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影像中的光州與赤色的1980年代：南韓社運的記憶和遺忘

南韓老戲骨宋康昊主演的電影《逆權司機》（台譯《我只是一個計程車司機》），成為今年最熱的電影話題之一。弔詭的是，這部以「光州事件」為背景，再現南韓1980年代民主化抗爭歷史的電影，在華語世界成為了另一個記憶場所。

《逆權司機》在中國大陸並未引入院線，本應僅僅停留在影迷圈小範圍內的交換資源和討論，卻意外成為現象級話題。剛開始發酵，網友就發現影評網站「豆瓣」上《逆權司機》的條目被刪除，緊接着迎來的是社交網絡傳播的相關文章接到通知陸續被下線。而一篇接一篇以封號為代價的文章「頂風作案」，徒增了悲壯之感。在自上而下刪除條目，和自下而上諱莫如深地哀悼的相互呼應下，這部「不存在的」電影召喚出1989年那個「不存在的」日子和它所攜帶的記憶創傷。

作為一部電影，《逆權司機》的敘事套路、視聽語言大有值得商榷之處，不少批評者指出影片訴諸於人性的敘事方式過於陳詞濫調。但電影持續被悲憤的情緒加冕，使得任何批評都彷彿變得不具備道德合法性。

不過，在光州這一政治背景賦予電影的道德美學之外，值得深入討論的更應是：《逆權司機》背後的南韓社運歷史經驗，究竟可以被如何表述？觀眾的觀影體驗又在多大程度上，遠離了這段重要的政治歷史遺產？被彰顯被表述的記憶，和被壓抑被淹沒的記憶，各自離其在歷史現場中的內涵有多遠？

主流電影工業中的光州事件再現

《逆權司機》的主人公生活在首爾，在社會運動不斷激化的1980年，他不斷抱怨學生不珍惜太平盛世，跑去鬧學運。當他為了賺取10萬元的車費，搭載德國記者進入光州，目睹了軍政府無差別地屠戮平民、身邊的人因抗爭而犧牲後，逐漸對抗爭者產生了共情，在照顧女兒的私人情感和支持民主化的公共事業的掙扎中選擇了後者，肩負起了歷史使命——載着攜帶着真相紀錄的記者衝出重圍，成就了平民英雄的形象。

今年是以1987年「6·29宣言」為標誌的南韓民主化啟動30週年，為取得民主而抗爭的路途中，最慘痛的記憶非「光州事件」莫屬。恰逢其時尋喚出那段歷史的不只《逆權司機》，還有今年7月上檔、由金基德編劇的藝術片《挖掘機》（Fork Lane）。《挖掘機》類似1999年李滄東導演的《薄荷糖》，以施暴者的視角再現光州，不過比起《薄荷糖》個體化、私人化的表達，《挖掘機》以群像的方式提出沉重質詢：曾經為維護國家機器而奉命平息的「光州暴動」，今日已被書寫為「光州民主化運動」，而那些在義務兵役期間恰好遭遇了「光州事件」的年輕人，在二十年後如何回望自己的過去，如何在意識形態更迭、民眾抵抗被正名之後，再為處於那一歷史時刻的自己辯解？他們中有人瘋了，有人沉迷於風月，有人選擇了出家，有人掩藏在右翼政治的光譜下期待翻身之日的到來……這部影片所探討的主題顯然更為深刻而不落窠臼，不過比起商業片《逆權司機》，反高潮的《挖掘機》卻少有人問津。

《逆權司機》最容易讓人聯想到的電影，是同樣由宋康昊主演的《逆權大狀》（台譯《正義辯護人》）。以南韓前總統盧武鉉為原型的《逆權大狀》，同樣是表現一個小市民形象的、只關心賺錢的税務律師，在目睹身邊人慘遭軍政府毒手後，幾經掙扎轉型成為了一名人權律師。在法庭上不顧自身安危，冒最高權力之大不諱為學生辯護那一刻，他真正地走入了歷史，成為了「公共人」，觀眾也隨之進入了道德美學的高潮。除了類型片的敘事方式雷同外，兩部片中我們都不難感知到1980年代那個面目模糊的運動訴求——民主，但抗爭主體的構成和民主訴求背後的複雜動因則變得難以辨識。

與宋康昊的兩部電影中運動被簡化為「學潮」不同，2007年拍攝的同類題材電影《華麗的假期》，將光州事件中由教會、醫護人員、前軍官和大量普通民眾構成的抗爭主體表現得較為具體。電影還原了5月18日開始的10天光州抗爭的完整經過，特別聚焦於全羅南道道廳前民眾武裝自己對抗軍隊的街壘戰。

