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杰伊：封杀翻墙？国家主权如何降临互联网

1月22日，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在其官方网站公开宣布：即日起将打击私自建立VPN（虚拟专用网络）“开展跨境经营”的行为。VPN相当于在中国和国际网络间连接了一座“隧道”，从而绕过当局架设于网络出口路由器（router）的GFW（防火长城）。由于设置VPN的操作相对简单，近年来这一工具成为了中国网民“翻墙”的主要选择。因此，工信部的消息一时间再次将中国互联网管制推向风口浪尖，甚至有人认为，翻墙“将成历史名词”，在中国大陆穿越GFW将完全禁止。

长期留意中国网络政策的观察者会发现，此次的消息并非突如其来。中国政府对VPN的控制已有时日，至少自2015年初起，中国内外的不少VPN服务提供商就受到了或多或少的冲击。根据工信部要求，在中国境内提供VPN经营服务，必须登记注册，并按照中国有关规定，在必要之时向政府提交数据。不过，在现实层面，大多VPN提供者未必会真的配合政府监管，而出于政治敏感性，中国境内的VPN提供者大多将其冠以他名，提供所谓“音乐服务”、“游戏加速器”——业者、用户彼此心照不宣。

部分中国网民甚至认为，GFW只是某种“国民素质过滤器”，用于阻止“文化水平较低”的网民接触国外信息而遭受误导或煽动，“真正有水平的人”并不会被“墙”所限制。2016年初，一些中国网民“出征”蔡英文等台湾政治人物的Facebook页面，受到共青团中央微博、人民日报微信等官方社交媒体帐号的鼓励，某种程度上增强了“翻墙默许论”的印象。

但不论是简单将工信部的行为视作全面禁止翻墙，或是一厢情愿认为当局对翻墙存有某种程度的默许，都仅仅是基於单一事件的猜测分析。

诚然，中国政府的网络管制战略相当于一个黑盒，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当局随心所欲对待每个孤立互联网事件的可能，但中共是一个在社交媒体时代，成功控制了互联网活动的政权，其随意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种种网络管理手段间透露着紧密关联的情况之下，我们更应当留意这些关联，以期更准确地判断中国政府互联网管控逻辑。

“互联网主权”的实体化

2016年末至2017年初的这段时间，中国在互联网上的管制，呈现井喷之势。从共青团中央帐号进驻知乎（类似于Quora的中国问答分享网站）及bilibili（中国视频弹幕分享网站），到55位艺人作品在中国各大互联网音乐服务平台下架，再到公众较少聚焦的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加上此次工信部宣布打击VPN服务，诸项手段相辅相成，反映了一个完整的目标——对“中国互联网空间”（Chinese cyberspace）的实体化、国家化。

网络空间和实体国家空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具有明显的、可管控的边界，政府得以拥有对其国家边界范围内的人口垄断暴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互联网政治理论（cyberpolitical theory）便认为，由于互联网缺乏类似的边界，任何政府都将无法控制信息在网络空间的传播。而威权国家极度依赖信息控制，因而互联网的普及将成为全球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但如同笔者前文所述，虽然删帖和屏蔽网站看似都属于网络审查，但两者的性质及其反映的目标却不尽相同；删帖（尤其是删除可能引发示威游行等“群体性事件”的言论）是当局为了保证政权稳定的“被动因应”行为，而2013年后GFW的升级，则应当被视为强化中国互联网空间边界的“主动管理”举措。中国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中一再强调的“互联网主权”，不仅仅只是一句宣传口号，而是真切反映了当局互联网管控战略的目标和方法。

效益最大化的管控

需要特别指出，这种同主权国家边界所类似的互联网空间边界，并非旨在完全限制中国网民访问被屏蔽的境外网站。

即使是真正的国家边界，也并不会完全限制人员流出，因为任何空间内，都存在小部分一心希望越过边界的人。从博弈论的角度看，将这群人锁在空间之内，不仅耗费资源，而且可能进一步激化这些人的不满，对于空间的管理者而言，并非最优之举。同理，如果中国政府希望彻底禁止翻墙，现有的技术手段完全可以分辨通过VPN“隧道”的流量，但当局并没有选择这一最为彻底的解决方式，而是通过一系列手段，令普通人使用VPN愈发困难，从而将那些并无强烈翻墙需求，但偶尔会用VPN访问外国社交媒体的网民控制在墙内。

