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熠：两个黎智英的平衡崩溃了

7月5日傍晚六点，超过百名香港壹传媒员工离开了座位，集体在公司门口站了15分钟。他们身穿黑衣、手举标语，抗议壹传媒高层最近的整顿、改组计划。目前美术组工作已经改为外包，但承揽者不是别人，仍然是由原本美术组部分员工组成的公司，另有一部分员工则面对着可能遭到资遣的压力。这就是壹传媒集团在香港和台湾同步推动的“创业计划”。

另一方面，在台湾，一纸据称是台湾《苹果日报》某单位主管发给同事的信，6月下旬开始在网络上流传：“目前公司采二种作法，一种是与记者改签约，我们的薪资就改为原有薪资的七成至八成左右（确切数字还未公布），以后有点像是通讯社、特约记者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是和苹果日报‘合作的厂商’，主要提供的产品就是新闻......。”

这间报社往昔以犀利的爆料闻名业界。不过近年来《苹果》的调查能量不再，反而是社内新闻时不时就被曝光而引发话题，例如这一次的“员工创业方案”。

坦白说， 壹传媒集团的“员工创业方案”并不是业界闻所未闻的新经营方式，但之所以引发这么多讨论，一则是因为黎智英在港、台媒体界都是一方之雄，动见观瞻。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在“北京因素”的强力干扰下，华文媒体经营环境已经扭曲、变形到了什么地步。这些面向必须一一都讨论到，才能比较全面地评价黎智英其人其事。

创业方案，剥削与改革

首先，“员工创业方案”当然是《苹果》资方与受雇记者劳动条件的大幅改变：

原本记者直接受雇于《苹果》，除了薪资，《苹果》还要承担依法要提拨的劳工保险金、劳工退休金和健康保险费。未来一旦采行“创业方案”，员工的“薪资”成了“报酬”，数额必须和《苹果》重新议定。 但《苹果》资方无论如何都能够省下员工的劳保、劳退和健保这三项花费。

另一方面，一旦《苹果》记者的身份从“员工”转为“外包商”，法律上的权益将大打折扣：不要说“一例一休”的权益不保，台湾劳动基准法对每日最高工时、每月最高加班时数的限制保护都会归零，因为记者已经不再是受雇用的“劳工”，而是“自雇工作者”，甚至是个“工作室”的负责人。黎智英带领的《苹果》资方，从原本必须面对一个由采、编、业、印等部门员工组成的工会，改成只要面对一群“外包个体户”（说不定还有“外包业务”和“外包印务”）， 一大对多小，“个体户”被各个击破是必然的结果。

当然，也有评论者不全然从负面解读黎智英。因为《苹果》的变革其实回应了一个趋势，或者说一个问题：“做内容？还是做平台？”因为随着网际网络日渐发达，“自媒体”蔚为风潮，发掘新闻、发动议题的主动权逐步从大媒体转移到个人脸书页面、粉丝团或讨论社群上。

在台湾，这样的例子无日无之。小事例如台湾有线电视新闻台不能一天没有的“三器新闻”（指从“行车纪录器”、“电脑显示器”和“街头监视器”截取光怪陆离画面制作新闻的风气），大事则如在马英九执政后期对马政府造成重大打击的“大埔事件”。 很多时候“主流媒体”都只能跟风而无法主导。

“有一部电脑就可以办媒体”的说法或许太夸张，但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成立新媒体的硬体成本的大幅下降。华文新闻圈里一批走专业路线，追求品质的新媒体应着这股潮流而生：《传真社》、《独立媒体》、《报导者》、《上下游》、《众新闻》和《端传媒》都有可观的成绩。或者因为资金有限，或者因为要找到真正专业的作者，这些媒体的确程度不一地依赖外稿。这样的发展趋势，提醒了像黎智英这样的媒体资本家：他们可以，我为什么不行？

黎智英的“创业方案”其实有迹可循。事实上《苹果》早先就和新兴的独立媒体合作，提供这些小众媒体更宽广的发表平台。例如《报导者》的“血泪渔场”和《上下游》的作品“失控的低温物流”，的确都是绝佳的调查报导作品。