儘管韓劇式抒情的視聽語言大大降低了影片的觀感，但影片通過人物對話，還是把光州置於了一個具體政治脈絡之中——面對無差別被鎮壓的市民的困惑，神父憤怒地指出：全斗煥政府急於鎮壓民主運動的動機，在於其通過政變取得的權力面臨着巨大的合法性危機。而退役將校朴興洙在帶領市民抗爭時，無情戳破了民眾在消息流出後對美國的幻想：美國正派遣來的部隊，很有可能是支援政府軍鎮壓，而非支援市民抗爭的，如果美國支持南韓民主化運動，南韓軍政府的「518」鎮壓就不可能發生。

值得注意的是，幾部影片均試圖把「赤色分子」作為暴力機器對民主化運動的污名。影片的道德機制竭力為抗爭者與此種污名劃清界限。無論在《逆權司機》或《華麗的假期》中，那些並無政治訴求、僅被正義感所尋喚的抵抗者，都讓暴力機器口中的「赤色分子」顯得荒唐可笑——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是想當歌手的學生、胸無大志的戀人、喜歡泡妞打架的三教九流市民……而《逆權大狀》中更為明顯：由宋康昊所飾演的律師在法庭為涉案學生辯護中的最重要立論，便是學生們集體閲讀的書籍屬於「我們陣營」，而非蘇聯陣營的，「赤色分子」的栽贓是子虛烏有。藉此敘事，南韓的民主化運動就與當時冷戰背景下的北韓、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共產主義思想資源徹底撇清了關係。

然而，1980年代的民主化運動，真的與左傾的社會主義思想沒有關聯嗎？

「民眾」是誰？1980年代的工人運動

2006年的電影《古老的庭院》（台譯《亂世狂愛》），在同類題材中真正提供了一個難以消化的視角。通過呈現工人運動作為「民眾」運動的抗爭的主體，光州事件前後南韓社運中的激進社會主義脈絡，少有地在大銀幕上顯山露水。

男主角吳賢宇是政府通緝的地下黨（片中的「社會黨」）的一員，在光州事件中，吳賢宇從戰場落跑，逃到鄉下藏匿在美術教師韓允姬家。沉溺在愛情中的吳賢宇始終被落跑的愧疚感折磨，最後決定丟下愛人，回到了工人運動的現場。

正如電影所呈現的，1980年代南韓民主化運動（被稱為「民眾運動」），是依靠非常廣泛的社會動員而完成的，而工運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知識分子們也正如電影主人公，在對「偷生」的愧疚中，大規模地從訴求政治改革轉向投入工運。

1980年代之前，軍政府治下的南韓迅速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形式實現工業化。日據結束後，美蘇各自扶持南北政府，南韓政府繼續沿用當年的「親日派」勢力。美國資金經由威權政府流入，經濟發展建立在日據時期的巨型財閥和統治精英階層的密集聯姻之上，造成分配上的不公。與迅速工業化相伴生的是，工人階級與站在資方一邊的政府之間的矛盾。朴正熙時代，血汗工廠的罷工浪潮就頻繁爆發，不同領域的工人逐漸聯合起來，與此同時，勞工組織也不斷遭受朴正熙所建立的國家情報局的打壓。

有組織的工人大規模參與了光州的抵抗。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亞洲語言文化系教授 Namhee Lee 在她的著作 《民眾的誕生》（The Making of Minjung） 中提到，光州抵抗運動後，運動圈中反覆重申的對後來者的警醒是：「不要忘了誰才是英雄，誰真正在為民主化而戰鬥，誰最後在道廳堅守、抵抗、犧牲……」

的確，在光州事件中，死者中工人和無產者的比例遠遠高於一開始參與運動的學生。這一事實像幽靈一樣審判着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本質帶有小布爾喬亞式的軟弱，只是沉迷於空想的理論家；工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這也使得光州事件成為南韓1960年以降的社會運動的重要轉折點。光州前後的南韓社運，呈現出非常不同的面貌。

光州事件之前的學潮，常常被後來的社運圈中人認為「軟弱」，儘管學生被政府指控「擁共」，但更好的機會到來時，他們便回到了學校或者職場之中了。學潮希冀着自上而下的改革，從未尋求社會根本性的革命。而光州事件後的1980年代，工人開始佔據了運動最重要的位置——他們被視為真正革命性的主體，工運則被視為社會徹底變革的等價物。而知識分子在見證殘酷的鎮壓後，意識到了希冀改革的天真，並帶着「偷生」的自我控訴，走出了象牙塔。

