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曾柏文：一個糟糕的人，搭上歷史的列車

「一個糟糕的人，恰好搭上歷史的列車。」

三天前在一通電話中，我這麼描述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可能的勝出。「糟糕」這個詞，指的他動輒對「非白」族群、女性、性少數、政治對手的言語羞辱，對其他國家種種魯莽無禮的揚言，對無知與信口開河的毫不赧然，對倒債逃稅等過往劣行的蠻不在乎等等──這個清單還可以漫長地列下去；很多人至今仍難以接受這樣的人，即將擔任總統大位。

也正因為在這些人眼中，他是這樣的「不適格」，加上選前主流精英媒體一面倒地批判特朗普，眾多民調也都預測希拉莉（Hillary Clinton，希拉蕊）贏面大，在昨天幾個小時開票過程中，他們都經歷到某種雜著不解、憤怒、恐慌、不真實的錯愕。

那他又是搭上什麼樣的一班列車？

全球化，摺疊左右政治

如果在全球尺度回看即將過去的2016年，最重要的歷史意義大概是：英、美這兩個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主力推手國家，先後出現對「全球主義」的巨大反彈。

6月底，英國民眾以 3.78% 的得票差距，通過脫歐公投，終止英國始於1973年的歐盟成員資格，逆著區域統合趨勢走上不同的路。11月初美國在總統大選中，以279比228張選舉人票，選出對移民、自由貿易等批評不遺餘力，宣稱要「築起美墨高牆、遣返非法移民、終止TPP」的特朗普。跨越大西洋，這兩個投票呈現出許多相似性。兩次投票，結果都重重打臉主流媒體、顛覆民調結果，讓兩地許多知識分子錯愕，更讓無數人驚呼自己原來那麼不認識自己居住多年的國家。

而在更深一層，正如我在《英國脫歐，歷史結構崩裂的聲音》一文闡述過的，脫歐公投與美國大選：

「...兩邊的對峙主軸，都能視為當前政經精英所堅信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或區域統合主義（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會的挑戰。前者往往信奉經濟右派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傾向左派，歡迎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所以弔詭地，其挑戰者也同時來自傳統左右政治光譜兩端 ── 一邊是注重底層勞動者權益、拒絕跨國資本集團剝削的經濟左派，另一邊是保守排外，懷念『單純、美好過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英國，前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卡麥隆）代表的建制精英，遭受到的挑戰主力，正來自傳統上支持左派工黨的底層勞動者，以及懷念昔日英國、仇外的右翼「憤怒的白人」──這是充滿矛盾的組合。而在今年美國大選，代表建制精英的希拉莉，則先後遇上高舉左派理想的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以及以排外、種族主義式的右派政治語言為特色的特朗普。相對於希拉莉，後兩者都代表某種對於美國「帝國式」想像的揮別，與對民族國家的回歸。

若聚焦於經濟政策，更有左派論者主張，特朗普的若干主張其實與桑德斯雷同，甚至比民主黨的希拉莉更左傾。這個觀點自然無法說服多數人；但即便不認同特朗普的左派論者，也有人基於對希拉莉的不信任而願意賭一把，把特朗普的勝選視為「美國左翼的機會」。

簡言之，這兩場投票都凸顯出：冷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進程，催逼出的「全球／在地」政治對抗軸線，對於傳統「左／右」政治軸線的拉扯摺疊。

「移動性」界定的階級政治

這種政治軸線的拉扯摺疊，造成無數議題立場站隊的紊亂碎裂，許多昔日同志的迷惘反目。但就對抗的本質，仍一種階級政治。

鮑曼（Zygmunt Baumen）曾在《全球化》一書，將「流動性」（mobility）視為在全球化年代劃分社會階級的核心因素。新階級結構中的上層，是居住在城市等空間節點，有資格能力在全球旅行居留、消費、投資，甚至工作求職，或至少能透過媒體科技跨越空間吸收資訊的經濟文化精英；他們傾向認同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透過所謂「國際觀」展現文化秀異感，並更能影響媒體論述。這群人除了商業新貴，還包括許多學院內外的知識分子、文化工作者──甚至是忙碌於跨國交流串連的左派行動組織者。