而黎智英自己的一篇文章“新闻的变革””，就是从这个角度立论。文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明显地是回应台、港众多评论者对《苹果》“员工创业方案”的批评。

然而，评价黎智英不能去脉络为之，因为近年来台湾壹传媒集团将原有的人力资源大幅投入网络，旗下员工的时间和心力被投入“即时新闻”这个无底洞里。策略很明确：以（新闻的）数量换流量，拿流量变现金。在这样的政策下，台湾《苹果》生产的即时新闻除了求快还是求快，查证不实、欠缺把关、胡乱抄写其他网络来源的情况非常严重；更不要说苹果高层放任“41J”（一名以操作情色题材声名大噪的小编，之后成为这一类即时新闻的“品牌”） 等人刻意炒作煽色腥题材。《苹果》的即时新闻的确换来了流量和广告，也留下满地的网络垃圾。

台湾《苹果》一方面强力要求旗下记者生产品质低劣的网络新闻；另一方面用头版大推其他独立媒体的优秀作品，这反而更让业内人士质疑：《苹果》自己以往强大的卧底、调查能量到哪里去了？《苹果》和些苦哈哈的独立媒体共同发布作品，这究竟是一种良善的社会实践，还是向《报导者》和《上下游》买赎罪券，为自己擦脂抹粉？

生意与“自由主义”的相辅相成

但细究黎智英的《壹周刊》和《苹果日报》之所以在港、台曾经有一番十多年的好光景，绝对不只是“逐利”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两个黎智英”之间的相辅相成和完美平衡。

“两个黎智英”指的是黎智英的两种性格：

第一个黎智英是个经济动物，媒体是一盘生意，目标是获利，读者（客人）爱什么就供什么，凡事追求效率，只要他想，报社的所有事情说要重来就可以推倒。

第二个黎智英以“自由主义者”自许，在香港这样的环境下，反共既是一种信仰、更是一盘生意。那几年在民主派上街游行时，《苹果日报》会加印一张宣传海报包在报纸的正刊外头，这张台湾俗称“报衣”的印刷品，举起来就是抗议群众的标语。在民主社会，这不是一份严肃的报纸应该做的事，但因为黎智英对抗的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轻重对比，尽管在学院里仍有批判声音，但大部分倾向民主派的读者放过了壹传媒集团的不专业，黎本人甚至借着旗下媒体，一度成为香港民主派阵营要角。

黎智英新闻生涯的高峰期间，报纸、杂志是商品，贩卖的是揭露政治人物、影视明星的隐私和伪善。在香港主要华文媒体的政治光谱上，壹传媒不是唯一的自由派，但肯定是最靠右、色彩最鲜明的一家。这中间有黎智英个人的信仰和情怀，但“反共”是另一项受市场欢迎的商品。

在台湾也有类似风景：台湾《壹周刊》2001年5月创刊，两年之后台湾《苹果日报》面世。揭发国安秘帐是台湾《壹周刊》创刊初期的代表作； 台湾《苹果》则紧追陈水扁家族贪腐弊案。台湾社会当然有相当比例的民众厌恶共产党，但这群读者对于讨论、批判北京当局并没有兴趣，“反共”在台湾并不是好卖的商品，但它毕竟在壹传媒集团的基因里，时不时就会呈现出来。

真正把“反中国因素”推到风口浪尖的是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运动”，这场运动原本抗议的对象是亲中台商蔡衍明拥有的旺旺中时集团，反对它并购有线电视系统业者“中嘉”。但就在运动推进的同时，黎智英大手笔投资的壹电视先因为遭到既有有线业者势力夹杀，迟迟无法在台湾正常上线而被迫出售。壹电视的亏损也拖累了纸本业务，黎智英开始寻找买家接手《壹周刊》和《苹果》，两相交会的结果，黎智英被摆上了道德制高点，成了“反媒体垄断运动”最大的声援对象。

