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影像中的光州与赤色的1980年代：韩国社运的记忆和遗忘

韩国老戏骨宋康昊主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成为今年最热的电影话题之一。吊诡的是，这部以“光州事件”为背景，再现韩国1980年代民主化抗争历史的电影，在华语世界成为了另一个记忆场所。

《出租车司机》在中国大陆并未引入院线，本应仅仅停留在影迷圈小范围内的交换资源和讨论，却意外成为现象级话题。刚开始发酵，网友就发现影评网站“豆瓣”上《出租车司机》的条目被删除，紧接着迎来的是社交网络传播的相关文章接到通知陆续被下线。而一篇接一篇以封号为代价的文章“顶风作案”，徒增了悲壮之感。在自上而下删除条目，和自下而上讳莫如深地哀悼的相互呼应下，这部“不存在的”电影召唤出1989年那个“不存在的”日子和它所携带的记忆创伤。

作为一部电影，《出租车司机》的叙事套路、视听语言大有值得商榷之处，不少批评者指出影片诉诸于人性的叙事方式过于陈词滥调。但电影持续被悲愤的情绪加冕，使得任何批评都仿佛变得不具备道德合法性。

不过，在光州这一政治背景赋予电影的道德美学之外，值得深入讨论的更应是：《出租车司机》背后的韩国社运历史经验，究竟可以被如何表述？观众的观影体验又在多大程度上，远离了这段重要的政治历史遗产？被彰显被表述的记忆，和被压抑被淹没的记忆，各自离其在历史现场中的内涵有多远？

主流电影工业中的光州事件再现

《出租车司机》的主人公生活在首尔，在社会运动不断激化的1980年，他不断抱怨学生不珍惜太平盛世，跑去闹学运。当他为了赚取10万元的车费，搭载德国记者进入光州，目睹了军政府无差别地屠戮平民、身边的人因抗争而牺牲后，逐渐对抗争者产生了共情，在照顾女儿的私人情感和支持民主化的公共事业的挣扎中选择了后者，肩负起了历史使命——载着携带着真相纪录的记者冲出重围，成就了平民英雄的形象。

今年是以1987年“6·29宣言”为标志的韩国民主化启动30周年，为取得民主而抗争的路途中，最惨痛的记忆非“光州事件”莫属。恰逢其时寻唤出那段历史的不只《出租车司机》，还有今年7月上档、由金基德编剧的艺术片《挖掘机》（Fork Lane）。《挖掘机》类似1999年李沧东导演的《薄荷糖》，以施暴者的视角再现光州，不过比起《薄荷糖》个体化、私人化的表达，《挖掘机》以群像的方式提出沉重质询：曾经为维护国家机器而奉命平息的“光州暴动”，今日已被书写为“光州民主化运动”，而那些在义务兵役期间恰好遭遇了“光州事件”的年轻人，在二十年后如何回望自己的过去，如何在意识形态更迭、民众抵抗被正名之后，再为处于那一历史时刻的自己辩解？他们中有人疯了，有人沉迷于风月，有人选择了出家，有人掩藏在右翼政治的光谱下期待翻身之日的到来……这部影片所探讨的主题显然更为深刻而不落窠臼，不过比起商业片《出租车司机》，反高潮的《挖掘机》却少有人问津。

《出租车司机》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电影，是同样由宋康昊主演的《辩护人》。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为原型的《辩护人》，同样是表现一个小市民形象的、只关心赚钱的税务律师，在目睹身边人惨遭军政府毒手后，几经挣扎转型成为了一名人权律师。在法庭上不顾自身安危，冒最高权力之大不讳为学生辩护那一刻，他真正地走入了历史，成为了“公共人”，观众也随之进入了道德美学的高潮。除了类型片的叙事方式雷同外，两部片中我们都不难感知到1980年代那个面目模糊的运动诉求——民主，但抗争主体的构成和民主诉求背后的复杂动因则变得难以辨识。

与宋康昊的两部电影中运动被简化为“学潮”不同，2007年拍摄的同类题材电影《华丽的假期》，将光州事件中由教会、医护人员、前军官和大量普通民众构成的抗争主体表现得较为具体。电影还原了5月18日开始的10天光州抗争的完整经过，特别聚焦于全罗南道道厅前民众武装自己对抗军队的街垒战。