階級結構的下層，則是多數「固守一地」，只能被動承受全球化移走工作、炒高房地產價格、引入陌生移民、改變生活風貌，甚至帶來恐懼與威脅的一般人。相對於移動階級習慣或熱愛的「變化多元」，這些人有更強的土地文化粘性，更期盼「穩定單純」。其平均積累的文化資本較少，相對欠缺在主流媒體與（傳統上被建制精英把持的）政治場域中的話語權；其素樸的文化認同與情感，更經常被知識精英描述為「民粹」──帶著藏不住的貶意。

這種對比圖譜顯然是簡化了。因為在當代人口移動圖譜中，我們至少知道還有一大群定位曖昧移民人口──他們或許是原生社會的上層，那些「能夠到先進國家的人」，也確實具備跨文化移動的生活經驗；卻經常處於移居社會的中下層。而更不用說，這個階級結構外還有一個無聲底層：「受迫遷徙」的難民、奴工、無國籍者──他們往往被排除任何政治表達的權利。

不管屬於階級結構哪群人，只要在政治體制下具備公民資格者，往往也依循各自的生命經驗與共同體想像，用手中權力形塑政治體制：

在「移動精英」的推動下，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間，看見許多有利於國際貿易與移動的協議簽署（例如免簽協定、自由貿易協定），看見各種區域治理結構的浮現。在國家內政上，其也可能透過種種移民友善政策、多元文化政策，去爭取社會中下層移民社群的支持結盟。

而「本土在地階級」的政治行動，則往往透過維持或鞏固某種在地共同體的邊界，捍衛生活傳統與文化認同，以企圖扭轉過去二十年來在全球主義的引領下，那些「精英」們所打造的，被視為具有腐蝕性的政經秩序──這包括英國的脫歐派、美國特朗普的支持主力、新加坡反對《人口白皮書》移民目標的抗議民眾，或在港台浮現的本土主義。

特朗普得以崛起，正反映著美國本土白人面對全球化的焦慮。特朗普那些讓文化精英難忍的「政治不正確」的言行，看在這個階層眼中，可能只是其「接地氣、直率、聰明、不拘小節」的表現── 特別是當今許多「政治正確」理念，本身即是普世主義的一環，是他們眼中文化壓迫的來源。對比之下，像希拉莉那樣的政治文化精英，其所擁抱的全球主義帶來的生活經驗壓迫，早已失去這些人的信任；此時其優雅言行反而顯得「假惺惺、偽君子」。這種社會情緒結構，近乎於港台本土派對「左膠／左統」的敵意。

最重要的是，對他們而言，希拉莉代表的就是現有的結構，而「局外人」特朗普則代表「改變」的可能。

社群年代，與分裂的美國

特朗普選上總統，卻將面對一個分裂的美國──就投票結果論，還不只是中西部與東西岸，或是州與州間，甚至是在某些州內部的城鄉態度的反差。誠然每次大選都涉及兩黨競爭，但近幾十年來，罕有候選人如同這次的特朗普，在言論上火力四射，在不同族群與社會群體間，留下大量不易癒合的社會傷口。

這些社會情緒傷口癒合的困難，部分也得歸咎於社群網站（例如 Facebook）對當代社會的影響。社群網站造成媒體地景（mediascape）的個人化與分眾化，造成內群體（台灣稱的同溫層）敘事與情感的自我強化激盪；而演算法在各種不同立場間造成的過濾或屏蔽效果，更增加跨群體理解的障礙。一如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許多人在得知特朗普勝出時感受到的錯愕，實在反映著平日在社群媒體同溫層形成的偏頗印象，以及其所造成對「另一個美國」的漠視。

而社群媒體上爆量的訊息洪流，也讓任何人更難分辨事實與謠言，更讓情緒與衝動主導判斷，造就當代「後事實傳播」的局面，以及近來關於「後事實政治」（post-truth politics）的討論。實際上，特朗普本人言語對「事實」的輕忽，正是這種時代現象的最佳代言 ──即便許多媒體這次推出「事實查證」（fact check）機制，揪出特朗普一連串的違逆事實的輕率發言，也無力阻擋其問鼎總統大位。

特朗普選後發誓，將要「成為每一個美國人的總統」。法定身份上他會是，但在情感認同上，這畢竟不是單方面的意志可以成事。以特朗普目前的公共形象，實在欠缺團結民眾情感的道德高度。甚至，這麼一個輕忽事實、動輒污衊詆毀他人的商人，竟能選上總統，本身便衝撞了美國文化對「人格」的價值體系。一夕間，「我以後該怎麼教孩子」，竟成許多父母的哀嘆。

