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傑伊：封殺翻牆？國家主權如何降臨互聯網

1月22日，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在其官方網站公開宣布：即日起將打擊私自建立VPN（虛擬專用網絡）「開展跨境經營」的行為。VPN相當於在中國和國際網絡間連接了一座「隧道」，從而繞過當局架設於網絡出口路由器（router）的GFW（防火長城）。由於設置VPN的操作相對簡單，近年來這一工具成為了中國網民「翻牆」的主要選擇。因此，工信部的消息一時間再次將中國互聯網管制推向風口浪尖，甚至有人認為，翻牆「將成歷史名詞」，在中國大陸穿越GFW將完全禁止。

長期留意中國網絡政策的觀察者會發現，此次的消息並非突如其來。中國政府對VPN的控制已有時日，至少自2015年初起，中國內外的不少VPN服務提供商就受到了或多或少的衝擊。根據工信部要求，在中國境內提供VPN經營服務，必須登記註冊，並按照中國有關規定，在必要之時向政府提交數據。不過，在現實層面，大多VPN提供者未必會真的配合政府監管，而出於政治敏感性，中國境內的VPN提供者大多將其冠以他名，提供所謂「音樂服務」、「遊戲加速器」——業者、用戶彼此心照不宣。

部分中國網民甚至認為，GFW只是某種「國民素質過濾器」，用於阻止「文化水平較低」的網民接觸國外信息而遭受誤導或煽動，「真正有水平的人」並不會被「牆」所限制。2016年初，一些中國網民「出征」蔡英文等台灣政治人物的Facebook頁面，受到共青團中央微博、人民日報微信等官方社交媒體帳號的鼓勵，某種程度上增強了「翻牆默許論」的印象。

但不論是簡單將工信部的行為視作全面禁止翻牆，或是一廂情願認為當局對翻牆存有某種程度的默許，都僅僅是基於單一事件的猜測分析。

誠然，中國政府的網絡管制戰略相當於一個黑盒，我們不能完全排除當局隨心所欲對待每個孤立互聯網事件的可能，但中共是一個在社交媒體時代，成功控制了互聯網活動的政權，其隨意行動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尤其是在種種網絡管理手段間透露着緊密關聯的情況之下，我們更應當留意這些關聯，以期更準確地判斷中國政府互聯網管控邏輯。

「互聯網主權」的實體化

2016年末至2017年初的這段時間，中國在互聯網上的管制，呈現井噴之勢。從共青團中央帳號進駐知乎（類似於Quora的中國問答分享網站）及bilibili（中國視頻彈幕分享網站），到55位藝人作品在中國各大互聯網音樂服務平台下架，再到公眾較少聚焦的第三屆世界互聯網大會，加上此次工信部宣布打擊VPN服務，諸項手段相輔相成，反映了一個完整的目標——對「中國互聯網空間」（Chinese cyberspace）的實體化、國家化。

網絡空間和實體國家空間最大的區別，在於後者具有明顯的、可管控的邊界，政府得以擁有對其國家邊界範圍內的人口壟斷暴力的合法性。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互聯網政治理論（cyberpolitical theory）便認為，由於互聯網缺乏類似的邊界，任何政府都將無法控制信息在網絡空間的傳播。而威權國家極度依賴信息控制，因而互聯網的普及將成為全球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但如同筆者前文所述，雖然刪帖和屏蔽網站看似都屬於網絡審查，但兩者的性質及其反映的目標卻不盡相同；刪帖（尤其是刪除可能引發示威遊行等「群體性事件」的言論）是當局為了保證政權穩定的「被動因應」行為，而2013年後GFW的升級，則應當被視為強化中國互聯網空間邊界的「主動管理」舉措。中國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中一再強調的「互聯網主權」，不僅僅只是一句宣傳口號，而是真切反映了當局互聯網管控戰略的目標和方法。

效益最大化的管控

需要特別指出，這種同主權國家邊界所類似的互聯網空間邊界，並非旨在完全限制中國網民訪問被屏蔽的境外網站。

即使是真正的國家邊界，也並不會完全限制人員流出，因為任何空間內，都存在小部分一心希望越過邊界的人。從博弈論的角度看，將這群人鎖在空間之內，不僅耗費資源，而且可能進一步激化這些人的不滿，對於空間的管理者而言，並非最優之舉。同理，如果中國政府希望徹底禁止翻牆，現有的技術手段完全可以分辨通過VPN「隧道」的流量，但當局並沒有選擇這一最為徹底的解決方式，而是通過一系列手段，令普通人使用VPN愈發困難，從而將那些並無強烈翻牆需求，但偶爾會用VPN訪問外國社交媒體的網民控制在牆內。