这一针对游走在墙边缘用户的手法，能自动筛选、区隔绝大多数网民和少数“刚需”（刚性需求，供求中受价格变化影响较小的需求）翻墙者，阻止前者而不激化后者，为当局带来最大效益，还可以降低当局监管的成本。

禁绝翻墙是一项猫捉老鼠的游戏。VPN广泛运用于翻墙前，HTTP代理翻墙亦曾大行其道，倘若VPN失效，其他的技术手段也必然会兴起。与之相比，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一纸声明打击VPN“跨境经营”业务，惩处为网民提供VPN的商业行为，再加上不久的将来可能重点查处几家典型，以儆效尤，如此简单几步，即可让VPN业者无从洞悉违规成本究竟几何，从而促使其趋利避害，削减其涉华业务。此外，外国社交媒体和其他服务提供商，即便是需要在此过程中，将自己置于中国政府的监管之下，也会因为市场激励而更趋向于进入中国互联网。前段时间，Facebook被曝出正在实验针对中国市场的审查系统，即是其中一例，而中国政府显然乐见其成。

于是，当局在限制互联网边界的过程中，同时圈定了边界内的公民为栖居于中国互联网空间的人口，亦即这片虚拟主权实体的管理对象。在管理的过程中，政府同样运用了非制度化的手法——近来对于55位艺人作品的下架处理，恰恰体现了这一方式。令许多观察者感到不解的是，这些艺人中，不少并没有严重的涉政言行，甚至有些仅曾经流露过与中国政府不完全相符的价值观，最多只能算处于灰色地带。但通过处理这些艺人的作品，当局得以进一步明确其在中国互联网空间上的管理者地位，蚕食价值观模糊的灰色地带，以极低的成本，促使内容提供者加强自我审查，生产“导向正确”的作品，从而扩大价值观与当局一致的“红色地带”。

大获成功的新媒体战场

中国政府管理网络空间，还有一种更积极主动的方式：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帐号在社交媒体上的宣传攻势。回溯这段历史，宣传帐号兴起的时间节点值得关注。

有报导显示，早在2011年，中国政府可能便留意到了社交媒体的潜在宣传价值，但当时并未立即出手，大张旗鼓在微博上开启宣传机器。彼时的微博，不乏当局所不乐见的政治言论，而中国政府仅审查可能滋生集体行动的帖文，并不着重删除批评类讯息。

网民最初从Twitter等境外社交平台转向微博时，对于微博的黏性并不强烈，如果宣传帐号处处可见，网民就更可能离开微博，甚至忍受翻墙的代价返回境外平台。但2013年后，几乎所有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都已经用上了国内社交平台，朋友形成的社交网络成型，使得离开微博的代价大幅升高，即使不愿忍受充斥的政治宣传信息，也不得不驻留在这块中国互联网空间上。

官方宣传帐号自2013年起大规模进驻微博以来，受到的待遇颇为耐人寻味——一方面，众多网民表达了不屑或不满，但另一方面，这些帐号也吸引、凝聚了数量极为庞大的支持者。共青团中央进驻知乎和BiliBili，都收到了网站许多用户的好评——宣传帐号在社交媒体上大多采用亲切的互动方式和贴近网络语言的文风，关注年轻网民所关心的时事和生活问题，更是与传统宣传媒体一板一眼、不苟言笑的形成了强烈对比，给网民留下了有性格、有人情味的印象。

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帐号也丝毫不掩盖其宣传本质。在一条知乎回答中，共青团中央帐号公开表示，其微博运营的主要目标包括“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反击历史虚无主义和不实报导”、“批判普世价值”、“提升中国自信”，以及“宣传共产主义”。笔者采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了共青团中央帐号自2013年12月加入微博至2016年底所发布的13000条微博主题和关键词，结果显示，100个最常见的实义关键词精准地反映了上述两个特征——一边是“青年”、“大学生”、“创业”、“人生”、“梦想”，乃至“早安”和“晚安”，仿佛一个年轻友善的朋友；另一边则是“社会主义”、“总书记”、“祖国”、“核心价值观”以及“爱国”。而频率位居前的两个关键词，分别是“中国”和“青春”。两条主线参差交错，既覆盖了目标人群，也传递了宣传信息，可谓一举两得。

