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李熠：兩個黎智英的平衡崩潰了

7月5日傍晚六點，超過百名香港壹傳媒員工離開了座位，集體在公司門口站了15分鐘。他們身穿黑衣、手舉標語，抗議壹傳媒高層最近的整頓、改組計劃。目前美術組工作已經改為外包，但承攬者不是別人，仍然是由原本美術組部分員工組成的公司，另有一部分員工則面對着可能遭到資遣的壓力。這就是壹傳媒集團在香港和台灣同步推動的「創業計劃」。

另一方面，在台灣，一紙據稱是台灣《蘋果日報》某單位主管發給同事的信，6月下旬開始在網絡上流傳：「目前公司採二種作法，一種是與記者改簽約，我們的薪資就改為原有薪資的七成至八成左右（確切數字還未公布），以後有點像是通訊社、特約記者的概念，......也就是說，我們是和蘋果日報『合作的廠商』，主要提供的產品就是新聞......。」

這間報社往昔以犀利的爆料聞名業界。不過近年來《蘋果》的調查能量不再，反而是社內新聞時不時就被曝光而引發話題，例如這一次的「員工創業方案」。

坦白說， 壹傳媒集團的「員工創業方案」並不是業界聞所未聞的新經營方式，但之所以引發這麼多討論，一則是因為黎智英在港、台媒體界都是一方之雄，動見觀瞻。但另一方面，它也反映出在「北京因素」的強力干擾下，華文媒體經營環境已經扭曲、變形到了什麼地步。這些面向必須一一都討論到，才能比較全面地評價黎智英其人其事。

創業方案，剝削與改革

首先，「員工創業方案」當然是《蘋果》資方與受僱記者勞動條件的大幅改變：

原本記者直接受僱於《蘋果》，除了薪資，《蘋果》還要承擔依法要提撥的勞工保險金、勞工退休金和健康保險費。未來一旦採行「創業方案」，員工的「薪資」成了「報酬」，數額必須和《蘋果》重新議定。 但《蘋果》資方無論如何都能夠省下員工的勞保、勞退和健保這三項花費。

另一方面，一旦《蘋果》記者的身份從「員工」轉為「外包商」，法律上的權益將大打折扣：不要說「一例一休」的權益不保，台灣勞動基準法對每日最高工時、每月最高加班時數的限制保護都會歸零，因為記者已經不再是受僱用的「勞工」，而是「自僱工作者」，甚至是個「工作室」的負責人。黎智英帶領的《蘋果》資方，從原本必須面對一個由採、編、業、印等部門員工組成的工會，改成只要面對一群「外包個體戶」（說不定還有「外包業務」和「外包印務」）， 一大對多小，「個體戶」被各個擊破是必然的結果。

當然，也有評論者不全然從負面解讀黎智英。因為《蘋果》的變革其實回應了一個趨勢，或者說一個問題：「做內容？還是做平台？」因為隨着網際網絡日漸發達，「自媒體」蔚為風潮，發掘新聞、發動議題的主動權逐步從大媒體轉移到個人臉書頁面、粉絲團或討論社群上。

在台灣，這樣的例子無日無之。小事例如台灣有線電視新聞台不能一天沒有的「三器新聞」（指從「行車紀錄器」、「電腦顯示器」和「街頭監視器」截取光怪陸離畫面製作新聞的風氣），大事則如在馬英九執政後期對馬政府造成重大打擊的「大埔事件」。 很多時候「主流媒體」都只能跟風而無法主導。

「有一部電腦就可以辦媒體」的說法或許太誇張，但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成立新媒體的硬體成本的大幅下降。華文新聞圈裏一批走專業路線，追求品質的新媒體應着這股潮流而生：《傳真社》、《獨立媒體》、《報導者》、《上下游》、《眾新聞》和《端傳媒》都有可觀的成績。或者因為資金有限，或者因為要找到真正專業的作者，這些媒體的確程度不一地依賴外稿。這樣的發展趨勢，提醒了像黎智英這樣的媒體資本家：他們可以，我為什麼不行？

黎智英的「創業方案」其實有跡可循。事實上《蘋果》早先就和新興的獨立媒體合作，提供這些小眾媒體更寬廣的發表平台。例如《報導者》的「血淚漁場」和《上下游》的作品「失控的低溫物流」，的確都是絕佳的調查報導作品。

