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府可能是當今世上最擅長網絡管控的政府。
至少自1994年中國與國際互聯網實現全功能接入以來，中國政府的審查管控手段不斷翻新改進，從以刪帖封號等方式限制境內網絡平台上的「敏感言論」，以「防火長城」（Great Firewall）屏蔽境外社交和新聞網站，到培育鼓勵支持黨和政府的「正能量」聲浪。許多人都覺得，這是為了打擊批評異見，清走煽動「群體性事件」的內容，以保持政權穩定。
這個結論是否準確？很長一段時間裏，政治學者並沒有任何方法加以證實或證偽。
2011年，哈佛大學的三位學者開始對中國社交網站的「手動」刪帖進行實證研究。 2014年，這個團隊把研究推進到專職生產「正能量」的「五毛黨」，最近出爐的研究結論引起了媒體、公眾和中國研究者的熱議。
然而，這些試圖摸進中國網絡管控「黑箱」的研究，觸及了「防火牆」、關鍵詞過濾、人工刪帖、「五毛黨」等手段的特點和機制，卻一直未能探清審查背後的動機邏輯。
憑藉強大的國家機器，中國政府正在實現一個「不可能任務」──將對現實社會的國家治理應用到無形、無邊、無限量的網絡空間之中──管轄著13億人口的威權政府，在技術進化的道路上突飛猛進，治理成績斐然，從被動地對網絡言論予以回擊，邁向了主動管理輿論導向。
這一轉捩是在什麼時候、怎樣發生的？會不會終有一天，即便「防火牆」降低，甚至倒下，人們仍然「無界而不自由」？
學界近五年的研究，接近了網絡審查的真相嗎？
中外學界對中國政府網絡審查機制長期一知半解，甚至一無所知，直至2011年混沌才被打破。
2011年以來，哈佛大學教授加里·金（Gary King）及其研究生潘婕（Jennifer Pan）、瑪格麗特·羅伯茨（Margaret E. Roberts），搶在管理員刪帖之前，從1300多個中國社交網站上自動抓取了逾300 萬網帖，並在中國各大社交網站、論壇和微博上註冊帳號，基於社會熱點發表各類言論，以試探審查。
他們發現，至少在2011年到2013年，觸動審查刪帖的關鍵不在於帖文是否批評政府，而在於帖文是否可能引發集體行動，例如有組織的抗議示威。用加里·金自己的話說，「（網絡空間中的）中國人在個體上是自由的，在集體上是受限制的。」
研究者試著對這一與慣性認識不同的結論做出解釋──例如，網上的批評為政府了解公眾想法提供了一種渠道，在不滋生示威的前提下，這樣的批評或許有益於政府提升自身執政能力，此外，中央政府還可以通過網民批評判斷地方政府的施政表現。
但按照這個邏輯，政府若希望了解公眾想法，完全可以先將這些批評匯總整理，再刪除，而無須為了解民情而讓這些批評繼續留在網絡上；其次，中央也許需要通過網絡了解地方表現，但這無法解釋，為何針對中央領導人的批評同樣不會被特別審查。此外，許多境外媒體網站只是報導新聞消息，而不是試圖挑起群體性事件，中國政府為何仍要封禁呢？
2014年，加里·金團隊圍繞中國網絡「五毛黨」，開始了下一階段的研究，前段時間研究結論出爐，再次打破了此前各界的常識認知。所謂「五毛黨」，指受僱於中國政府的「網絡評論員」，他們常以普通網民身份大批出現，試圖影響、引導或製造網絡輿論，使之對政府有利，因被網民諷刺「每發一帖能掙五毛錢」而得名。
研究團隊分析江西贛州章貢區網宣部外洩的大量郵件後發現，遇到可能引發集體行動的「敏感」時期或事件時，「五毛」的主要作用不在於與批評者「正面作戰」，而在於大量發表與主題無關、歌頌共產黨、政府和國家的「正能量」帖子，以「轉移焦點」。
團隊認為，這是一種機智而有用的信息控制方式──或許人們在網上「噴」完政府後，就不會再走上街頭抗議示威了。