尽管韩剧式抒情的视听语言大大降低了影片的观感，但影片通过人物对话，还是把光州置于了一个具体政治脉络之中——面对无差别被镇压的市民的困惑，神父愤怒地指出：全斗焕政府急于镇压民主运动的动机，在于其通过政变取得的权力面临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机。而退役将校朴兴洙在带领市民抗争时，无情戳破了民众在消息流出后对美国的幻想：美国正派遣来的部队，很有可能是支援政府军镇压，而非支援市民抗争的，如果美国支持韩国民主化运动，韩国军政府的“518”镇压就不可能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几部影片均试图把“赤色分子”作为暴力机器对民主化运动的污名。影片的道德机制竭力为抗争者与此种污名划清界限。无论在《出租车司机》或《华丽的假期》中，那些并无政治诉求、仅被正义感所寻唤的抵抗者，都让暴力机器口中的“赤色分子”显得荒唐可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是想当歌手的学生、胸无大志的恋人、喜欢泡妞打架的三教九流市民……而《辩护人》中更为明显：由宋康昊所饰演的律师在法庭为涉案学生辩护中的最重要立论，便是学生们集体阅读的书籍属于“我们阵营”，而非苏联阵营的，“赤色分子”的栽赃是子虚乌有。借此叙事，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就与当时冷战背景下的朝鲜、社会主义阵营，以及共产主义思想资源彻底撇清了关系。

然而，19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真的与左倾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关联吗？

“民众”是谁？1980年代的工人运动

2006年的电影《古老的庭院》，在同类题材中真正提供了一个难以消化的视角。通过呈现工人运动作为“民众”运动的抗争的主体，光州事件前后韩国社运中的激进社会主义脉络，少有地在大银幕上显山露水。

男主角吴贤宇是政府通缉的地下党（片中的“社会党”）的一员，在光州事件中，吴贤宇从战场落跑，逃到乡下藏匿在美术教师韩允姬家。沉溺在爱情中的吴贤宇始终被落跑的愧疚感折磨，最后决定丢下爱人，回到了工人运动的现场。

正如电影所呈现的，1980年代韩国民主化运动（被称为“民众运动”），是依靠非常广泛的社会动员而完成的，而工运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知识分子们也正如电影主人公，在对“偷生”的愧疚中，大规模地从诉求政治改革转向投入工运。

1980年代之前，军政府治下的韩国迅速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工业化。日据结束后，美苏各自扶持南北政府，韩国政府继续沿用当年的“亲日派”势力。美国资金经由威权政府流入，经济发展建立在日据时期的巨型财阀和统治精英阶层的密集联姻之上，造成分配上的不公。与迅速工业化相伴生的是，工人阶级与站在资方一边的政府之间的矛盾。朴正熙时代，血汗工厂的罢工浪潮就频繁爆发，不同领域的工人逐渐联合起来，与此同时，劳工组织也不断遭受朴正熙所建立的国家情报局的打压。

有组织的工人大规模参与了光州的抵抗。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亚洲语言文化系教授 Namhee Lee 在她的著作 《民众的诞生》（The Making of Minjung） 中提到，光州抵抗运动后，运动圈中反复重申的对后来者的警醒是：“不要忘了谁才是英雄，谁真正在为民主化而战斗，谁最后在道厅坚守、抵抗、牺牲……”

的确，在光州事件中，死者中工人和无产者的比例远远高于一开始参与运动的学生。这一事实像幽灵一样审判着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质带有小布尔乔亚式的软弱，只是沉迷于空想的理论家；工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这也使得光州事件成为韩国1960年以降的社会运动的重要转折点。光州前后的韩国社运，呈现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光州事件之前的学潮，常常被后来的社运圈中人认为“软弱”，尽管学生被政府指控“拥共”，但更好的机会到来时，他们便回到了学校或者职场之中了。学潮希冀着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未寻求社会根本性的革命。而光州事件后的1980年代，工人开始占据了运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被视为真正革命性的主体，工运则被视为社会彻底变革的等价物。而知识分子在见证残酷的镇压后，意识到了希冀改革的天真，并带着“偷生”的自我控诉，走出了象牙塔。