而黎智英自己的一篇文章「新聞的變革」」，就是從這個角度立論。文裏雖然沒有明說，但明顯地是回應台、港眾多評論者對《蘋果》「員工創業方案」的批評。

然而，評價黎智英不能去脈絡為之，因為近年來台灣壹傳媒集團將原有的人力資源大幅投入網絡，旗下員工的時間和心力被投入「即時新聞」這個無底洞裏。策略很明確：以（新聞的）數量換流量，拿流量變現金。在這樣的政策下，台灣《蘋果》生產的即時新聞除了求快還是求快，查證不實、欠缺把關、胡亂抄寫其他網絡來源的情況非常嚴重；更不要說蘋果高層放任「41J」（一名以操作情色題材聲名大噪的小編，之後成為這一類即時新聞的「品牌」） 等人刻意炒作煽色腥題材。《蘋果》的即時新聞的確換來了流量和廣告，也留下滿地的網絡垃圾。

台灣《蘋果》一方面強力要求旗下記者生產品質低劣的網絡新聞；另一方面用頭版大推其他獨立媒體的優秀作品，這反而更讓業內人士質疑：《蘋果》自己以往強大的臥底、調查能量到哪裏去了？《蘋果》和些苦哈哈的獨立媒體共同發布作品，這究竟是一種良善的社會實踐，還是向《報導者》和《上下游》買贖罪券，為自己擦脂抹粉？

生意與「自由主義」的相輔相成

但細究黎智英的《壹周刊》和《蘋果日報》之所以在港、台曾經有一番十多年的好光景，絕對不只是「逐利」這麼簡單，更重要的是「兩個黎智英」之間的相輔相成和完美平衡。

「兩個黎智英」指的是黎智英的兩種性格：

第一個黎智英是個經濟動物，媒體是一盤生意，目標是獲利，讀者（客人）愛什麼就供什麼，凡事追求效率，只要他想，報社的所有事情說要重來就可以推倒。

第二個黎智英以「自由主義者」自許，在香港這樣的環境下，反共既是一種信仰、更是一盤生意。那幾年在民主派上街遊行時，《蘋果日報》會加印一張宣傳海報包在報紙的正刊外頭，這張台灣俗稱「報衣」的印刷品，舉起來就是抗議群眾的標語。在民主社會，這不是一份嚴肅的報紙應該做的事，但因為黎智英對抗的是不民主的香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輕重對比，儘管在學院裡仍有批判聲音，但大部分傾向民主派的讀者放過了壹傳媒集團的不專業，黎本人甚至藉着旗下媒體，一度成為香港民主派陣營要角。

黎智英新聞生涯的高峰期間，報紙、雜誌是商品，販賣的是揭露政治人物、影視明星的隱私和偽善。在香港主要華文媒體的政治光譜上，壹傳媒不是唯一的自由派，但肯定是最靠右、色彩最鮮明的一家。這中間有黎智英個人的信仰和情懷，但「反共」是另一項受市場歡迎的商品。

在台灣也有類似風景：台灣《壹周刊》2001年5月創刊，兩年之後台灣《蘋果日報》面世。揭發國安秘帳是台灣《壹周刊》創刊初期的代表作； 台灣《蘋果》則緊追陳水扁家族貪腐弊案。台灣社會當然有相當比例的民眾厭惡共產黨，但這群讀者對於討論、批判北京當局並沒有興趣，「反共」在台灣並不是好賣的商品，但它畢竟在壹傳媒集團的基因裏，時不時就會呈現出來。

真正把「反中國因素」推到風口浪尖的是2012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這場運動原本抗議的對象是親中台商蔡衍明擁有的旺旺中時集團，反對它併購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中嘉」。但就在運動推進的同時，黎智英大手筆投資的壹電視先因為遭到既有有線業者勢力夾殺，遲遲無法在台灣正常上線而被迫出售。壹電視的虧損也拖累了紙本業務，黎智英開始尋找買家接手《壹周刊》和《蘋果》，兩相交會的結果，黎智英被擺上了道德制高點，成了「反媒體壟斷運動」最大的聲援對象。