但這個邏輯亦有限制──顯然，「五毛」之所以發帖，並非為了讓批評政府的人感到自己贏得了辯論，而是為了在作為「看客」的網民間引導輿論。然而，無關宏旨的發言很可能會被關注事件的「看客」忽略，使得一般網民更容易認同批評政府的言論。
另外，受到官方肯定、高層接見的傳播正能量代表人物周小平，就是主動與批評政府觀點對峙的典型，並非「轉移注意力」的聲東擊西小石子。
以周小平、花千芳等網絡寫手為代表的「正能量」寫手，與上述的典型「五毛黨」不同，他們與政府沒有固定明確的僱傭關係，往往是自發地、「客觀理性」地發表支持中國政府和執政黨的言論，經常被對面的陣營調侃為「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在反對「網絡謠言」，與批評言論筆戰時，言辭較民族主義主導的「小粉紅」要温和一些。
中國網絡審查的運作、邏輯，乃至背後的政治動因究竟是什麼？學界剛走出混沌，便一腳踏入了僵局，而且似乎越陷越深。
從被動審查轉向主動引導
網絡審查是中國輿論和意識形態控制的「時代衍生品」，像其他因應社會「新常態」而產生新管控手段的過程一樣，中國政府面對網絡，也曾經嘗試用老藥治新症。
1949年以來，中國政府一直強調牢牢把控社會輿論，將所有媒體統收於黨的領導之下。互聯網的興起，特別是個人博客和微博等社交網絡的出現，對政府的全權控制形成了新的挑戰。網絡的無邊界和傳播特質，將新聞出版審核機制化作無形，破解了官方對輿論的全權掌控。
最初，中國政府試圖從實體社會入手，比如詳細登記網民的各類社會信息，要求網吧管理者監督網民的線上活動等。但隨著網民數量的迅猛增加，這樣的控制變得不切實際。 「防火長城」、關鍵詞過濾和人工審核的互聯網審查舉措，應運而生。對外，「防火長城」屏蔽少部分「敵對」網站，對內，關鍵詞過濾和人工審核限制了可能觸發群體性事件言論的傳播。
政府清楚，自己無法完全掌控網絡空間，企圖壓制所有批評只會惹來更多的批評，一旦批評規模超出官方控制能力，不完備的審查機制可能徹底崩潰。由此可見，加里·金團隊在2011年的研究中所發現的，只審查與集體行動有關的帖文，而不限制其它的批評，並不是中國政府的最高戰略目標，反而只是一種最低目標，是不得已而為之的因應手段。
情況在2013 年開始發生變化。
首先，諸如Gmail 這樣用戶涉及面極廣的網站，這兩三年來都紛紛上了「防火長城」的黑名單；同時，網絡攻擊的對像也從事關國家重大利益的境外政治、軍事和商業機構，擴展到了一般在線服務，甚至包括用於分享程序代碼的技術平台GitHub ，也遭受了「大砲」（Great Cannon）分布式拒絕服務攻擊（DDoS）的打擊，一度癱瘓。
其次，在網上發表支持政府和民族主義言論的「自乾五」，開始獲得來自官方層面的支持。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文藝座談會上對周小平、花千芳的接見，更是直接向全社會宣告了他們為推動傳播社會「正能量」所做的貢獻。這對於直接引領更多網民成為正能量幹將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此外，以「復興路上工作室」、共青團中央微博、「俠客島」和「學習小組」為代表的官方網絡視頻、微博、微信帳號，逐漸開始在網絡空間展開大規模宣傳活動。這些新媒體運營者成功運用網絡流行元素和話語，使得青年網民更易接受和讚同其觀點，與紙版《人民日報》和電視版的央視新聞聯播在網民中受到的冷遇形成了鮮明對比。