《古老的庭院》中有着大量社运人士和工人结合的镜头。吴贤宇所在地下党中的一员崔敏钦，向“闯入者”韩允姬讲述她所在工厂的女工劳作时遭遇的粗暴对待，对方略显不耐烦地听完后冷漠地回应到：“真没想到你这样的知识分子会去当工人。”崔敏钦笑了：“只有你这么想罢了。”崔敏钦在工厂不断地发起工人罢工，引起媒体关注，最终以自焚的方式完成了她最后的反抗。

1980年代的韩国社运者与工人结合，不断反思并调整自身位置：要做列宁式的知识分子，去教育工人革命？还是做葛兰西意义上有机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一起生活，成为工人的一部分？韩国的知识分子在80年代选择了后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放下了知识分子的特权，进入了工厂，在身体上成为了工人，1980年代的运动圈创造了一个词汇描述这群进入劳工阶级的运动者——“乔装的工人”。

想像中的朝鲜：错置的主体思想

“就是那位在审判时勇敢的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前辈……”从《古老的庭院》通过组织中其他成员向后生介绍吴贤宇等对话，我们不难感知到这个地下党背后的“赤色”背景。

在现实中，光州之后，对体制内改革希望的破灭，对替代性道路的探索，把很多知识分子引向了社会主义——这也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工运路线。

社会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的韩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它脱生于日据时期通过反殖民运动壮大的南朝鲜劳动党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1956年韩国大选中，主张社会民主主义的“进步党”就赢取过接近五分之一选票。到了1970年代，更多马克思列宁著作流入韩国，社会主义在运动圈中渐渐产生影响力。

在1950到1970年代由韩战开启的全球冷战背景下，从李承晚到朴正熙的韩国政府，一直围绕着反共运行着整套维稳体系，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定自身的敌人。

然而，到了1980年代，社会主义在韩国的意义产生了变化。知识分子心中象征着自由民主的美国，在光州事件中扮演了与军政府勾结的角色，将从韩国民众到知识分子都曾经希冀的西方式民主自由祛魅。Namhee Lee指出，韩国的民主化运动在光州之后开始反思自身，把1970年代未能阻止朴正熙独裁、1980年代未能阻止军政府卷土重来，归结于他们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式自由民主框架挪用到韩国——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有的“韩国是美国殖民地”的批判，成为了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想法。结果是，1980年代上旬，反美热潮不断升级。

在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下，一部分社运中人转向了神秘的北方。在朝鲜，金日成政权自1960年代以来通过不断清洗党内亲苏联、亲华派系，构筑起了个人独裁的政权，以《主体思想》作为意识形态，主张朝鲜民族要自立、自强，依靠作为细胞的民众和作为“头脑”的领袖的结合，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实现洗刷殖民屈辱、建设强盛国家的理想。

在1980年代，朝鲜和韩国之间并不像今天这样经济差距悬殊，反而在很多数据上旗鼓相当。浸润在追求民主、反美情绪中的韩国社运圈，通过电台、小册子等方式，接触到了大量二手的主体思想宣传。金日成反日的民族主义游击队背景、朝鲜“不依赖外国”的自主建设，通过民族主义的对接，贴合了韩国社运浪潮的需要。于是，1985年之后的韩国吹起了“北风”。1986年，曾经在社运圈内部也是禁忌的主体思想，公开出现在汉城国立大学的大字报上；由金永焕撰写，宣扬社会主义、南北统一、反帝国主义的《钢铁》系列小册子在社运圈中流传。到了1980年代末，尽管主导民主化运动的意识形态并非主体思想，但参与其中的基层人群，许多都受到这违禁思想的影响——虽然事实上，无论是传播主体思想，还是呼吁社会主义，韩国社运在1980年代的激进左倾，都是诉诸一个韩国人想像中的朝鲜社会。