《古老的庭院》中有着大量社運人士和工人結合的鏡頭。吳賢宇所在地下黨中的一員崔敏欽，向「闖入者」韓允姬講述她所在工廠的女工勞作時遭遇的粗暴對待，對方略顯不耐煩地聽完後冷漠地回應到：「真沒想到你這樣的知識分子會去當工人。」崔敏欽笑了：「只有你這麼想罷了。」崔敏欽在工廠不斷地發起工人罷工，引起媒體關注，最終以自焚的方式完成了她最後的反抗。

1980年代的南韓社運者與工人結合，不斷反思並調整自身位置：要做列寧式的知識分子，去教育工人革命？還是做葛蘭西意義上有機的知識分子，和工人一起生活，成為工人的一部分？南韓的知識分子在80年代選擇了後者。他們中的很多人放下了知識分子的特權，進入了工廠，在身體上成為了工人，1980年代的運動圈創造了一個詞彙描述這群進入勞工階級的運動者——「喬裝的工人」。

想像中的北韓：錯置的主體思想

「就是那位在審判時勇敢的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者』的前輩……」從《古老的庭院》通過組織中其他成員向後生介紹吳賢宇等對話，我們不難感知到這個地下黨背後的「赤色」背景。

在現實中，光州之後，對體制內改革希望的破滅，對替代性道路的探索，把很多知識分子引向了社會主義——這也進一步鞏固了他們的工運路線。

社會主義思潮在1980年代的南韓並不是一個新鮮事物，它脱生於日據時期通過反殖民運動壯大的南朝鮮勞動黨及其共產主義意識形態，1956年南韓大選中，主張社會民主主義的「進步黨」就贏取過接近五分之一選票。到了1970年代，更多馬克思列寧著作流入南韓，社會主義在運動圈中漸漸產生影響力。

在1950到1970年代由韓戰開啟的全球冷戰背景下，從李承晚到朴正熙的南韓政府，一直圍繞着反共運行着整套維穩體系，以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界定自身的敵人。

然而，到了1980年代，社會主義在南韓的意義產生了變化。知識分子心中象徵着自由民主的美國，在光州事件中扮演了與軍政府勾結的角色，將從南韓民眾到知識分子都曾經希冀的西方式民主自由祛魅。Namhee Lee指出，南韓的民主化運動在光州之後開始反思自身，把1970年代未能阻止朴正熙獨裁、1980年代未能阻止軍政府捲土重來，歸結於他們不加批判地把西方式自由民主框架挪用到南韓——之前只有一小部分人持有的「南韓是美國殖民地」的批判，成為了被大多數人接受的想法。結果是，1980年代上旬，反美熱潮不斷升級。

在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影響下，一部分社運中人轉向了神秘的北方。在北韓，金日成政權自1960年代以來通過不斷清洗黨內親蘇聯、親華派系，構築起了個人獨裁的政權，以《主體思想》作為意識形態，主張北韓民族要自立、自強，依靠作為細胞的民眾和作為「頭腦」的領袖的結合，以社會主義的方式實現洗刷殖民屈辱、建設強盛國家的理想。

在1980年代，北韓和南韓之間並不像今天這樣經濟差距懸殊，反而在很多數據上旗鼓相當。浸潤在追求民主、反美情緒中的南韓社運圈，通過電台、小冊子等方式，接觸到了大量二手的主體思想宣傳。金日成反日的民族主義游擊隊背景、北韓「不依賴外國」的自主建設，通過民族主義的對接，貼合了南韓社運浪潮的需要。於是，1985年之後的南韓吹起了「北風」。1986年，曾經在社運圈內部也是禁忌的主體思想，公開出現在漢城國立大學的大字報上；由金永煥撰寫，宣揚社會主義、南北統一、反帝國主義的《鋼鐵》系列小冊子在社運圈中流傳。到了1980年代末，儘管主導民主化運動的意識形態並非主體思想，但參與其中的基層人群，許多都受到這違禁思想的影響——雖然事實上，無論是傳播主體思想，還是呼籲社會主義，南韓社運在1980年代的激進左傾，都是訴諸一個南韓人想像中的北韓社會。

