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重开大棋局：“特朗普主义”与美国战略转向

2017年12月18日，在特朗普执政第11个月之际，白宫公布了特朗普政府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文件（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一个月之后的2018年1月19日，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James N. Mattis）签发了最新版本的《美国国防战略》（National Defense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概要。这两份文件的形成和发布，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安全战略基本理念的形成，标明了美国在现实与切近未来将采取的安全政策的基础和框架，因此是观察和分析所依赖的首要文本。

在二战以来当代全球秩序的历史塑造、维持演变及诠释和改变方面，美国具有独一无二的霸权性优势地位；从竞选到执政一年，特朗普及其团队对安全及国防军事有重大的偏好。以这两份文件为标识的美国新时代安全战略与军事战略，势必具有全球性、总体性和转折性的影响力，必会直接带来国际政治格局与潮流的变化，非可等闲视之。

可以说，这是新时代美国全球政治与外交政策的启动时刻，是“特朗普主义”——即体现和包含特朗普观念、目标与风格的国际政治政策体系——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而从文件发布后的媒体初步反应看，中文世界对此认识明显不足，在特朗普执政一周年之际，有必要再度予以警示。

对新世纪安全环境重新认知

与一般中国人富于阴谋论色彩的美国全球战略认知形成鲜明反差的是，由于美国严格的选举和任期制度原因，美国从来不存在数十年一贯的所谓“国家战略”，反映和表达历届美国执政者全球政治观念及国家安全战略的主要工具是政策，而这些重大政策又往往因具体的，甚至偶发性的事件为契机，如战后对希腊和西欧政策及柏林封锁危机等形成的杜鲁门主义，对越南全面介入的约翰逊主义等。

美国开始以完整论述文件形式表达国家全球政治与安全政策的做法，源于1986年由里根总统签署生效的《戈德瓦特-尼科尔斯国防部组织法》（The 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Apr.1，1986），自此逐步形成行政分支制度化地以报告形式表述其对安全环境的认知、政策核心理念和实施要点的传统。

对特朗普政府两份安全战略文件所包含的政策理念以及意义的认识，应从政策演变的背景出发；换言之，应联系“911”以来、特别是奥巴马政府美国安全战略及国防战略来解读。从这样的历时性视角可以清晰见出，在对新世纪美国面临的全球安全环境以及目标方面，特朗普政府都有重大转向。

与奥巴马政府收缩性的安全及国防战略相比，在总体安全环境及军事安全环境的方面，特朗普政府认为已经发生了对美国极其不利的演变。这些演变来自三个方面：

首先，中俄等决意修正现有国际权力秩序的大国，正在攸关美国核心利益的地缘战略方面展开进攻性行动；这种认识主要的论据即中国在南海的系列行动，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在乌克兰、叙利亚的干预政策。两份报告认为，这些地缘战略变化体现中俄在各自周边地区投射影响力，通过非战争的强制手段构造势力范围的意图，同时也是各自朝最终颠覆乃至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迈进的初步步骤。此即近年来美国战略论述中日益热烈的“修正主义国家”概念。换言之，美国已经在冷战后再度面临来自有重大实力、且富于成长性的大国的挑战，美国必须从现实和长远两个层面来处理这一挑战。

两份报告认为，这些地缘战略变化体现中俄在各自周边地区投射影响力，通过非战争的强制手段构造势力范围的意图，同时也是各自朝最终颠覆乃至取代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秩序迈进的初步步骤。

其次，特朗普复活了2000年以来美国官方已停止使用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概念，并援引朝鲜的核武与导弹发展，及伊朗在中东的行为作为依据。报告认为，朝鲜核武与导弹计划形成了对美国西太平洋盟友及美国自身的直接威胁，构成了对美国行为能力的限制，因而威胁了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伊朗在叙利亚和也门等地区行为输出了混乱，威胁了美国盟友和地区稳定。而冷战以来美国独享的压倒性军事能力优势乃是美国全球及地区政策的基石，是其核心利益所在。

其三，技术发展与扩散，带来战争形态与大国安全对抗形式的变化。报告认为，当代科技的前沿发展不仅增加了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赶超美国安全与军事能力的机会，也拓展了大国全面安全及军事对抗的领域。信息科技的最新发展，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无人自主作战平台等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使战争的烈度和速度发生飞速提升，另一方面也使得对抗在传统军事与安全手段之外，扩散到金融、舆论和社会干预等前所未有的方面——很有趣的是，美国最新的安全认知竟然含蓄地吸收了“通俄门”以来的社交媒体心理战观念。同时报告也强调技术扩散对非国家行为体、即国际恐怖主义集团行为方式的影响。