结合工运与二手的主体思想，韩国社运圈子在1980年代不断扩大着影响力。而与此同时参与运动进入监狱的人，也不再只是懵懂的学生，更包括了许多主动忤逆国家意识形态的社运分子，其中许多人因为社会主义倾向，在1987年彻底民主化之后仍然被监押，成为“长期政治犯”。《古老的庭院》里民主化之后10年才获释的男主角吴贤宇，与现实中被羁押19年，1990年代获释，刚刚在台湾出版回忆录的韩国社运老人徐胜，分别是这群人的银幕化身与真实代表。

1987：一场已竟的革命？

虚构的吴贤宇与真实的徐胜出狱后，回到了一个民主国家。作为1980年代运动的成果，1987年“6•29”宣言将民主制度化，结束了此前30年的军事威权主义。韩国在从金大中到卢武铉领导下，稳步前进，经济腾飞。

回到1987年那个节点，当独裁者全斗焕宣布他的密友卢泰愚将继任总统时，“民众”发动了大规模的6月抗议，100万人走上街头。在美国里根政府的压力之下，卢泰愚同意被迫接受选举，自此，韩国改宪进入了“1987体制”。然而，有悖于整个1980年代社会运动对于社会政策路线之根本性改变的期待，“1987体制”归根结底是金大中、金泳三和军政府妥协后的“协约式民主化”，它依然将奠基于朴正熙时代、在全斗焕时代影响力持续扩大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韩国社会的运作原理。

伴随着“1987体制”和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1980年代韩国运动圈的“革命”呼声，同样消失了——真实的社会主义死了，想像的社会主义自然也失去了回声。自上而下的“协约民主化”改革，不但使曾经运动中的社会主义势力无法享有体制内的政治权力，并且不断遭到排挤。主导80年代民主化运动的南北统一势力，甚至劳动阶级的参与，都在1987年改宪时被排除在外。

在经济层面，军事权威主义时期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1987体制”并无变化。而到了1997年，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金大中政府则在削弱财阀垄断的同时，更广泛推进了诸如消除监管、市场开放和削减公共领域等新自由主义措施，失业率和临时工比率飞涨。同时，金大中抑制了全国民主劳动组合总连盟这一独立劳工运动。事实上，1987年之后，如韩国学者姜来熙指出，在镇压劳工阶级方面，以民主政府闻名的金大中政府和卢武铉政府与权威主义势力没有本质区别。

另一方面，军政府的残暴与仍然强大的保守势力，赋予了金大中、卢武铉“进步派”政府巨大的道德资本，进而掩盖了他们积极拥抱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在历史记忆的争夺战中真正的激进者被抹除后，他们在韩国今日的政治光谱中，牢牢占据了左翼的位置。

《古老的庭院》中，昔日的社运伙伴们在90年代末重聚，低着头默默喝酒，难掩尴尬之色。一位仍自诩为社会主义者的伙伴指责对面的伙伴“如今帮资本家挥霍老百姓的钱，招摇撞骗，是革命的背叛者”，在厮打中，对方回应到：“我们都是背叛者”。另一位伙伴则在一旁苦笑着说：“革命很短，人生很长”。

伴随着经济持续增长，韩国在带有后殖民色彩的现代化进程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权，社会运动也随之分裂了。实现了改宪的政治议程后，民主阵营分裂成了金大中和金泳三两派。仍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在1987年总统选举中虽然主张进步阵营独立候选路线，但却变成少数。在曾经运动中起到主要推动力的民族自强的诉求，与资本主义不再有本质的矛盾。富裕的生活面前，理想主义变得不堪一击。

回过头来看《出租车司机》和《辩护人》，我们所回溯的这一切复杂性都在道德美学的遮蔽下，被韩国公民社会对抗独裁军政府这个二元抗争的维度所替代。影片为制造更广泛的公共情感共鸣，无一避免地架空了国际政治语境，掩埋了运动中社会主义动员的脉络，从而将那段历史记忆的政治意识形态抽空了。

中国观众在置换自身语境后，盛赞两部电影的“勇气”，然而这些主流文化工业所生产出的历史记忆，事实上是相对“安全”的——他们立足于一场“已竟的革命”。尽管韩国政府时有右倾回潮，但民主化抗争在韩国公民社会中大致也已成为“政治正确”。在这一意识形态前提下，电影工业不断巩固着这套历史叙事。