結合工運與二手的主體思想，南韓社運圈子在1980年代不斷擴大着影響力。而與此同時參與運動進入監獄的人，也不再只是懵懂的學生，更包括了許多主動忤逆國家意識形態的社運分子，其中許多人因為社會主義傾向，在1987年徹底民主化之後仍然被監押，成為「長期政治犯」。《古老的庭院》裏民主化之後10年才獲釋的男主角吳賢宇，與現實中被羈押19年，1990年代獲釋，剛剛在台灣出版回憶錄的南韓社運老人徐勝，分別是這群人的銀幕化身與真實代表。

1987：一場已竟的革命？

虛構的吳賢宇與真實的徐勝出獄後，回到了一個民主國家。作為1980年代運動的成果，1987年「6•29」宣言將民主制度化，結束了此前30年的軍事威權主義。南韓在從金大中到盧武鉉領導下，穩步前進，經濟騰飛。

回到1987年那個節點，當獨裁者全斗煥宣布他的密友盧泰愚將繼任總統時，「民眾」發動了大規模的6月抗議，100萬人走上街頭。在美國列根（雷根）政府的壓力之下，盧泰愚同意被迫接受選舉，自此，南韓改憲進入了「1987體制」。然而，有悖於整個1980年代社會運動對於社會政策路線之根本性改變的期待，「1987體制」歸根結底是金大中、金泳三和軍政府妥協後的「協約式民主化」，它依然將奠基於朴正熙時代、在全斗煥時代影響力持續擴大的社會經濟政策，作為南韓社會的運作原理。

伴隨着「1987體制」和1990年代的蘇聯解體，1980年代南韓運動圈的「革命」呼聲，同樣消失了——真實的社會主義死了，想像的社會主義自然也失去了迴聲。自上而下的「協約民主化」改革，不但使曾經運動中的社會主義勢力無法享有體制內的政治權力，並且不斷遭到排擠。主導80年代民主化運動的南北統一勢力，甚至勞動階級的參與，都在1987年改憲時被排除在外。

在經濟層面，軍事權威主義時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1987體制」並無變化。而到了1997年，面對亞洲金融危機的金大中政府則在削弱財閥壟斷的同時，更廣泛推進了諸如消除監管、市場開放和削減公共領域等新自由主義措施，失業率和臨時工比率飛漲。同時，金大中抑制了全國民主勞動組合總連盟這一獨立勞工運動。事實上，1987年之後，如南韓學者姜來熙指出，在鎮壓勞工階級方面，以民主政府聞名的金大中政府和盧武鉉政府與權威主義勢力沒有本質區別。

另一方面，軍政府的殘暴與仍然強大的保守勢力，賦予了金大中、盧武鉉「進步派」政府巨大的道德資本，進而掩蓋了他們積極擁抱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在歷史記憶的爭奪戰中真正的激進者被抹除後，他們在南韓今日的政治光譜中，牢牢佔據了左翼的位置。

《古老的庭院》中，昔日的社運伙伴們在90年代末重聚，低着頭默默喝酒，難掩尷尬之色。一位仍自詡為社會主義者的伙伴指責對面的伙伴「如今幫資本家揮霍老百姓的錢，招搖撞騙，是革命的背叛者」，在廝打中，對方回應到：「我們都是背叛者」。另一位伙伴則在一旁苦笑着說：「革命很短，人生很長」。

伴隨着經濟持續增長，南韓在帶有後殖民色彩的現代化進程中獲得了越來越多的自主權，社會運動也隨之分裂了。實現了改憲的政治議程後，民主陣營分裂成了金大中和金泳三兩派。仍堅持反對資本主義的勢力，在1987年總統選舉中雖然主張進步陣營獨立候選路線，但卻變成少數。在曾經運動中起到主要推動力的民族自強的訴求，與資本主義不再有本質的矛盾。富裕的生活面前，理想主義變得不堪一擊。

回過頭來看《逆權司機》和《逆權大狀》，我們所回溯的這一切複雜性都在道德美學的遮蔽下，被南韓公民社會對抗獨裁軍政府這個二元抗爭的維度所替代。影片為製造更廣泛的公共情感共鳴，無一避免地架空了國際政治語境，掩埋了運動中社會主義動員的脈絡，從而將那段歷史記憶的政治意識形態抽空了。

中國觀眾在置換自身語境後，盛讚兩部電影的「勇氣」，然而這些主流文化工業所生產出的歷史記憶，事實上是相對「安全」的——他們立足於一場「已竟的革命」。儘管南韓政府時有右傾回潮，但民主化抗爭在南韓公民社會中大致也已成為「政治正確」。在這一意識形態前提下，電影工業不斷鞏固着這套歷史敘事。

