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曾柏文：一个糟糕的人，搭上历史的列车

“一个糟糕的人，恰好搭上历史的列车。”

三天前在一通电话中，我这么描述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可能的胜出。“糟糕”这个词，指的他动辄对“非白”族群、女性、性少数、政治对手的言语羞辱，对其他国家种种鲁莽无礼的扬言，对无知与信口开河的毫不赧然，对倒债逃税等过往劣行的蛮不在乎等等──这个清单还可以漫长地列下去；很多人至今仍难以接受这样的人，即将担任总统大位。

也正因为在这些人眼中，他是这样的“不适格”，加上选前主流精英媒体一面倒地批判特朗普，众多民调也都预测希拉里（Hillary Clinton，希拉蕊）赢面大，在昨天几个小时开票过程中，他们都经历到某种杂著不解、愤怒、恐慌、不真实的错愕。

那他又是搭上什么样的一班列车？

全球化，折叠左右政治

如果在全球尺度回看即将过去的2016年，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大概是：英、美这两个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主力推手国家，先后出现对“全球主义”的巨大反弹。

6月底，英国民众以 3.78% 的得票差距，通过脱欧公投，终止英国始于1973年的欧盟成员资格，逆著区域统合趋势走上不同的路。11月初美国在总统大选中，以279比228张选举人票，选出对移民、自由贸易等批评不遗余力，宣称要“筑起美墨高墙、遣返非法移民、终止TPP”的特朗普。跨越大西洋，这两个投票呈现出许多相似性。两次投票，结果都重重打脸主流媒体、颠覆民调结果，让两地许多知识分子错愕，更让无数人惊呼自己原来那么不认识自己居住多年的国家。

而在更深一层，正如我在《英国脱欧，历史结构崩裂的声音》一文阐述过的，脱欧公投与美国大选：

“...两边的对峙主轴，都能视为当前政经精英所坚信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或区域统合主义（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会的挑战。前者往往信奉经济右派的自由贸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倾向左派，欢迎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所以吊诡地，其挑战者也同时来自传统左右政治光谱两端 ── 一边是注重底层劳动者权益、拒绝跨国资本集团剥削的经济左派，另一边是保守排外，怀念‘单纯、美好过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英国，前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卡麦隆）代表的建制精英，遭受到的挑战主力，正来自传统上支持左派工党的底层劳动者，以及怀念昔日英国、仇外的右翼“愤怒的白人”──这是充满矛盾的组合。而在今年美国大选，代表建制精英的希拉里，则先后遇上高举左派理想的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以及以排外、种族主义式的右派政治语言为特色的特朗普。相对于希拉里，后两者都代表某种对于美国“帝国式”想像的挥别，与对民族国家的回归。

若聚焦于经济政策，更有左派论者主张，特朗普的若干主张其实与桑德斯雷同，甚至比民主党的希拉里更左倾。这个观点自然无法说服多数人；但即便不认同特朗普的左派论者，也有人基于对希拉里的不信任而愿意赌一把，把特朗普的胜选视为“美国左翼的机会”。

简言之，这两场投票都凸显出：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进程，催逼出的“全球／在地”政治对抗轴线，对于传统“左／右”政治轴线的拉扯折叠。

“移动性”界定的阶级政治

这种政治轴线的拉扯折叠，造成无数议题立场站队的紊乱碎裂，许多昔日同志的迷惘反目。但就对抗的本质，仍一种阶级政治。

鲍曼（Zygmunt Baumen）曾在《全球化》一书，将“流动性”（mobility）视为在全球化年代划分社会阶级的核心因素。新阶级结构中的上层，是居住在城市等空间节点，有资格能力在全球旅行居留、消费、投资，甚至工作求职，或至少能透过媒体科技跨越空间吸收资讯的经济文化精英；他们倾向认同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m），透过所谓“国际观”展现文化秀异感，并更能影响媒体论述。这群人除了商业新贵，还包括许多学院内外的知识分子、文化工作者──甚至是忙碌于跨国交流串连的左派行动组织者。