這一針對遊走在牆邊緣用戶的手法，能自動篩選、區隔絕大多數網民和少數「剛需」（剛性需求，供求中受價格變化影響較小的需求）翻牆者，阻止前者而不激化後者，為當局帶來最大效益，還可以降低當局監管的成本。

禁絕翻牆是一項貓捉老鼠的遊戲。VPN廣泛運用於翻牆前，HTTP代理翻牆亦曾大行其道，倘若VPN失效，其他的技術手段也必然會興起。與之相比，以非制度化的方式，一紙聲明打擊VPN「跨境經營」業務，懲處為網民提供VPN的商業行為，再加上不久的將來可能重點查處幾家典型，以儆效尤，如此簡單幾步，即可讓VPN業者無從洞悉違規成本究竟幾何，從而促使其趨利避害，削減其涉華業務。此外，外國社交媒體和其他服務提供商，即便是需要在此過程中，將自己置於中國政府的監管之下，也會因為市場激勵而更趨向於進入中國互聯網。前段時間，Facebook被曝出正在實驗針對中國市場的審查系統，即是其中一例，而中國政府顯然樂見其成。

於是，當局在限制互聯網邊界的過程中，同時圈定了邊界內的公民為棲居於中國互聯網空間的人口，亦即這片虛擬主權實體的管理對象。在管理的過程中，政府同樣運用了非制度化的手法——近來對於55位藝人作品的下架處理，恰恰體現了這一方式。令許多觀察者感到不解的是，這些藝人中，不少並沒有嚴重的涉政言行，甚至有些僅曾經流露過與中國政府不完全相符的價值觀，最多只能算處於灰色地帶。但通過處理這些藝人的作品，當局得以進一步明確其在中國互聯網空間上的管理者地位，蠶食價值觀模糊的灰色地帶，以極低的成本，促使內容提供者加強自我審查，生產「導向正確」的作品，從而擴大價值觀與當局一致的「紅色地帶」。

大獲成功的新媒體戰場

中國政府管理網絡空間，還有一種更積極主動的方式：共青團中央等官方帳號在社交媒體上的宣傳攻勢。回溯這段歷史，宣傳帳號興起的時間節點值得關注。

有報導顯示，早在2011年，中國政府可能便留意到了社交媒體的潛在宣傳價值，但當時並未立即出手，大張旗鼓在微博上開啟宣傳機器。彼時的微博，不乏當局所不樂見的政治言論，而中國政府僅審查可能滋生集體行動的帖文，並不着重刪除批評類訊息。

網民最初從Twitter等境外社交平台轉向微博時，對於微博的黏性並不強烈，如果宣傳帳號處處可見，網民就更可能離開微博，甚至忍受翻牆的代價返回境外平台。但2013年後，幾乎所有中國的社交媒體用戶都已經用上了國內社交平台，朋友形成的社交網絡成型，使得離開微博的代價大幅升高，即使不願忍受充斥的政治宣傳信息，也不得不駐留在這塊中國互聯網空間上。

官方宣傳帳號自2013年起大規模進駐微博以來，受到的待遇頗為耐人尋味——一方面，眾多網民表達了不屑或不滿，但另一方面，這些帳號也吸引、凝聚了數量極為龐大的支持者。共青團中央進駐知乎和BiliBili，都收到了網站許多用戶的好評——宣傳帳號在社交媒體上大多采用親切的互動方式和貼近網絡語言的文風，關注年輕網民所關心的時事和生活問題，更是與傳統宣傳媒體一板一眼、不苟言笑的形成了強烈對比，給網民留下了有性格、有人情味的印象。

然而，與此同時，這些帳號也絲毫不掩蓋其宣傳本質。在一條知乎回答中，共青團中央帳號公開表示，其微博運營的主要目標包括「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反擊歷史虛無主義和不實報導」、「批判普世價值」、「提升中國自信」，以及「宣傳共產主義」。筆者採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分析了共青團中央帳號自2013年12月加入微博至2016年底所發布的13000條微博主題和關鍵詞，結果顯示，100個最常見的實義關鍵詞精準地反映了上述兩個特徵——一邊是「青年」、「大學生」、「創業」、「人生」、「夢想」，乃至「早安」和「晚安」，彷彿一個年輕友善的朋友；另一邊則是「社會主義」、「總書記」、「祖國」、「核心價值觀」以及「愛國」。而頻率位居前的兩個關鍵詞，分別是「中國」和「青春」。兩條主線參差交錯，既覆蓋了目標人群，也傳遞了宣傳信息，可謂一舉兩得。

