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六七暴动50周年系列】 50年前的5月，香港发生了一场为时8个月，出现逾千个真菠萝（土制炸弹）、造成51人死亡、八百多人受伤、近二千人被检控、受影响人数以万计的左派暴动，被认为是香港战后历史走向的分水岭。50年后的今天，官方依然讳莫如深，民间各方则竭力寻找当年的资料和亲历者，当中有人希望获得平反，有人希望还原真相，有人希望对抗遗忘……《端传媒》在3月开始，将陆续推出“六七暴动50周年”的评论专题，为历史留下几笔。
今天很多人都知道什么是“六四”，但相信很少知道什么是“六七”，尤其是年轻一辈。有一次，我问一位青年什么是六七，他说六七就是六四的延续，因为六四之后北京大举抓人；六七是六四后的另一次事件。我听了，苦笑。
光阴荏苒，已是2017年，令我惊觉：转眼五十年了，又是半个世纪。那一年，我13岁，也是六七的经历者、半个参与者，算是当年的“小鬼队”。不过，我没有暴力行为，幸好没有被捕成为“YP仔”（Young Prisoner）。但当年的事必须说清，否则日后也许有更多年轻人说六七是六一儿童节的延续了。
YP仔的抑郁
六七，是指1967年在香港发生的左派暴动，左派称为“反英抗暴”。由于此事历时大半年，过程复杂，头绪纷繁，角度甚多，不能一文尽述，所以我将分篇细说。这里，先谈谈当年一些YP仔的感受，以及他们的感受的成因。先旨声明，这不等于我认同他们的看法，但他们的感受也该让人们知道。这里说的，也不是所有YP仔的想法，各自判断吧。
当年参与其事的年轻人，与今天部分参与社会运动的青年人，在某些形态上十分相似。他们关心社会，有正义感，但却遇上政治化的环境；有些人在不明不白或一腔热血之下就投身进去了，也在不知不觉间破坏了社会，甚至犯罪被捕。到了今天，他们感到心里抑郁，不吐不快，概括而言，他们的不快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他们出狱后还背负一项刑事纪录。在当年的殖民地社会中，就是从此永世不得翻身，“一世人这样就没有了”；既不能当公务员，连子女的前途也受到影响。这种命运对他们不公平。
二、他们认为“社会和历史对他们不公”。一位YP仔跟我说：如果用今天的标准，他们当年的抗议行动、上街游行，也是争取言论自由、表达自由的一部分，直至今天，为什么人们还把他们当作暴徒？
三、社会不认同他们，他们已感到抑郁，但更令他们感到抑郁的，就是当年引领甚至鼓励他们义无反顾、一往无前、冲锋陷阵的人士和力量，后来却说他们“错了”，对他们不闻不问，把他们视为政治弃婴。
事实上，当年爆发“六七暴动”的原因，我比喻为“三把火”，既有港英政府的高压，也有来自大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支持，又有本地左派领导层的盲目鼓动。到了今天，上述三方都没有面对和承认过自己的责任，这就促使当年的YP仔感到要自己发声了。
中国官方的态度
那么，今天的中国官方怎样对待六七呢？观察所得，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认为现在处于敏感时刻，六七的事不宜重提。今年虽然是六七50周年，但同时是香港回归20周年，习近平还可能来港主持庆典，怎能因为六七而影响了和谐气氛？此外，新一届特首选举正在绷紧，官方认为潜藏著很多不稳定因素，如果此时六七事件的历史升温，又可能“被敌对势力有机可乘”，把当年的事扯到特首选举的辩论中，对左派的错一挖到底，对官方岂不是更不利吗？总之，官方从眼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美其名是政治稳定，但实际却是掩盖了当年的历史。
二、官方也感到避忌，因为如果让外界顺藤摸瓜，追问根源，一定会触及当年的大陆政府，因为愈来愈多历史资料披露出来，大陆某些力量实际上在背后支持着香港左派的斗争，包括经济上的支援，罢工人士有“生活补助”。这些历史愈搞清楚，就愈增加今天北京对香港的管治难度。所以，最好就是不谈。
三、当年被捕入狱的人，希望能够消除他们的刑事纪录，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官方则感到在现行法律下，这是不可行的，但却难以面对左派的“洗底”要求。有些左派人士甚至要求“平反六七”，因为他们认为当年“反英抗暴”是“反对殖民地统治的爱国行动”。在官方眼中，这将会掀起另一场争论和社会撕裂。更有甚者，很多当年经历了六七的人仍然健在，包括很多受害或受到左派暴动影响的人。如果在这个时候为左派“平反六七”，不是左派的人又会如何反应呢？思前想后，总之左派不要再提六七就好了。
四、在今天的北京高层心中，文化大革命最好不要提，而香港的六七事实上又是文革的延伸，同样不应提。可是，当年人却想翻案，或要求北京给他们一个“说法”，至少澄清他们“错了什么”。久而久之，一些官员就感到今天要求“说法”的当年人，仿佛就是左派阵营内部的一种“乱源”，令上层感到厌烦。说得坦白一点，当年人在今天的官方眼中，也没有太大利用价值，甚或是鸡肋。况且，改革开放之后来港或驻港的官员，很多也不知道什么是六七，要他们从头到尾了解一遍，已经不大情愿；后来知道北京也不想多提，自然对要求“说法”的当年人就更敬而远之，于是又增加了当年人的郁结。
面对眼前的困局，如果官方能够恰如其分地面对历史，也许可以逐步解结。可惜，官方素来认为历史也要为政治服务，更不能承认对他们不利的历史。所以，官场背后出现了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有人向寻求“说法”、要求翻案的当年人表示，请他们稍安毋躁，因为现在不是平反的时候；不过，“二十年三十年后一定为他们平反”。为什么？因为那时候，很多经历过六七的人都不在世了，而六七的事实将会进一步被淡忘。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利平反，也就是有利于官方如何描写六七。我不知道这种意见的真确性。果真如此，这将是另一次的模糊历史和扭曲历史。
无论如何，当年热的血遇上今天冷的墙，六七的结、历史的结、现实的结永远难解。
（刘锐绍，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文汇报》驻北京记者）
让反中央的青年了解自己和当年反英的左派青年有什么相似性，从而获取教训与启示变得更为理智，不是更好吗？然而由于这段历史同时涉及到左派的一些阴暗面，现在的中央又是对其讳莫如深了。
谁能掌握现在，谁就能掌握过去。谁能掌握过去，谁就能掌握将来。
准备按自己的构思来强奸历史，当事人嘛快点死光好。
自從左變右之後，我就明白右派的宣傳手法如出一轍，明明是黃之鋒反對國民教育，現在把帳算到特區政府和中央的頭上。給楊光頒發大紫荊勳章不知道算是平反還是給左派的安慰？歷史問題只能將來慢慢解決了。
夫子分析得好透徹，北京一貫都系歷史實用主義者，真假對錯並唔重要，于己有利最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