兩個黎智英，兩種崩潰

然而2012年10月中，事件急轉直下，媒體開始披露參與收購壹傳媒的買家之中，竟然包括蔡衍明，甚至有報導直指黎智英還因為得知蔡衍明有意接手而抬高了價碼。儘管黎智英否認了「抬價」的報導，但經此一役，黎智英在台灣的道德光環消失殆盡，「兩個黎智英」之間的平衡崩潰了，壹傳媒的逐利再無高尚的動機來支持，公眾和業界所看到壹傳媒集團的，就只剩下例如「釣魚劉喬安」這種極其卑劣的採訪手法和即時新聞的亂象，幾乎想不起它在公共事務上的貢獻。黎智英的成敗、壹傳媒的未來，再也激不起台灣社運界的熱情。

但在香港，「兩個黎智英」的平衡是在另一個結構下崩潰的。就如同前段的敘述，黎智英很長一段時間是香港民主陣營的領頭羊，這個地位形塑了壹傳媒員工和相當一部分自由派評論者的價值認同，他們願意為黎智英工作、寫稿，儘管要揹上「幫襯狗仔文化」乃至於自己就是「狗仔」的罵名。

2003年反23條、2012年反國教、2013年「佔中」倡議初起、2014年雨傘運動……主權移交以來香港人反抗北京、爭取民主的行動，黎智英不僅自己參與，也動員旗下媒體帶動輿論風向，很自然地，他成了北京的眼中釘。

2008年開始，北京開始意識到海外宣傳形勢對自己的不利，除了祭出「大外宣」政策，灑錢擴張海外媒體版圖；同時運用中國企業在海外快速擴張的契機，藉商業機制制裁「境外敵對勢力」。2013年前後，香港傳出中資銀行開始抽掉自由派媒體例如《AM730》和《蘋果》的廣告，緊接着媒體報導包括匯豐、渣打、東亞等港資銀行也停止在《蘋果》登廣告。參與抵制《蘋果》的日後更擴及多個大型企業集團。

在網絡媒體崛起大趨勢下，平面媒體廣告原本就持續不斷地流失；再加上疑似來自北京指示的抵制，讓壹傳媒集團的財務狀況雪上加霜。對黎智英而言，商業利益和政治理念相互支持原本是他的成功方程式。如今一大部分金流疑似被北京切斷，原本的「兩條腿走路」斷了一條。儘管黎智英試圖讓編、採重兵轉戰網絡平台，但填補效益顯然不如預期，節省成本看來成了當務之急，這恰恰就是外界認定《蘋果》強行推動「員工創業方案」背後「不能說的秘密」。

北京的「權力加盟者」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壹傳媒集團的財務狀況日益嚴峻的同時，另一批經營者躍上了枱面：由電商轉行的馬雲、東山再起的于品海、手機大亨王雪紅，以及賣食品發家的台商蔡衍明。這一批媒體老闆的共同特色是在政治上選邊站隊，謹言慎行，以換得北京政府容許他們的本業在中國境內經商獲利。

這些企業主所經營的，名義上是商業媒體，但究其實，他們手上的媒體是他們得以獲得北京政府肯認的籌碼，套用一句商業術語：如果《人民日報》是共產黨的「直營商」；那這些資本家的媒體就是北京政權的「加盟店」。

在華文媒體圈究竟有多少北京的「權力加盟者」？在台灣並沒有足以明確指認的指標。但香港記協在近日發表的《言論自由年報》裏公布了一項統計：

2017年底，當有線電視的股權轉移完成法律程序，香港26家主流傳媒中，會有九家被中國控制或有中資入股，這樣的媒體將佔全香港主流傳媒的35%。

此外，85%的媒體老闆、新聞部主管接受中國政府的職位及受勳。

這樣令人毛骨悚然的數字，點出了華文媒體的「新常態」，而諷刺的是，不少權力加盟者所擁有的媒體，近日都忽然高高舉起勞工權益，對壹傳媒及黎智英大加躂伐。對公民社會而言，或許應該從這些批判言詞的背後看出警惕：你可以不為黎智英被夾殺落淚，但絕對不要忽略夾殺黎智英的那隻黑手。

（李熠，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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