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媒體與金融化社會的共謀──會投資，才是模範市民？

幾個月前，香港有一個名為「海之戀」的新樓盤開售，價錢昂貴，但據媒體報導無阻銷情熱烈。新聞引發了一些熱議，自然跟拾級而上的樓價有關。其中，發展商與地產代理聯合推出按揭方案，首期只需兩成，但利息較高。據媒體計算，若參與發展商的按揭計劃，買家最後要付出的總金額，是一般銀行按揭計劃的1.4倍。弔詭的是，參與發展商按揭計劃的市民，應該包括經濟能力較低、付不起昂貴首期的市民，但他們一旦參與樓市遊戲，卻要承擔更大的債務。

當然，從發展商的角度看，降低首期要求，又不做壓力測試，按揭的附帶風險較高，所以需要收取更多利息才合乎效益計算。但這種按揭計劃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當代金融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通過各種方式，把更多經濟能力相對不高的人吸納到金融和債務系統之中。

過去十幾年，不少西方社會學者和政治經濟學者分析過資本主義社會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簡單來說，金融化是指金融在經濟以至社會活動中越來越重要，金融業佔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重越來越高。對個別市民而言，金融市場的運作和債務通過各種方式介入生活，例如大部人的退休金，都通過各種基金在金融市場裏滾動。銀行和信貸機構不停鼓勵人們借錢，信用卡和分期付款盛行，再加上樓宇按揭，在很多國家，擁有債務的市民比例越來越高，個人債務佔收入的比例也越來越高。同時，無論人們自己有沒有直接在金融市場投資，都越來越受其影響。

金融化的社會鼓勵人成為投資者，強調個人要為自己的財政狀況負責、承擔風險。現實中，雖然2008年的金融海嘯揭示過金融資本主義的問題，但在過去多年，銀行持續低息，有剩餘財富的人，不想自己的財產「蝕給通脹」，也變得有需要學習投資。

「很難不投資而只靠工作改善生活」

筆者跟兩位朋友在今年3月進行了一個與「金融化」這主題相關的調查研究（註一），其中一組問題，詢問香港市民會否同意一些跟投資的重要性相關的說法。如下圖所示，不少市民──尤其是年輕被訪者──均認同「很難不投資而只靠工作改善生活」，以及「懂得投資更容易向上流動」。不過，這不代表年輕人投機心態很重。年輕被訪者很少同意「投資跟賭博沒有分別」。對年輕一代而言，投資不是賭博，而是要講究知識和技巧的。

進一步的分析發現，在最年長的被訪者中，越重視投資的人，越傾向消費物質主義，亦即是說，年長市民對投資的重視，連結着對物質生活的追求。但在年輕被訪者之中，重視投資和消費物質主義沒有關係。重視投資的年輕人，特點是較不同意社會上存在着平等機會。如下圖所示，除了最年長的一群外，不認同社會公平和有平等機會的人，比認同社會公平和有平等機會的人，更認為投資重要。相比之下，最有可能認為投資重要的，是相對年輕而又同時不認同社會公平及有平等機會的市民。

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群體而言，年輕人不是純粹因為想賺更多錢而看重投資。他們對投資的重視，在於他們對社會的金融化以及金融化下產生的不公平現象，有一定的體會。這也指向金融化社會的一個特徵：金融化既是各種問題的來源，但只要社會制度沒有大變化，在個人層次上，參與金融市場，又似乎是解決個人問題最重要的方法。當然，這現象的整體結果，是令制度更加難以改變。

廣告、劇集中，金融化社會的理想人物

話說回來，筆者對金融化這個政治經濟學概念和課題的興趣，部分是因為它對傳播學和媒體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啟示，因為金融化的社會需要大眾成為投資者，所以它需要通過各種論述和文化實踐來建構一個「模範市民」的主體。這個模範市民，是一個懂得理財、願意面對風險，從而對自己及家人承擔責任的人。而要建構這個論述和形象，媒體的作用自然不可忽視。

筆者小時候對一個匯豐銀行的廣告有很深刻的印象。那個廣告很簡單，就是一個一個不同年齡、性別，和職業的人打開他們的存摺，存摺射出金光，映照在人的臉上，人們同時露出滿足的笑容。那是一個強調儲蓄的年代，而且世界非常簡單，一個人的財富就記錄在一本「薄仔」上面。

到了1990年代，「理財」開始取代「儲蓄」成為銀行廣告中的關鍵詞。1997至1998年間，匯豐銀行又出了一系列令筆者印象深刻的廣告。例如在那系列的「的士篇」中，第一對男女乘客在的士上討論要借20萬港元來結婚擺酒，第二對男女乘客談買樓，第三組全女班乘客講開儲蓄、定期，和外幣戶口。三組角色，兩組涉及借錢，形象上屬「最傳統」的第三組，戶口中也有三類東西。三組角色身處的狀況都跟結婚有關，廣告聚焦在人生大事中的財務安排和需要，背後的訊息，是懂得理財才能更好地掌握自己的人生。同一系列中的其他廣告，也有同樣的潛台詞。