阶级结构的下层，则是多数“固守一地”，只能被动承受全球化移走工作、炒高房地产价格、引入陌生移民、改变生活风貌，甚至带来恐惧与威胁的一般人。相对于移动阶级习惯或热爱的“变化多元”，这些人有更强的土地文化粘性，更期盼“稳定单纯”。其平均积累的文化资本较少，相对欠缺在主流媒体与（传统上被建制精英把持的）政治场域中的话语权；其素朴的文化认同与情感，更经常被知识精英描述为“民粹”──带著藏不住的贬意。

这种对比图谱显然是简化了。因为在当代人口移动图谱中，我们至少知道还有一大群定位暧昧移民人口──他们或许是原生社会的上层，那些“能够到先进国家的人”，也确实具备跨文化移动的生活经验；却经常处于移居社会的中下层。而更不用说，这个阶级结构外还有一个无声底层：“受迫迁徙”的难民、奴工、无国籍者──他们往往被排除任何政治表达的权利。

不管属于阶级结构哪群人，只要在政治体制下具备公民资格者，往往也依循各自的生命经验与共同体想像，用手中权力形塑政治体制：

在“移动精英”的推动下，我们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看见许多有利于国际贸易与移动的协议签署（例如免签协定、自由贸易协定），看见各种区域治理结构的浮现。在国家内政上，其也可能透过种种移民友善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去争取社会中下层移民社群的支持结盟。

而“本土在地阶级”的政治行动，则往往透过维持或巩固某种在地共同体的边界，捍卫生活传统与文化认同，以企图扭转过去二十年来在全球主义的引领下，那些“精英”们所打造的，被视为具有腐蚀性的政经秩序──这包括英国的脱欧派、美国特朗普的支持主力、新加坡反对《人口白皮书》移民目标的抗议民众，或在港台浮现的本土主义。

特朗普得以崛起，正反映著美国本土白人面对全球化的焦虑。特朗普那些让文化精英难忍的“政治不正确”的言行，看在这个阶层眼中，可能只是其“接地气、直率、聪明、不拘小节”的表现── 特别是当今许多“政治正确”理念，本身即是普世主义的一环，是他们眼中文化压迫的来源。对比之下，像希拉里那样的政治文化精英，其所拥抱的全球主义带来的生活经验压迫，早已失去这些人的信任；此时其优雅言行反而显得“假惺惺、伪君子”。这种社会情绪结构，近乎于港台本土派对“左胶／左统”的敌意。

最重要的是，对他们而言，希拉里代表的就是现有的结构，而“局外人”特朗普则代表“改变”的可能。

社群年代，与分裂的美国

特朗普选上总统，却将面对一个分裂的美国──就投票结果论，还不只是中西部与东西岸，或是州与州间，甚至是在某些州内部的城乡态度的反差。诚然每次大选都涉及两党竞争，但近几十年来，罕有候选人如同这次的特朗普，在言论上火力四射，在不同族群与社会群体间，留下大量不易愈合的社会伤口。

这些社会情绪伤口愈合的困难，部分也得归咎于社群网站（例如 Facebook）对当代社会的影响。社群网站造成媒体地景（mediascape）的个人化与分众化，造成内群体（台湾称的同温层）叙事与情感的自我强化激荡；而演算法在各种不同立场间造成的过滤或屏蔽效果，更增加跨群体理解的障碍。一如6月的英国脱欧公投，许多人在得知特朗普胜出时感受到的错愕，实在反映著平日在社群媒体同温层形成的偏颇印象，以及其所造成对“另一个美国”的漠视。

而社群媒体上爆量的讯息洪流，也让任何人更难分辨事实与谣言，更让情绪与冲动主导判断，造就当代“后事实传播”的局面，以及近来关于“后事实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讨论。实际上，特朗普本人言语对“事实”的轻忽，正是这种时代现象的最佳代言 ──即便许多媒体这次推出“事实查证”（fact check）机制，揪出特朗普一连串的违逆事实的轻率发言，也无力阻挡其问鼎总统大位。

特朗普选后发誓，将要“成为每一个美国人的总统”。法定身份上他会是，但在情感认同上，这毕竟不是单方面的意志可以成事。以特朗普目前的公共形象，实在欠缺团结民众情感的道德高度。甚至，这么一个轻忽事实、动辄污蔑诋毁他人的商人，竟能选上总统，本身便冲撞了美国文化对“人格”的价值体系。一夕间，“我以后该怎么教孩子”，竟成许多父母的哀叹。