简言之，两份报告所描述的美国新世纪安全环境是现实威胁与长久威胁、传统与非传统威胁、暴力威胁与非暴力威胁并存的世界。这是一个虎狼遍地，各种敌人与对手逼迫、日益严峻的超级“超限战”世界。因此，美国必须立即重新全面规划自己的安全与军事战略，整合分散在各部门的安全力量，重建军备，并立足可行财政基础，加大抵消战略的力度。这种环境认知把对抗博弈看作美国全球政策的主调，确实可以看到某种里根主义的色彩，与特朗普针对奥巴马的“绥靖主义”批判自然是一脉相承。

重返大国对抗传统博弈

美国冷战后全球政策的一个无言的假设是：可预见的将来，不会再有苏联与华沙公约组织式的全球体系性对抗者，也不会面临重大的大国安全挑战，而美国得以长期独享安全及综合国力的支配性优势，并以此为基础维护、规划、改造和创制新国际政治秩序。从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到米尔斯海默（John J.Mear-sheimer），各派现实主义战略家虽论述各有侧重，但均以美国不会在短期内遭遇大国全面安全挑战的独霸前提，来描述现实与趋势，并提出政策思维。

2001年，小布什政府在其第一个《四年防务评审》（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简称QDR）报告中提出，美国未来安全挑战主要来自从波斯湾到日本海的“亚太不稳定之弧”，四年后，这一提法变为外加从北非经西亚到中亚的陆地不稳定地带，构成了一个以中近东为地缘目标区域的政策与资源投射区。很明显，这一认知是以“911”后非常规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优先的。美国因此加大了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投入，于是有后来被称为“十三年战争”、今天被称为“十七年战争”（Seventeen –Year War）的军事行动。

可以说，这种政策理念背后表现了一种美国式的、混合着自负与善意的犹豫心态——不愿意轻易再使国家返回冷战式国际政治战场，以及19世纪式的大国全面安全大棋局。相反，依据目前的两份报告，可以断言，这种后冷战“哈姆雷特”（Hamlet）式心态已经终结。美国选择了重返大国博弈大棋局，并决心赢得未来挑战。

这种准意识形态化论述，使得本届政策的政策理念真正具备了某种形式的鲜明冷战色彩。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也可以说是特朗普主义的雏形展露。

此次两份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以开宗明义的方式大力强调以中俄为代表的大国竞争，尤其强调中国致力于史无前例的全面军事现代化所带来的长期挑战。而且报告认为，中俄的行动与计划不仅是着眼于现实的地区和全球权力，更代表一种对美国制度及生活方式的威胁，意在传播和扩散中俄式的威权制度。这种准意识形态化论述，使得本届政策的政策理念真正具备了某种形式的鲜明冷战色彩。这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也可以说是特朗普主义的雏形展露。

在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报告把美国面临的威胁描述为传统安全之外的诸多领域，特别强调了金融、投资、产业和社会舆论等，这都是美国传统国家安全观念的极大变化；而《美国国防战略》概要则直陈中俄、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三重威胁。这些认知势必带来的变化，不仅将体现在军事安全领域，也将反映在经济关系与其他外交方面。这既可以说是美国传统孤立主义的回响，也可以说是一种面向新世纪的新冷战政策的萌芽，其未来演变尚未定型，但必然标志着冷战后中美关系的“安全与经济分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将难以为继，中美很可能在经贸、科技教育交流、地区热点问题、人员交往及其他诸多方面进入持续恶意摩擦期。

表面上，两份报告体现的威胁认知是多重的，但仔细分析文本，人们会发现，美国对现实与未来大国竞争的设想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中国的国家战略意图方面：因为美国看到中国在总体国力、国力向军事力量转化、科技发展决心以及对地区已有影响行为方面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系列政策是以在国家竞争中最终彻底击败美国为最高目标的。

报告潜在的认知是，如果中国军事力量发展走向美国标准的“透明度”和协作，则俄罗斯与其他安全威胁将不难应对。而更深层不言的含义是，美国认为，在从叙利亚、伊朗到朝鲜和南海的危机中，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安全博弈是零和的。由此，美国将更新和升级其全面对抗政策措施，尤其是升级和运用其在科技与战法方面的革命性优势。