所有這些變化相信都與中國政府的互聯網全局舉措的模式轉換有關：對內，被動審查轉向了更為主動的輿論製造和引導，並通過對「自乾五」的激勵以及設立新媒體宣傳端口，將這些有意引導的信息包上了「糖衣」；對外，政府也開始主動劃出網絡空間的國家邊界，「防火長城」限制的範圍大幅擴展，意圖將所有不在中國管轄範圍的流行網絡服務「一網打盡」。
網民感受的2013分水嶺
中國政府對互聯網管控的細節如同一個巨大的「黑箱」，在箱內操作的人不會主動披露當中的機件和流程，更不會透露在什麼時候轉換了關鍵零部件和運行模式，但我們可以自外而內地去反推黑箱的邏輯，其中一個重要指引，就存在於網民的搜索活動中。
在這個「不懂就搜」的網絡時代，當網民發現自己的帖文遭到刪除時，很可能在搜索引擎中查詢與刪帖有關的信息，而當「防火長城」影響到網民的日常在線生活時，也會有更多的網民下意識地搜索相關關鍵詞──換言之，網民搜索關鍵詞的井噴，會緊跟在政府行動之後，而關鍵詞的內容則往往倒映出政府是被動響應，還是主動出擊。
因而有理由假設，政府轉向主動管理模式之前，「微博」「刪帖」「敏感詞」「被和諧」等反映被動因應的關鍵詞，搜索峰值應該會比較頻繁出現，而在模式轉換之後， 「GFW」「VPN」「翻牆」「DDoS」等反映主動管理的關鍵詞，搜索峰值會比較頻繁出現。
同樣，「五毛」和「自乾五」，分別作為被動因應和主動管理模式的典型，搜索峰值也應該呈現類似的分化。
為了反映搜索趨勢的變化，我們對抓取的百度指數進行了標準化處理，處理後得到標準分（standard score）體現了一個關鍵詞在某時間點的搜索量與該詞自身平均搜索情況的差異。標準分越高，則意味著，在某個時間點，一個關鍵詞的搜索量越異乎尋常地大。
從圖中可見，兩組關鍵詞的搜索頻率峰值的確出現了明顯分化：2013年中期以來，反映主動管理的關鍵詞，峰值相比於之前出現得遠更為頻繁。
特別地，「五毛黨」和「自乾五」這一組可以直接對照的關鍵詞，時間分化格外顯著：2013 年下半年，「自乾五」正式接過了「五毛」負責輿論引導的大旗，在面臨不利於政府的言論時採取了新的策略──不再轉移焦點，而是直接回擊對方的論據。
這顯示，2013年之後，加里·金團隊所發現的「五毛主力轉移焦點」，已經發生改變，官方開始挖掘更為主動的應對方式。
這是否意味著，在2013年，收錢發帖「五毛黨」原地轉型，成為了「自乾五」？
觀察以上兩個詞的百度搜索指數變化圖不難發現，體現「五毛黨」交棒給「自乾五」的M形趨勢並不是對稱的，2013年轉型之後，兩個詞的搜索指數總量──線下面積──較轉型前下降，可見並非「五毛黨」原定轉型為「自乾五」，而是出現了「自乾五」新群體，同時，「五毛黨」的活躍程度大幅下降。中國官方在2013年高調樹立周小平、花千芳這樣的典型，對「自乾五」群體的鼓勵和培育，從這裏可見一斑。
這些數據不僅符合模式轉換假設的預期，還透露了模式轉換大約發生於 2013 年。不僅如此，其它證據也體現出了很強一致性。
比方說，部分典型的正統官方褒義話語（「共產主義」「愛國」）、正統官方貶義話語（「敵對」）、非正統官方褒義話語（「周小平」）、非正統官方貶義話語（「公知」 「美分」），搜索量都在2013 年中之後達到了峰值──這說明，在網民對於官方話語的感受角度，出現了同樣的「2013分水嶺」現象。
政府行為的2013分水嶺
網民感受變化是否真的源於政府行為呢？這一點，只有追蹤官方近年來的互聯網活動，才能直接證實。
自2011 年以來，新浪和人民網輿情監測室通常每半年便會發布一次《政務微博報告》，詳細記錄過去的幾個月內值得留意的涉政動向，其中也包括了實名認證的黨政機構和官員個人微博賬戶的數量。
