龙无首之下四分五裂，失去方向，保守主义者戴高乐把握时机提前大选，保守派大胜。五月风暴虽然壮丽，可是政治上却无功而还。在美国，六、七十年代的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和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虽然石破天惊，但却种下了1980年代“新保守主义”强力回潮的种子。

这些“保守主义反挫”虽然有政治力量利用和诱导的一面，但重点是源自社会内部的保守力量和意识，会积极利用运动失败的契机反噬改革的力量，使运动的参与者、同情者更形孤立。雨伞运动点燃了抗争运动的精神，可是，不少新生的力量却又急于转化运动能量去抢占议会作为平台。然而，在第一次DQ事件之后，社会卷入深具争议的宣誓内容争论，反对阵营不但无法重整阵容，反而更深地陷入碎片化的漩涡。

其实，市民厌战求和的情绪，在特首选举的“薯片现象”中已经开始萌芽和发酵，发展出一种与“激进主义”区隔的“准保守主义”，迎接着蓝丝阵营（建制阵营）在文宣上的进一步收编。无论是以前一直让激进反对派横行的网络空间，还是各种本属非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分化与统战的力量都可谓无孔不入。亲建制的文宣战全力开动，一切与雨伞运动、泛民、占中有关的人与事物，都被铺天盖地的“蓝丝”势力有系统地妖魔化，渗透能力愈来愈大。笔者甚至遇过案例，发现建制对大学生的统战工作，竟然是透过校园内的保安来进行。这些建制发起的全方位动员，效力比起过去依赖的传统社团组织、左派群众组织更有效力。

极权主义的特征，是持续地动员人民的支持，排斥与国家目标相左的异己力量。在香港，为了建立威权主义新秩序，批评政府的声音不分大小，已经被视作异己的潜在力量。中共绵密地动员社会组织内的保守派，已经形成压力，对任何异己之声开展了非形式的监控与排斥。这些发生在社会内部的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市民对选举价值的重新评估，形成政治冷漠的气氛，最后影响到选举投票率及结果。

非常态的选举，用常态策略检讨？

当然，中共和港府在摇动自由选举体制基础的企图中，最具破坏性的，莫如在今次选举中，政府在报名阶段一再采用DQ手段，剥夺周庭等几名参选人的资格一事。这次取消参选人资格的动作，重要性并不在于把所谓“红线”由“港独”搬移到“自决”，而是说明“参选资格”已经从基本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清单中被移除，变成只需“莫须有”的罪名就能失去的权利。

今次补选中胜出的区诺轩，正在被王国兴等建制派以其曾经参与“焚烧《基本法》”活动为由，申请司法复核要求禁制他宣誓。这说明了，在持续不断的（类）极权动员及扑杀异见的模式下，政府的批评者不可能只是因为主张“自决”而不被接纳，而是动辄得咎，防不胜防。

当政府从选举游戏中剔除的，已不止于港独和自决这些选项，人们便会普遍预期，将来会有更多其他反政府的立场被预先排斥。这种没有自由选择可言的选举，已经再不可能是一种常态的选举。在一个不可能是常态的选举中，应用一个三十多年来“常态”自由选举中的选战战术与战略，作为常数来检讨这次选举的成败、得失，甚至追究责任，是否过于刻舟求剑？

事实上，在可见将来，香港不可能再有常态的自由选举下，继续参与选举游戏的意义何在？其实这是香港政治领袖真正应该认真检讨的问题。检讨的目的，应该是如何为以后参选、投票的价值，作一个充分的说明，并使它成为一个共识，回答整体香港反对运动应如何继续走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比起今次补选能否取回那些失去了的席位，其实更为重要。

一贯的个人主义民主消费者

事实上，今次选举建制未能全取四席，说明威权主义新秩序并未大幅度毁掉反对阵营，建立起新的意识霸权。而反对阵营的原有支持者大幅缺席，只是说明在香港大步进入威权主义新常态的变动下，有相当的一部分人回复香港人一贯的犬儒冷漠，情况令人想起还未经历“六四”的香港。当其时，大部分香港人正是在身不由己、无力感主导一切的情况下，冷眼对待殖民与冷战困局，嘲弄当时热衷政治的年轻人。说到底，骨子里的犬儒冷漠原来就是香港的文化构成，然而这不代表香港人就此而失去了分辨是非之心。