因此，报告特别强调大国“竞争”，其实就是准冷战式“对抗”的降格表达。而报告更认为，由于中美综合国力过去20年中的升降比例变化，美国要完成新时代的全面对抗任务，必须在财政支持有限的前提下行事，所以强调“财政可行性”（Affordability）。这都是十分现实主义的全面危机思维。这种全面的完全危机思维，只在二战前和冷战初期年代曾经出现。这改变了冷战以来美国绝对优势的思维定势。

当然，因此就断言19世纪式的大国对抗乃至冷战重临，尚且为时过早，美国全球大战略仍具有相当的模糊性质，但由此判断未来美国全球安全政策及对华、对俄相关政策会更富于进攻性和对抗性、更富于强力色彩，这是毋庸置疑的，也是不容忽略的。

国家战略思维范式的转变

1991年冷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全球独霸格局的诞生。如何在一个没有大国安全竞争的世界上规划安全能力发展，这是战略思维的“不可能任务”。与俄罗斯在东欧稳定，及与中国在经济方面的联系，使美国战略政策长期陷于自吞噬两头蛇式的困境。“911”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延缓了这一思维任务的迫切性，但由此支付的时间与机会成本是：中俄力量状态发生重大变化，美国与主要经济体（尤其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呈现不利变化。

在此期间，小布什政府于2005年QDR所提出的国家安全环境及认知理论成为主流。这一理论以“基于能力”（Capacity Orientation）而非“基于意图”（Intention Oreintation）著称。而奥巴马基本继承了这种“基于能力而非意图”的安全需求和能力评估方式。由于没有明确的现实和未来大国对手，因此，美国在考察全球安全环境与评估自身安全需求时，以效能和能力为指标，这必然意味着最终以科技能力为实质的指标。而在当代科技发展方面，无论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还是科技与产业方面的前沿进展，无疑美国都占有明显的优势。奥巴马政府由此推出10年节省500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大缩减”计划，并雷厉风行执行之；同时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计划”（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计划”（TTIP），希望永久奠定美国主导的、面向21世纪的政治和经济格局。

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基于能力”的思维使美国更专注处理从阿富汗到伊拉克的善后事宜，并以新军事革命的科技研发为重心，实现对中俄力量成长的抵消，保持现实和未来的力量优势。这自然带来中美在安全和军事方面加大对话力度，增强了合作和协作氛围。但应该看到，正如一般大国军事战略决策的内部博弈那样，奥巴马时代的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国防战略，已经由于内部博弈的原因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奥巴马以结束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诺言上台，但在这一政策观念背后，仍然存在着非传统作战时代军方对国家军事竞争力的深切担忧。

每一国家在规划自己的未来安全投资和军事效能目标时，都宣称不针对任何人，但稍具军事战略计划和分析经验者均深知，没有假想敌的计划和力量准备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基于能力”的战略思维范式本身就有掩耳盗铃的特征。面临大国力量对比变化，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崛起咄咄逼人，俄罗斯的行为越加自我任性，给欧洲带来新的威胁，这些都不是“基于能力”的模糊思维可以处理。早在2012年，奥巴马第二任期伊始，美国已推出重心转向亚太的新军事国防战略，这清楚标志着美国军方正推动国家战略向传统大国博弈的方向转化，而这一转变目标因中国行为而起，则是显而易见的。

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共同利益嵌入极大，但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及两国安全政策互动的加剧，两国迄未建立起可信赖和有效的战略合作制度性框架。

本次两份报告已将中国作为安全挑战者列名第一，再纵观陪绑的俄罗斯、朝鲜、伊朗和被称为“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美国安全战略思维范式由冷战后的“基于能力”向“基于意图和能力”回归是十分明显的，因为这些国家和势力的反美意图不言自明。冷战结束至今，中美共同利益嵌入极大，但随着两国国内政治的发展，以及两国安全政策互动的加剧，两国迄未建立起可信赖和有效的战略合作制度性框架，不论两国在安全能力方面的此消彼长，即使在意图方面，两国的猜疑和不互信也是日益加深的，本次两份报告所体现者，便是美方这种战略猜忌与不信任上升到特定程度的显现而已。

正如前述，特朗普主义的国际政治与安全观本富于危机与挑战意识，而美国国家安全与军事安全战略思维由“基于能力”向“基于意图”的明显转变，正如历史上人们一再看到的战略思维的的“意图误区”（Intention Faulty）那样，本身也具备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效应。这就给现实和未来的中美等大国关系带来了相当危险的悲观阴影；这不是自说自话的乐观解读、或传统的官方抨击，就可以轻易消除的。

（赵楚，军事战略问题学者，原《国际展望》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