官方对于主动管理的绩效，显然颇为自得。近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专门针对“强烈爱国、捍卫体制”的网络“小粉红”进行了统计，数据表明，共青团宣传帐号的关注者，年龄集中分布在18到24岁。换言之，“90后”青年的确成为了宣传的吸引对象。

在这一语境下，“小粉红”与以前的“自干五”（“自带干粮的五毛”）存在细微但重要的差别，后者指那些自愿在互联网上以长篇大论为中国体制辩护、同反对者争论的群体，自2013年起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说起“自干五”，眼前能浮现一个个典型——李世默、周小平、花千芳等，他们的言论具有一定影响力，能影响许多粉丝公众的看法和观点；换言之，他们成为了中国政治体制之下的政治掮客（power broker）。但“小粉红”则是众多无名个体的集合，在诸如“出征”Facebook等运动中发表的言论，也多为复制的高度重复的内容；因而，“小粉红”实质上只是被动员的对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统计，也特别强调了小粉红“强大的自我动员与组织能力”。不过，所谓“自我动员”，其实很容易受到共青团中央等官方宣传帐号的鼓舞和激励，因而“小粉红”群体也很容易成为这些宣传帐号动员范围的一部分。

管制互联网，会有副作用吗？

中国的90后群体，成长在市场化改革洪流之下，没有参与过大规模集体政治行动，因而常给观察者留下政治冷淡、甚至犬儒主义的观感。某种程度上，这也成为了90年代后中国公众政治态度的一个缩影——不反对中共的政策，但也缺乏强烈情感认同。

冷漠有助于减小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可能，因而也曾有论点认为当局有意培养这种不关心政治的态度。不过，它也只限于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有效。经济增长减缓乃至停滞时，政权的存续则更依赖于公众对其合法性的强烈认同。一个享有强大认同的政权可以说服民众：当前的经济困境只是暂时的艰难。而民众也会给予当局更多时间和耐心解决经济问题。反之，缺乏合法性的政权在遭遇经济危机时，更容易分崩离析。

政治学者常以这一理论解释民主制度相较于威权政体的稳定性，实际情况表明，民主并非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互联网空间实行主动管理式的宣传，正在为中共赢得更多的合法性。可想而知，面对中国如今的经济情况，当局一定会加强对管控互联网。

但这种管控真的不会给政府滋生任何负面效应吗？目前来看，当局的确是每一步都迈在了效益最大的策略上。不过，长远而言，尚有一项因素可能会导致最大的不确定性——中国网民群体的高度“左”、“右”极化。社科学者用“中国政治座标系”测试了17万中国网民，发现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之间，存在高度统一的分化——政治倾向偏“左”（亲政权）者，经济、文化倾向也偏“左”，政治倾向偏“右”（亲自由主义）者，经济、文化倾向同样偏“右”。

这一点与许多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取向杂糅交错的状况大相径庭。民主政党的一大作用，即是在杂糅的政治、经济、文化取向中梳理出最大共识的交集，因而可能导致极化。但中国即便缺乏两党政治，也已然陷入了两党政治的极化弊端。诚然，传递网民的分裂情绪，有助于阻碍集体行动的发生，而传递支持的情绪，有助于进一步弱化反对。但这些都只是一时之技。归根结底，当局仍需面对这个边界分明的网络空间中另一群处在相反一极的群体，以及他们的结构性矛盾。

将网络空间实体化、国家化，可以让政府把管理国家社会的手段运用到管理网络社群之上，但与此同时，也会将网络社群中的问题扩大到整个国家社会之中。如何处理这种隐藏的社会撕裂，或许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互联网管控战略，必须在未来面对的议题。

（杰伊，政治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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