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光甜：帝国（下）——从民族到跨国，中华意识形态的诞生

【编按】中国究竟是一个“民族国家”还是“天下帝国”？在其中，60多年来的少数民族与“民族区域自治”又是什么？有人说这是“汉化”；有人说其中承载著“平等”；还有人认为是苏联流毒，会激化民族矛盾。学者哈光甜投书端传媒，认为这些说法都未切中“民族区域自治”的要点，而理解这一制度，又是讨论“中国到底是什么”的前提。本文是对此一问题的综合讨论。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新自由主义时代的中国民族区域自治》、中篇《人类学理论与理想“社会”》，已经刊出。本文是下篇，聚焦从“社会”交往的想像中，如何诞生出新的“帝国”意识形态。

中国的多民族模式，被想象成一个包含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社会的“大社会”，是一个“超社会体系”。图为新疆喀什维吾尔族。

虽然“跨体系社会”是汪晖创造的概念，但他并不缺少同路人。“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来自半个玩笑：

“……我在回应（王铭铭教授）中，半开玩笑地使用了‘跨体系社会’这个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的区域、社会与国家及其关系……这一概念中的‘跨’是由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的力量为中心的，经济关系只是镶嵌在上述复杂的社会关联中的交往活动之一。如果说现代资本主义的跨国家、跨民族、跨区域活动是一种将各种文化和政治要素统摄于经济活动的力量，那么，‘跨体系社会’这一概念恰恰相反，它提供的是不同文化、不同族群、不同区域通过交往、传播和并存而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的社会和文化形态。”

玩笑是半个，但汪晖的敏锐表露无疑。在王铭铭过去几年的论述中，“文化”、“文明”、“体系”、“社会”这些概念往往混用，而且常常有意如此。“包含不同文化的文化”、“包含不同社会的文明”、“超文化的体系”、“超社会的体系”等等词汇，往往交替出现，而且意义含混。这种含混并不是偶然的──它透露出一种急切，一种想要超越现状但却找不到合适概念的急切。“体系”一词对于王铭铭的作用几乎等同于“社会”对于汪晖的作用。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王铭铭将他想法的来源回溯到男性的莫斯身上：

“而莫斯则耗费大量心血研究与社会相关的另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在他的著作中，被称为hyper-social（超级社会的）体系。他认为有一种社会是超过‘社会’边界的，但又是社会性的……莫斯最后把这种 hyper-social体系称作civilization（文明）。”

在王铭铭看来，中国就是一个包含了不同民族和地区社会的“大社会”，他觉得中国就是这样一个“超社会的社会”或者“超社会体系”。这个想法不仅用来看待中国，而且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视角，一种“区域”的框架。王铭铭和汪晖共享这一框架，并且两者都觉得，“区域”的视角既可以用来处理中国国内的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的问题，也具备成为一个更为抽象的世界观的潜力。因此，中国西南的民族交往可以为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提供启发，中国西北的宗教互通可以为东南亚的跨国连结提供理论支持，“区域”的角度因而力求突破民族国家的界限。

但无论是体系还是文明，无论是朝贡还是贸易，无论是战争还是通婚，“社会”都是一个核心的想像。在“社会”中是各种型态的交往，这些交往跨越民族文化界限，并且重塑差异。差异并没有消失，而是被打碎重组。按照“区域”的思路，如果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并不存在于群体与群体之间，甚至不存在于个体与个体之间，这种差异既内化于每一个个体自身，同时又超越了群体之间的界限──也就是说，差异既是 sub-individual （内在于个人）的，也是 supra-ethnic（超越族群的），甚至是 supranational （超越民族国家）的。也就是说，一种极端的 localism，具体主义，和一种极端的 transnationalism 即跨国主义相互结合在一起。差异不是被否定了，而是被升华了；不是被抹杀了，而是被散播到每一个角落。“区域”作为一种视角远远超越了一种对民族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的认识，而开始成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甚至是一种哲学。当每一个人都是“区域”的产物，在每一个人的世界中，都存在一个或者多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当世界的本质就是“无处非中”，那么任何以民族为单位的政治诉求在理论上都是落后的，在政治上都是落伍的。最终存在的，只有跨越差异的社会交往──当然，还有可以控制交往形式、交往内容以及哪些人可以相互交往的政治权力。在一个理想化的“区域社会”里，政治权力变得不可见，因此获得了最大的生存空间。政治权力可以仰赖后结构主义理论堂而皇之地告诉所有弱势民族──你们的差异只不过是海市蜃楼。

帝国

任何理论都只在历史中展开，所以它们的政治性和阶级性都必定超越理论家个人的意识。法国人类学家莫斯以他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为未来资本主义帝国的崛起提供了理论支持：一方面，他的“总体社会”（total society）的概念，使得汪晖和王铭铭都可以以超越历史的方式，去想像所有的社会都应该具备“总体社会”的形式。因此，“社会”对他们而言，就是一个是由一系列的文化、习俗、政治、礼仪和经济关系结合而成的综合体，而且每一个领域的交往都会自然地渗入其他领域之中。经济贸易必然带有文化性，政治关系必然扎根于社会交往──一个本来是基于早期民族志资料所发现的某种具体的社会型态，变成了所有社会都具备的“正常型态”，社会科学变成了乌托邦想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复杂。英国早期的人类学家很多就怀有无政府主义的政治理想。），似乎所有社会都是或者都应该是“总体社会”。讽刺的是，或许我们早就已经进入了一个汪晖和汪铭铭都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新的“总体社会”。