從上圖可以明顯看出，2012 年底至 2013 年中旬，官方機構實名認證微博賬號出現激增，而官員個人實名認證微博賬號變化非常平穩，與新浪微博整體活躍用戶數增長趨勢相一致。
由此可見，政府機構賬號的增長顯然不完全是「突然對微博感興趣而註冊」的自發行為，而很可能是官方自上而下的動員結果。
當局轉向主動引導網絡輿論的行動，還反映在了政務微博的種類結構變化之中。
2011 年底，政府機關最初開始設立微博帳號時，公安微博佔到了全體涉政微博號數量的43%，其它帳號中，相當多的一部分則專門提供司法、工商税務、醫療衞生、交通等信息和公共服務，相比之下，負責宣傳的共青團微博號只佔到了整體的9%。
這一局面自 2013 年起發生了巨大改觀──隨著共青團中央進駐微博，各級地方團組織紛紛響應。如今，共青團和黨政宣傳帳號已然佔據了官方微博號的半壁江山。這幾組數據在時間維度上高度一致。
由被動控制轉向主動管理，本質上宣告了中國政府決定採取與治理實體國家相似的方法「治理」網絡。
刪帖和屏蔽？不，真正發生的是網絡管理「國家化」
對於缺失民主問責制和法治，但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非常強大的中國政府來說，網絡管理「國家化」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方法。而施展國家能力的前提是，政府必須在一個邊界清晰的領域上實現對強力措施的壟斷。但長期以來，網絡虛擬空間都不具備「邊界清晰」這一條件。
2000 年，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曾自信地表示，互聯網將改變中國的政治面貌，而中國政府企圖管控網絡，無異於「嘗試將果凍釘在牆上」，完全不可能實現。克林頓也許沒有意識到，技術是蒙著眼的，網絡可以讓草根傾覆政權，亦可以磨利政權管治的鐵鉗。
2011 年，「阿拉伯之春」開始不久，民主研究權威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即以中國為例切入分析稱，雖然互聯網為公民運動提供了一種「促進解放的技術」（liberation technology） ，但威權政府同樣可以藉助技術的力量，實現更為有效的社會管控，雙方分別採用何種政治策略，將最終決定這些「促進解放的技術」能發揮多大效用。
從這一角度說，中國政府真正希望達成──也正在達成之中──的目的，並不是刪帖和屏蔽，而是在網絡社會實現與對實體社會相似的主動管理，掌控網絡空間的輿論導向。
2013年之前，中國政府曾一度陷入刪帖而無法阻礙民間聲音的局面之中，但與此同時，政府通過「防火牆」將更多的用戶「圈」到國內平台上，接受當局的管轄。
加里·金團隊成員潘婕的最新研究表明，中國的大型社交媒體完全國產，接受政府管轄，而其它威權國家的社交網絡，幾乎都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美國公司大行其道。這幫助中國政府完成了「將果凍釘在牆上」的「不可能任務」，劃定「中國互聯網」的邊界，為實現網絡國家化、以強大的國家能力主導網絡輿論奠定了基礎。
將來，隨著境外服務亟待開拓中國市場，越來越多的業者會主動將業務置於中國政府的管轄之下，對此，政府當然樂觀其成，因而「防火長城」亦可能有降低的一天，但這是否只意味著，彼時，政府對網絡主動管理的國家能力更為駕輕就熟，可以更成功地令網絡為其所用？
在網絡自由空間爭奪戰中，公民與政府，誰的技術之翼會飛得更快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