回溯韩国民主化运动的历史，恰恰是这些电影中极力撇清的左倾社会主义思潮，在1980年代成功民主化的路径上扮演了要角。而在后冷战时代，面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朝鲜独裁世袭体制的彻底暴露，社会主义道路也成为了韩国运动圈最“难以下咽”、最急于摆脱的历史记忆——民主化革命就此进入了“完成时态”，军政府的罪行被清算了，所有的牺牲以同一种方式被正名，沐浴在民主中的人们则急切而悲悯地为运动者洗脱“赤色分子”的罪名。历史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缝隙，让一些人去拥抱这一曾经的指控。

对于吴贤宇们，革命未竟，而历史的遗忘却真正开始。

“历史终结”，与被遗忘的东亚社运遗产

《出租车司机》上映之后，迅速被华语舆论和天安门事件的往昔连结在一起，最终因为封杀，而注定和六四的政治禁忌永久捆绑起来。

但是，尽管六四事件和光州事件同样涉及国家机器对平民的暴力，但以同样的情感纽带绑定两者，却扼杀了两段社运历史的丰富遗产，使之本可以提供的思想资源打上折扣。

回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事件。在6月的血腥镇压到来之前，整场运动其实呈现出诸多社会阶级参与的复杂面貌：1970年代末，党的资深干部拉拢知识分子组成同盟夺权，获得政治地位的知识分子则成为改革的呼吁者，逐渐提出民主化、自由化的口号；工人与普通市民则在1989年之前的城市改革中受到冲击，将具体的诉求——打击太子党、反腐败、改善住房设施——与民主化的口号结合起来。从而在1989年，这些诉求不同的阶级在同样的口号下形成同盟，站上北京街头，六四运动因而同时囊括了统治集团中的成员（知识分子与部分党官僚）与被统治者（普通工人与市民），形成一幅“国家反对国家”的面貌。这种运动方式，和韩国社会运动中公民社会对抗军事独裁政权，是有所不同的。惟前者在敌我划分与军事镇压之下，在最终呈现出了后者的样貌。

1989之后，知识分子与工人都受到打击，但政府的改革策略，开始分化不同阶级：知识分子被1992年的新改革许诺所安抚，拥抱“市场化带来民主自由”的中产阶级民主想像；工人遇到铺天盖地的下岗潮，成为1990年代的最大输家。两个社会群体走上利益相对峙，疏离的不同道路。而反观光州后的韩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更加具有动员力的工运路线，又配合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在合适的时机支持下，成就了1987年的民主化。最有趣的是，在1980年代的中国，之前占据统治地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从政治运动的核心语言中全面退潮，而在韩国，民主运动最汹涌的1980年代，却见证了最“左”，充满了“主体”语言的社运圈子。

然而，这样两场有着不同背景、不同历史脉络的社运，在我们面对《出租车司机》时，仅仅获得了情感上的共鸣：人们想到“完成时”的韩国民主，看到“未完成”的中国民主，长吁短叹。在此意义上，本来各不相同的民主化运动们，才会被放到同一条跑道上，变成可资比较之物。以至于在无数讨论《出租车司机》的文章中，韩国这段曲折的社运历史，鲜有人提及。华语世界只有些许人意识到了这段历史的存在，但他们的结论扭曲成了“韩国社运是朝鲜的阴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焕才是反共救国的好人。”

这样令人苦笑的图景，是1990年代为我们开的一个玩笑。在冷战以苏联崩解结束之后，“历史的终结”为过去的一切设置了终点，不同轨道的民主化运动，变得只能通往一个结果——自由市场与民主。但这一结果，其实得益于民族主义与发展主义在过去50年间的相互推动：后进国家的耻辱感带来了要成为强国的决心，强国决心带来了以发展衡量意识形态的不二法门。当社会主义可以许诺更好的发展时，民族主义便和社会主义结合，呈现出韩国1980年代社运中的左倾思潮。而冷战结束，天平摆向了另一头，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便取代了原先呼吁团结、平等的社运，原本诉求民主化和反资本、反美并举的社运，也就被民主化一个词所全部覆盖了。1980年代东亚的复杂图景，都在今天成为了“历史终结”的简化注脚。

（斑戈，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