政党体系重组？

而特朗普胜选的另个可能后果，则是进一步拉扯共和党内部的裂痕，让共和党未来的路线，甚至存续，都成问题。甚至，最后还可能促成美国政党板块的重组，形成新的体系。

美国当前处于“第六政党体系”，起于南方种族主义白人从民主党往共和党的板块移动。这个转型过程，由1968年尼克逊（Nixon， 尼克森）的“南方战略”启动，完成于列根（Reagon，雷根）在1980年代对本土民粹力量的成功吸纳。过去三十多年间，共和党与本土民粹力量的结盟，是其能跟民主党分庭抗礼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也正是列根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逐渐拉大美国贫富差距，也渐渐造成共和党精英与基层白人支持者的的嫌隙，才给了当“局外人”特朗普以经济口号挟民粹力量在共和党内崛起的空间。但也正因这个过程，取得共和党提名的特朗普，从来与传统共和党主流精英间貌合神离。

林垚曾撰文指出，特朗普与传统从以降的共和党主流，至少存在三大矛盾：一、特朗普对社会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价值，显得心不在焉；二、特朗普主张的贸易保护主义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主义”（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大准确），与过去共和党重视自由贸易、并强势介入国际事务的作法不同；三、特朗普在若干政策上，背离传统共和党的小政府主张。这些矛盾，加上特朗普污辱女性的低级对话录音，让一些共和党精英在选前跟特朗普切割。

如今特朗普成为总统，反而让这些共和党精英不免尴尬──到底是要基于政治现实修补关系，还是维持人各有志？特朗普背后的民粹力量将与共和党主流如何互动？以上均成悬念。而说到底，政党体系的生态与不同政党的立场光谱，本身应为时代与社会结构的产物；当全球化折叠了过往的政治向度，改变人口结构，自然可能牵动政党板块的重组。

代结语：写给各种焦虑

不少人忧虑，特朗普在总统职务上可能带来的“灾难”。不过美国政体毕竟不是帝制，仍倚靠诸多专业官僚运作，也有权力制衡设计。即便本届新科国会成员中也以共和党占多数，但先前分析亦已指出，特朗普与党内其他政治人物不必然在同一条船上。可以预期的是，新总统作风与美国政府的组织逻辑、应有不少磨合。

也有人担心，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改弦异辙，对全球各区战略平衡的撼动── 这确实是值得考虑的变因；例如美国倘若真走上战略收缩，结束过去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的局面，必会大幅改写国际关系上的诸多常识定见，也会牵动到诸如南韩、台湾这类强权边缘政体的地缘结构。但说实话，国际局势变迁本是历史常态，每个政体的运筹帷幄，本就不应理所当然地倚赖特定强权的现身。

最后，更有人因为特朗普选上，对民主信心动摇，甚至视为 “美式民主的失败”。这里需区分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实践形式，跟实践结果三层：在最根本层面，民主是一种价值，代表“对每个人看法的尊重在乎”。不论民主形式结果，仅仅是参与民主就能带来 “赋权感”，能在个人生命留下有意义的转化。我相信民主，所以我愿意相信不管选出谁，都有特定时空中的某种集体理性；如果看不出来，那就代表我们对社会底蕴的无知。

选举制度是第二层 “实践形式”，现行美国大选的间接选举制度（选举人制），本身确实也有争议。例如这次希拉里其实总票数还领先上万张，就是受制于现行选制，最后败于选举人票数。但对现有宪政制度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得以运作的基石。

“选出特朗普”只是第三层，单一选举的结果，其还反映美国社会当前的结构与现实──例如美国社会结构，民众普遍教育水平，与对国际事务的陌生等感。萧伯纳讽刺地说过 “民主是一种机制，确保我们受到的治理，不优于我们所应得的”。选举结果不如人意，得回到运用民主的人们身上找答案；在这里，有许多不根属于民主本身的因素需努力。

再如何错愕的选举结果，也有在历史结构上的合理性；毋须惊惶，只须尝试看清。

(曾柏文，端传媒评论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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