2000年所出版的《帝国》一书勾画出了一个近乎末世的场景。该书的两位作者──Michael Hardt 和 Antonio Negri 说当代的“帝国”具备这样一种形态：如果在1960年代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将教会、家庭、学校、监狱这些地方看作是意识形态获得再生产的场所的话，那么 Hardt 和 Negri 则借用福柯（Foucault）的说法将这个阶段称作是“规训型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y）。“规训”（discipline）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场所，通过有围墙的、时空上有界限的制度性安排来让意识形态得以传承。

而在他们看来，当代的“帝国”则意味著另一种社会形态的产生，他们称之为“控制型社会”（society of control）。在这个社会中，家庭破碎了，家庭的边界被侵蚀了，家庭的核心被破坏了，但这并不意味著家庭的消失。家庭的规训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获得了重组，使得整个社会本身变成了一个家庭。家庭不是社会的基本单位，而社会本身变成了一个大家庭。因此，规训从可见变得越来越不可见，并且规训的变迁和程度的加剧是以传统上负责规训的制度的解体来实现的。

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转变。在这两位作者看来，随著金融秩序的不断扩张和深化，尤其是随著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劳动本身在形式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他们看来，这种变化的核心就是“非物质性劳动”（immaterial labour）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甚至于──这是笔者自己的解读──一切劳动都在向著“非物质化”（immaterialisation）的方向发展。这当然不是说传统的物质性劳动（material labour）濒临消失──实际上，大部份劳动的非物质化和抽象化很可能就是以在某些人群中更高强度的物质性劳动为基本条件的。我们都有身体，但最终却只是某些人为我们所有人去承担身体的重负。

这种状况目前正在发生。但这种思路，实际上仍旧是一种传统的左派思路，它永远将价值最终的来源归结到物质劳动上。而《帝国》的作者想要说的其实是这样一个道理：抽象劳动的意义，或者劳动不断非物质化的意义在于，人生活的一切，包括人的最细微的情感变化，都会变成生产机器中的一环。因此人不是在“从事”生产，而是人本身就“变成”了生产；人不是在“操作”机器，而是人本身就“是”机器。劳动的抽象化实际上意味著生产的总体化（totalisation of production），而这种总体化在这两位作者看来是控制型社会的核心生产方式，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的最高形式。

在这个时候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转换思路。我们曾经觉得新自由主义条件下的资本，是将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非经济关系都纳入到自己的范围之内，是将一切社会关系都“资本化”，将一切社会关系都使用统一的金钱标准来衡量。这在以前或许是正确的，但按照 Hardt 和 Negri 的观点，这已经不能概括当代帝国时期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了。在他们看来，帝国下资本运作的方式反倒是无法测量的（outside measure），它不是要将一切统化为同一的金钱标准，而恰恰相反，它不但不统化，而且就“因地制宜”地逐个处理每一个单独具体的“质”。所以它不消灭差异，而是按图索骥，循著差异本身的形态来提供对策。它不measure，也不需要任何 measure，多样性不但不是它的敌人，反倒是它存在的基本前提。在这个时候，资本并不吸纳其他的社会关系，它不是一个化解其他关系的“黑洞”。它更像是一个寄生虫，它附著在庞杂的、异质的社会关系之上，并不打破和化约这些异质性，而是通过这种异质性来汲取养分。人的情感关系仍旧是情感关系，资本不去摧毁它，而是去“尊重”它，在“尊重”它的时候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积累。这种积累不发生在大工厂之中，而发生在日常生活之中，而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越来越多地以这种方式实现。

讲到这里，一个人类学家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因为“帝国”的这种存在形式几乎是复制了莫斯笔下最“原始”的“总体社会”。莫斯觉得，礼物交换的经济应该更多地渗入到资本主义经济之中，一个“独立”的经济领域应该被还原到复杂的社会关系的政治之中，这在他看来可以算是一种乌托邦的未来。

可是我们现在几乎是完全的反面：“总体社会”在帝国时期似乎真的实现了，而且礼物交换关系确实渗入了资本主义交换关系，甚至于，资本主义的交换关系，以礼物交换的情感关系为存在的前提了。可我们面对的却是一个反乌托邦（dystopia）的场景。这给传统的人类学家当头一棒。一个被看作是理想的“整体观”，现在反倒成为帝国扩张的媒介，反倒成为资本得以传播和不断深化控制的途径。市场确实从来不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现在资本反过来向我们贩卖经典的人类学理论，让人类学家自己变得像是卷了边的旧黄历。

如果我们将新的“总体社会”所具备的型态，与“超社会体系”或者“跨体系社会”这样的概念放在一起看，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大概就是如下的图景：一个在最细处切割每一个个人，又在最宏大处跨越民族、文化、种族、宗教和民族国家的“社会交往”，在全球的范围内编织出一张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无处非中”──差异并没有消弭，而变成新一轮资本积累的圭臬。资本不弥合差异，甚至以保护和创造新的差异作为自身再生产的条件。资本不妨碍社会交往──资本难道不是从产生伊始就来自于交换（exchange）吗？实际上，汪晖和王铭铭对于“社会”的想像难道不正好就是帝国时期“控制型社会”的意识形态吗？一面是庞大的帝国政治经济结构，另一面是正在成形的全球交往的意识形态，它们会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在哪里实现最终的结合呢？

从民族区域自治到跨国的“文明体”，再到“跨体系社会”，一个新的新自由主义晚期的帝国意识形态在中国的知识界形成了。这个意识形态不以国家为敌，它不迷信市场，它抵抗所有社会关系的经济化。它将眼光投向一个可以包罗一切并化解一切矛盾的“社会”，它认为国家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交往”是这个全球社会的核心。新的帝国是一个交往的帝国，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重组和重新分配差异的帝国。从民族到跨国，这是二十一世纪中华意识形态的诞生。

（哈光甜，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