至於今天，通過理財掌握人生，應該仍然是不少銀行廣告的主調。同時，電視上多見的可能已經不只是銀行廣告，還有各財務公司的廣告，連已經很少看電視的筆者，都經常聽到「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借錢當然要還，別付錢給中介）這個政府要求的風險提示字句。

廣告以外，少不得普及文化文本。像兩年多前重播時大熱的電視劇《大時代》，內裏的股票市場充滿陰暗一面，劉青雲飾演的方展博投身股票市場，動機是個人喜歡金錢和有天分而已。最後，方展博不是靠技術，而是要跟對手比運氣，結局中，方展博的師父也在臨終前勸人「及早離場」。在《大時代》中，投資市場歸根究柢仍然是一個賭場。

《大時代》是1992年的電視劇，大概反映了一種80年代至90年代初對投資市場的社會想像。到了2011年的香港電影《竊聽風雲2》，股票市場也有幕後黑手、非法行為、價格操控，但吳彥祖演的司馬念祖，是通過操控市場來向「地主會」報仇的，他並從中獲取足夠金錢讓母親安享晚年。劉青雲飾演的股票經紀，在過程的最後階段倒向正義的一方，雖然要犯法坐監，但擺脫了大老闆們對他的控制，坐監後重新從事跟投資相關的工作。比起方展博，吳彥祖和劉青雲在《竊聽風雲2》裏的角色更能代表金融化社會中的理想人物，即是一個有勇有謀、有道德責任感地參與市場的人。從批判角度看，這些媒體論述和描寫，是意識形態產物。

財經新聞的去社會化和去政治化

當然，跟金融最直接相關的媒體內容，還有財經新聞。有外國學者為財經新聞進行過論述分析，指財經新聞包含四套話語，分別強調股票市場的機械性、群眾心理與市場現象的關係、參與股票市場的重要性，以及財經知識和投資技巧的重要性。結合起來，財經新聞把投資市場去社會化和去政治化，把它視為純技術性的東西，「精明的投資者」可以賺取回報，立心不良的「莊家」們，也會通過「財技」來獲利。

香港本地的財經新聞研究不多。一般人較有印象的，可能是香港的新聞資訊媒體充斥着各種向受眾提供投資建議和「股票貼士」的專欄和節目，以致出現了「財經演員」這個名詞。「財經演員」為人詬病，在於有部分所謂投資專家可能根本胡說八道，有部分甚至可能為特定商業機構的利益而說某些話。但放到金融化的分析中，更重要的問題是這種投資建議和貼士式的媒體產物，建構了一個什麼樣的理想投資者形象，而這是需要較系統分析才能回答的。

同時，財經新聞的「去公共性」，應該也是一個需要分析的重點。筆者最近跟一位當過財經記者，現於大專院校教書，同時在修讀博士學位的研究生討論，說很多上市公司的行徑其實涉及重大公眾利益，但公眾利益卻往往跟股東利益相反。在香港，「領展」可能是一個較明顯的例子，一方面，社會上對屋邨商場加租、連鎖霸權、小店絕跡等有很強烈的批判，但在財經世界，領展其實是一隻表現很好的股票。而且，它那些為人詬病的做法，很可能正是它能賺錢、股價持續上升的原因。問題是，財經新聞，會將領展當成一間對社會產生影響的機構看待嗎？

前財經記者說，就個人經驗和觀察而言，新聞機構有內部分工，社會影響不是財經記者需要問的問題，那是「港聞」的範疇，所以，有時一些傳媒機構也真的會派兩位記者去重要上市公司的業績發布會，各自問自己需要問的東西。財經新聞有時也會有其監督功能。不過，那更可能是站在小股東的立場監督大股東和機構本身，雖然這種監督也有其重要性，但始終仍然是站在股東而不是消費者、勞工，以至公眾的立場看問題。

結果，媒體對某些公司的報導的確可以是頗為分裂的，一些公司可以在港聞版面上聲名狼藉，卻同時在財經版面上被評為「買得過」。他也補充，港聞記者的批判性報導，有時也可能受限於一般港聞記者不一定很懂得看財務報告，所以，若報導遇上財經世界中的技術問題，不一定會做得好。

誠然，以上只是一位前財經記者的初步觀察，可以當成籠統意義上的「研究假設」。筆者也期待他未來的研究成果。無論如何，在個人層次上，參與投資無可厚非。如文章之前提到，不少年輕一代正是看到社會中的不平等，才感到個人投資行為的重要性，某種意義上，大家是「被迫」參與金融市場的。如果一個人投資得宜，他可以獲得物質上更安穩和充裕的生活，也是現實上存在的情況。只不過，對社會整體而言，金融化加重財富的不平等，它讓部分人享受利潤，同時讓很多人要承受其實承受不來的風險。面對着金融化，我們需要更多有力的批判，包括對媒體裏相關現象和論述的批判。

（李立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註一：調查由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共訪問1020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數據在分析時經加權處理，使樣本和香港人口在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分布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