政黨體系重組？

而特朗普勝選的另個可能後果，則是進一步拉扯共和黨內部的裂痕，讓共和黨未來的路線，甚至存續，都成問題。甚至，最後還可能促成美國政黨板塊的重組，形成新的體系。

美國當前處於「第六政黨體系」，起於南方種族主義白人從民主黨往共和黨的板塊移動。這個轉型過程，由1968年尼克遜（Nixon， 尼克森）的「南方戰略」啟動，完成於列根（Reagon，雷根）在1980年代對本土民粹力量的成功吸納。過去三十多年間，共和黨與本土民粹力量的結盟，是其能跟民主黨分庭抗禮的重要支柱之一。

然而，也正是列根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逐漸拉大美國貧富差距，也漸漸造成共和黨精英與基層白人支持者的的嫌隙，才給了當「局外人」特朗普以經濟口號挾民粹力量在共和黨內崛起的空間。但也正因這個過程，取得共和黨提名的特朗普，從來與傳統共和黨主流精英間貌合神離。

林垚曾撰文指出，特朗普與傳統從以降的共和黨主流，至少存在三大矛盾：一、特朗普對社會文化上的保守主義價值，顯得心不在焉；二、特朗普主張的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外交上的「孤立主義」（我認為這個說法不大準確），與過去共和黨重視自由貿易、並強勢介入國際事務的作法不同；三、特朗普在若干政策上，背離傳統共和黨的小政府主張。這些矛盾，加上特朗普污辱女性的低級對話錄音，讓一些共和黨精英在選前跟特朗普切割。

如今特朗普成為總統，反而讓這些共和黨精英不免尷尬──到底是要基於政治現實修補關係，還是維持人各有志？特朗普背後的民粹力量將與共和黨主流如何互動？以上均成懸念。而說到底，政黨體系的生態與不同政黨的立場光譜，本身應為時代與社會結構的產物；當全球化摺疊了過往的政治向度，改變人口結構，自然可能牽動政黨板塊的重組。

代結語：寫給各種焦慮

不少人憂慮，特朗普在總統職務上可能帶來的「災難」。不過美國政體畢竟不是帝制，仍倚靠諸多專業官僚運作，也有權力制衡設計。即便本屆新科國會成員中也以共和黨佔多數，但先前分析亦已指出，特朗普與黨內其他政治人物不必然在同一條船上。可以預期的是，新總統作風與美國政府的組織邏輯、應有不少磨合。

也有人擔心，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改弦異轍，對全球各區戰略平衡的撼動── 這確實是值得考量的變因；例如美國倘若真走上戰略收縮，結束過去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局面，必會大幅改寫國際關係上的諸多常識定見，也會牽動到諸如南韓、台灣這類強權邊緣政體的地緣結構。但說實話，國際局勢變遷本是歷史常態，每個政體的運籌帷幄，本就不應理所當然地倚賴特定強權的現身。

最後，更有人因為特朗普選上，對民主信心動搖，甚至視為「美式民主的失敗」。這裡需區分民主作為一種價值、實踐形式，跟實踐結果三層：在最根本層面，民主是一種價值，代表「對每個人看法的尊重在乎」。不論民主形式結果，僅僅是參與民主就能帶來「賦權感」，能在個人生命留下有意義的轉化。我相信民主，所以我願意相信不管選出誰，都有特定時空中的某種集體理性；如果看不出來，那就代表我們對社會底蘊的無知。

選舉制度是第二層「實踐形式」，現行美國大選的間接選舉制度（選舉人制），本身確實也有爭議。例如這次希拉莉其實總票數還領先上萬張，就是受制於現行選制，最後敗於選舉人票數。但對現有憲政制度的尊重，本身就是民主得以運作的基石。

「選出特朗普」只是第三層，單一選舉的結果，其還反映美國社會當前的結構與現實──例如美國社會結構，民眾普遍教育水準，與對國際事務的陌生等感。蕭伯納諷刺地說過「民主是一種機制，確保我們受到的統治，不優於我們所應得的」。選舉結果不如人意，得回到運用民主的人們身上找答案；在這裡，有許多不根屬於民主本身的因素需努力。

再如何錯愕的選舉結果，也有在歷史結構上的合理性；毋須驚惶，只須嘗試看清。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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