两个黎智英，两种崩溃

然而2012年10月中，事件急转直下，媒体开始披露参与收购壹传媒的买家之中，竟然包括蔡衍明，甚至有报导直指黎智英还因为得知蔡衍明有意接手而抬高了价码。尽管黎智英否认了“抬价”的报导，但经此一役，黎智英在台湾的道德光环消失殆尽，“两个黎智英”之间的平衡崩溃了，壹传媒的逐利再无高尚的动机来支持，公众和业界所看到壹传媒集团的，就只剩下例如“钓鱼刘乔安”这种极其卑劣的采访手法和即时新闻的乱象，几乎想不起它在公共事务上的贡献。黎智英的成败、壹传媒的未来，再也激不起台湾社运界的热情。

但在香港，“两个黎智英”的平衡是在另一个结构下崩溃的。就如同前段的叙述，黎智英很长一段时间是香港民主阵营的领头羊，这个地位形塑了壹传媒员工和相当一部分自由派评论者的价值认同，他们愿意为黎智英工作、写稿，尽管要揹上“帮衬狗仔文化”乃至于自己就是“狗仔”的骂名。

2003年反23条、2012年反国教、2013年“占中”倡议初起、2014年雨伞运动……主权移交以来香港人反抗北京、争取民主的行动，黎智英不仅自己参与，也动员旗下媒体带动舆论风向，很自然地，他成了北京的眼中钉。

2008年开始，北京开始意识到海外宣传形势对自己的不利，除了祭出“大外宣”政策，洒钱扩张海外媒体版图；同时运用中国企业在海外快速扩张的契机，藉商业机制制裁“境外敌对势力”。2013年前后，香港传出中资银行开始抽掉自由派媒体例如《AM730》和《苹果》的广告，紧接着媒体报导包括汇丰、渣打、东亚等港资银行也停止在《苹果》登广告。参与抵制《苹果》的日后更扩及多个大型企业集团。

在网络媒体崛起大趋势下，平面媒体广告原本就持续不断地流失；再加上疑似来自北京指示的抵制，让壹传媒集团的财务状况雪上加霜。对黎智英而言，商业利益和政治理念相互支持原本是他的成功方程序。如今一大部分金流疑似被北京切断，原本的“两条腿走路”断了一条。尽管黎智英试图让编、采重兵转战网络平台，但填补效益显然不如预期，节省成本看来成了当务之急，这恰恰就是外界认定《苹果》强行推动“员工创业方案”背后“不能说的秘密”。

北京的“权力加盟者”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壹传媒集团的财务状况日益严峻的同时，另一批经营者跃上了枱面：由电商转行的马云、东山再起的于品海、手机大亨王雪红，以及卖食品发家的台商蔡衍明。这一批媒体老板的共同特色是在政治上选边站队，谨言慎行，以换得北京政府容许他们的本业在中国境内经商获利。

这些企业主所经营的，名义上是商业媒体，但究其实，他们手上的媒体是他们得以获得北京政府肯认的筹码，套用一句商业术语：如果《人民日报》是共产党的“直营商”；那这些资本家的媒体就是北京政权的“加盟店”。

在华文媒体圈究竟有多少北京的“权力加盟者”？在台湾并没有足以明确指认的指标。但香港记协在近日发表的《言论自由年报》里公布了一项统计：

2017年底，当有线电视的股权转移完成法律程序，香港26家主流传媒中，会有九家被中国控制或有中资入股，这样的媒体将占全香港主流传媒的35%。

此外，85%的媒体老板、新闻部主管接受中国政府的职位及受勋。

这样令人毛骨悚然的数字，点出了华文媒体的“新常态”，而讽刺的是，不少权力加盟者所拥有的媒体，近日都忽然高高举起劳工权益，对壹传媒及黎智英大加跶伐。对公民社会而言，或许应该从这些批判言词的背后看出警惕：你可以不为黎智英被夹杀落泪，但绝对不要忽略夹杀黎智英的那只黑手。

（李熠，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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