回溯南韓民主化運動的歷史，恰恰是這些電影中極力撇清的左傾社會主義思潮，在1980年代成功民主化的路徑上扮演了要角。而在後冷戰時代，面對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和北韓獨裁世襲體制的徹底暴露，社會主義道路也成為了南韓運動圈最「難以下嚥」、最急於擺脱的歷史記憶——民主化革命就此進入了「完成時態」，軍政府的罪行被清算了，所有的犧牲以同一種方式被正名，沐浴在民主中的人們則急切而悲憫地為運動者洗脱「赤色分子」的罪名。歷史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縫隙，讓一些人去擁抱這一曾經的指控。

對於吳賢宇們，革命未竟，而歷史的遺忘卻真正開始。

「歷史終結」，與被遺忘的東亞社運遺產

《逆權司機》上映之後，迅速被華語輿論和天安門事件的往昔連結在一起，最終因為封殺，而註定和六四的政治禁忌永久捆綁起來。

但是，儘管六四事件和光州事件同樣涉及國家機器對平民的暴力，但以同樣的情感紐帶綁定兩者，卻扼殺了兩段社運歷史的豐富遺產，使之本可以提供的思想資源打上折扣。

回到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在6月的血腥鎮壓到來之前，整場運動其實呈現出諸多社會階級參與的複雜面貌：1970年代末，黨的資深幹部拉攏知識分子組成同盟奪權，獲得政治地位的知識分子則成為改革的呼籲者，逐漸提出民主化、自由化的口號；工人與普通市民則在1989年之前的城市改革中受到衝擊，將具體的訴求——打擊太子黨、反腐敗、改善住房設施——與民主化的口號結合起來。從而在1989年，這些訴求不同的階級在同樣的口號下形成同盟，站上北京街頭，六四運動因而同時囊括了統治集團中的成員（知識分子與部分黨官僚）與被統治者（普通工人與市民），形成一幅「國家反對國家」的面貌。這種運動方式，和南韓社會運動中公民社會對抗軍事獨裁政權，是有所不同的。惟前者在敵我劃分與軍事鎮壓之下，在最終呈現出了後者的樣貌。

1989之後，知識分子與工人都受到打擊，但政府的改革策略，開始分化不同階級：知識分子被1992年的新改革許諾所安撫，擁抱「市場化帶來民主自由」的中產階級民主想像；工人遇到鋪天蓋地的下崗潮，成為1990年代的最大輸家。兩個社會群體走上利益相對峙，疏離的不同道路。而反觀光州後的南韓，知識分子選擇了更加具有動員力的工運路線，又配合反美的民族主義情緒，從而在合適的時機支持下，成就了1987年的民主化。最有趣的是，在1980年代的中國，之前佔據統治地位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正從政治運動的核心語言中全面退潮，而在南韓，民主運動最洶湧的1980年代，卻見證了最「左」，充滿了「主體」語言的社運圈子。

然而，這樣兩場有着不同背景、不同歷史脈絡的社運，在我們面對《逆權司機》時，僅僅獲得了情感上的共鳴：人們想到「完成時」的南韓民主，看到「未完成」的中國民主，長吁短嘆。在此意義上，本來各不相同的民主化運動們，才會被放到同一條跑道上，變成可資比較之物。以至於在無數討論《逆權司機》的文章中，南韓這段曲折的社運歷史，鮮有人提及。華語世界只有些許人意識到了這段歷史的存在，但他們的結論扭曲成了「南韓社運是北韓的陰謀，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才是反共救國的好人。」

這樣令人苦笑的圖景，是1990年代為我們開的一個玩笑。在冷戰以蘇聯崩解結束之後，「歷史的終結」為過去的一切設置了終點，不同軌道的民主化運動，變得只能通往一個結果——自由市場與民主。但這一結果，其實得益於民族主義與發展主義在過去50年間的相互推動：後進國家的恥辱感帶來了要成為強國的決心，強國決心帶來了以發展衡量意識形態的不二法門。當社會主義可以許諾更好的發展時，民族主義便和社會主義結合，呈現出南韓1980年代社運中的左傾思潮。而冷戰結束，天平擺向了另一頭，自由市場和個人主義便取代了原先呼籲團結、平等的社運，原本訴求民主化和反資本、反美並舉的社運，也就被民主化一個詞所全部覆蓋了。1980年代東亞的複雜圖景，都在今天成為了「歷史終結」的簡化註腳。

（斑戈，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