今日政治活跃分子每对犬儒冷漠的表现有“怒其不争”的心理，无法接受为什么DQ难以成为全民关切的议题，从而投入集体抗议。可是，与其谴责选民，不与更好地了解群众的政治文化是如何构成的。

大体来说，虽然经历过三十年来的民主运动，香港人仍然主要是一些“个人主义的民主消费者”，绝大部分人远未成为“有强烈集体主义意识支撑的民主条件创造者”。也就是说，他们习惯于享用既有的民主权利，并且引以自豪，可是，如何保卫这些权利以免被人盗取或剥夺，如何诉诸集体团结的力量，为实现民主创造更佳条件，并且为此作出牺牲，却远离一般人的想像。就例如笔者在补选前夕，仍然可以从一些并非冷漠一族的朋友口中听到：“今次不知应该投谁？”的叹喟，说明虽然泛民政治圈中以“反DQ”作选战主调，但大部分人都仍然记挂着要选自己最心仪的那一位。

“选择至爱”，与“把他人权利受侵害视之为自己受侵害”，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动机。前者发自个人主义，后者基于体认“命运共同”的集体意识。前者是香港人的常识习惯，但后者却仍然不是香港人普遍抱有的价值观。正因为这样，雨伞运动中“同情学生 、保护学生”可以引起强烈义愤之情，因为这种同情可以百分之一百发自个人道德感，不涉政治判断；而普选权被剥夺，或者会／或者不会被视为是“集体伤害”；但认同DQ为一种“集体伤害”的，就很难说是属于主流，持续地凝聚起“全民共愤”。因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被DQ”可以很容易被诱导去理解为“你自己都有责任”。

必须超越部落主义的政治形态

与“个人主义的民主消费者”相呼应的，是反对阵营中间的“部落主义政治形态”。立法会选举制度“最大余额法的比例代表制”鼓励“百货应百客”，充满多元选择。政治光谱被“顶层设计”为愈多元愈有利分化，方便各个击破。但不可否认的现实是，正是这种被驾驭的“多元性”令很多尖锐而突出的异见被制度鼓励而存在。有怎样的政治生态就有怎样的政治文化，习惯于以小生产方式来活命的部落政治，就培养出相应的部落主义政治文化，虽然这种文化并不适合用来打阵营对决的战争。

1980年代民主运动起动时期，来自各式民间团体的政治部落比今日派系还多。香港只有在六四之后才形成强烈的阵营对决意识，共同守卫香港，但也因此而形成主导一时的领导“霸权”。可是为了改换这个老旧的所谓“霸权”，强调多元的比例代表制正是孕育这些“反对”力量的温床，于是，“反霸权”者也要变成其中一些部落。一些理论上可以用来反对旧“霸权”，以及超越部落政治的共同体意识（即民族主义或本土主义），吊诡地也首先要成为一个新部落，无法跳出部落政治的陷阱。

部落政治的问题是“互不承认”，只关注如何“自我保存”。政治党派如是，民间团体也如是。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团体利益，“打太公波”（集体出征）往往充满计算，事完即散，讳言长远整合。以文明、和理非抗争（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自诩的，会把部落政治收藏得隐密一些，但对部落外人则常怀戒备之心，不时更会发展成敌意；以拒绝受和理非教条所束缚的，就索性以打永远打不完的“内敌”作为嗜好。于是，虽然香港口头上有公民社会，但却没有真正让为集体、为全局的“社会防卫”意识滋长。因为回到各自部落，才是最安全、最温暧的。部落之间的敌对虽然内耗不断，但反正已成了不少部落领袖最擅长的求存之道。

事实上，今次对决式选战中出现的协调失效，部落意识的突显，基本都是占中／雨伞运动在从酝酿、策划、到仓卒变阵、临时上马等过程中无法协调各派系、部落，形成不了一个有公信权威的决策机制，部落联盟脆弱失效，陷入困境的另一次重演。如果情况没有改变，将来也一样会发生同样问题。关键是，香港人如何能走出“民主消费者”的困局，如何能超越无限次堕入“部落政治”循环的宿命，看破这些都是按我们的习性而“被设计”出来的结果。这所需要的，不单只是承认单次错失的责任感，而是承认差异存在的大度宽容，在批评他人中不失历史自省的气量，在绝境中体验彼此的命运共同。

（安徒，香港著名政治及文化研究学者、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