官方對於主動管理的績效，顯然頗為自得。近來，人民網輿情監測室專門針對「強烈愛國、捍衞體制」的網絡「小粉紅」進行了統計，數據表明，共青團宣傳帳號的關注者，年齡集中分布在18到24歲。換言之，「90後」青年的確成為了宣傳的吸引對象。

在這一語境下，「小粉紅」與以前的「自乾五」（「自帶乾糧的五毛」）存在細微但重要的差別，後者指那些自願在互聯網上以長篇大論為中國體制辯護、同反對者爭論的群體，自2013年起逐漸進入公眾視野。兩者的不同之處在於：說起「自乾五」，眼前能浮現一個個典型——李世默、周小平、花千芳等，他們的言論具有一定影響力，能影響許多粉絲公眾的看法和觀點；換言之，他們成為了中國政治體制之下的政治掮客（power broker）。但「小粉紅」則是眾多無名個體的集合，在諸如「出征」Facebook等運動中發表的言論，也多為複製的高度重複的內容；因而，「小粉紅」實質上只是被動員的對象。人民網輿情監測室的統計，也特別強調了小粉紅「強大的自我動員與組織能力」。不過，所謂「自我動員」，其實很容易受到共青團中央等官方宣傳帳號的鼓舞和激勵，因而「小粉紅」群體也很容易成為這些宣傳帳號動員範圍的一部分。

管制互聯網，會有副作用嗎？

中國的90後群體，成長在市場化改革洪流之下，沒有參與過大規模集體政治行動，因而常給觀察者留下政治冷淡、甚至犬儒主義的觀感。某種程度上，這也成為了90年代後中國公眾政治態度的一個縮影——不反對中共的政策，但也缺乏強烈情感認同。

冷漠有助於減小群體性事件發生的可能，因而也曾有論點認為當局有意培養這種不關心政治的態度。不過，它也只限於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有效。經濟增長減緩乃至停滯時，政權的存續則更依賴於公眾對其合法性的強烈認同。一個享有強大認同的政權可以說服民眾：當前的經濟困境只是暫時的艱難。而民眾也會給予當局更多時間和耐心解決經濟問題。反之，缺乏合法性的政權在遭遇經濟危機時，更容易分崩離析。

政治學者常以這一理論解釋民主制度相較於威權政體的穩定性，實際情況表明，民主並非合法性的唯一來源，在互聯網空間實行主動管理式的宣傳，正在為中共贏得更多的合法性。可想而知，面對中國如今的經濟情況，當局一定會加強對管控互聯網。

但這種管控真的不會給政府滋生任何負面效應嗎？目前來看，當局的確是每一步都邁在了效益最大的策略上。不過，長遠而言，尚有一項因素可能會導致最大的不確定性——中國網民群體的高度「左」、「右」極化。社科學者用「中國政治座標系」測試了17萬中國網民，發現他們的政治、經濟、文化取向之間，存在高度統一的分化——政治傾向偏「左」（親政權）者，經濟、文化傾向也偏「左」，政治傾向偏「右」（親自由主義）者，經濟、文化傾向同樣偏「右」。

這一點與許多西方國家政治、經濟、文化取向雜糅交錯的狀況大相徑庭。民主政黨的一大作用，即是在雜糅的政治、經濟、文化取向中梳理出最大共識的交集，因而可能導致極化。但中國即便缺乏兩黨政治，也已然陷入了兩黨政治的極化弊端。誠然，傳遞網民的分裂情緒，有助於阻礙集體行動的發生，而傳遞支持的情緒，有助於進一步弱化反對。但這些都只是一時之技。歸根結底，當局仍需面對這個邊界分明的網絡空間中另一群處在相反一極的群體，以及他們的結構性矛盾。

將網絡空間實體化、國家化，可以讓政府把管理國家社會的手段運用到管理網絡社群之上，但與此同時，也會將網絡社群中的問題擴大到整個國家社會之中。如何處理這種隱藏的社會撕裂，或許將成為中國政府的互聯網管控戰略，必須在未來面對的議題。

（傑伊，政治觀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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