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一生有限的歲月中，往往僅有少數機會，得以見證某種巨大歷史結構的扭轉。
我第一次有這種強烈記憶是在 1989。那年初夏哭過的淚與唱過的歌仍鮮明，年底便不可思議地在電視上見證，柏林圍牆在歡呼聲中被推倒── 那可是橫亙在民主與「暴政」之間，森嚴堅實的「鐵幕」最具體的象徵；曾在《讀者文摘》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中橫斷生死的柏林圍牆。從小學習的那套善惡對立的世界圖像，瓦解了；手上的課本，過時了。
再一次是 2000三月，我在龍潭空降特戰部隊 862旅41連的安官桌執勤，聽到收音機傳來陳水扁競選總部的汽笛聲。不到四成的得票率，居然，就這樣扳倒彷彿會永遠執政的國民黨。
兩次，我都在意外中，體會到某種與現實的解離。
這幾天在英國，甚至是全球，無數人也經歷了類似的錯愕與茫然。明明投票前「留歐」在民調中勝出，無數知識分子與優質媒體表態力挺，賭盤也看好；開完票，卻硬生生以一百多萬票之差翻盤。甚至連有一些票投「離歐」者，也詫異於其竟然勝出。
那種錯愕，還不只源於突然，更是來自於某些大家習以為常的歷史結構，忽然的崩解斷裂，或至少岌岌可危。英國自1973年入歐四十多年的堅實關係，驟然走到分手；後冷戰年代看似理所當然的區域整合趨勢，遭遇重量級的逆反。甚至，連創生自《1707年聯合法案》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也可能在走過三百多年輝煌歷史後，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而這可能徹底改寫中文「英國」一詞的意義。
大英餘暉的最終隕落？
中文世界所稱的「英國」，是以英格蘭主導，陸續於1536年併入威爾斯領土、1707年蘇格蘭聯合，並在1801年加入愛爾蘭所逐漸形成的多民族聯合王國。其中與蘇格蘭在18世紀初的聯合，對英國接下來兩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十八九世紀的英國，陸續發生工業革命、市場發展與資本累積、海外殖民地擴張，進而建立起名為「大英帝國」的，全球規模最大的政治與貿易系統。這個過程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是蘇格蘭啟蒙（Scottish Enlightenment）併發的思想資源，與其後續啟迪的技術發展能量──例如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發展的功利主義、休謨（David Hume）對科學方法的貢獻、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理論，以及非常關鍵的，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機。更不用說，有無數來自蘇格蘭高地的軍人、工程師與商人，加入大英帝國的拓展與維繫。
透過殖民貿易版圖的擴張，英國也帶動現代機械科技、市場貿易、金融體系、現代法律與醫療，乃至殖民地的管理統治技術等等，擴散到亞非美澳各大洲領地。但反過來，正如華威大學印度裔社會學者 Gurminder Bhambra 在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書所言，也是藉由在殖民地的奴役剝削累積的資源，讓英國得以站在人類世界的浪頭，在科技與社會制度各方面摸索種種「現代化」可能。易言之，正是在聯合王國所創建的這麼一個大時代，把地球上相當比例的人類，推往「現代化」這條充滿祝福與詛咒的路。
大英帝國在1921年代管戰敗德國的殖民地，領土覆蓋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達到人類歷史上的高峰；但隨即，民族主義蔓延下，解殖浪潮開始鬆動帝國基礎。二次大戰後，英國與納粹對決元氣大傷，加以在遠東戰場曾敗給日軍威信折損，更加速解殖運動進程。取而代之的，則是創建於1931年，由前英屬殖民地共組，與前宗主國保持更平等自由關係的「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1949年改名移除 British）。
20世紀中，大英帝國逐漸走入歷史，留下餘暉；但至少，作為帝國中樞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仍佇立在曾為世界核心的英倫三島──直到這幾天。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支持留歐民意超過六成的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 Nicola Sturgeon）旋即宣布「很可能」再啟獨立公投，以便能以獨立的蘇格蘭身份留在歐盟。北愛爾蘭首席副部長麥吉尼斯（Martin Guinness）也在公投結果揭曉後沒多久，提出「愛爾蘭統一公投」。甚至連倫敦，也都有十六萬人連署要求「倫敦獨立，加入歐盟」。簡言之，這次，或許連聯合王國也將分崩離析。
此刻，回望過去英倫三島四個民族的「聯合」，如何形塑出我們熟悉的現代世界，都不免對這個歷史當下有深深喟嘆。倘若脫歐最後導致蘇格蘭與北愛的離去，結束的就不只是40年的英歐關係，而是三百多年來聯合王國在全球刻下的這段大歷史。
屆時，英國王室會如何，大英國協又會如何？也留下懸念。
全球主義／歐洲主義的反彈
聚焦當代，對照這次英國脫歐公投與進行中的美國大選，不難發現一些可比性，也凸顯出當代政治軸線的轉向。
兩邊的對峙主軸，都能視為當前政經菁英所堅信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或區域統合主義（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會的挑戰。前者往往信奉經濟右派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傾向左派，歡迎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所以弔詭地，其挑戰者也同時來自傳統左右政治光譜兩端 ── 一邊是注重底層勞動者權益、拒絕跨國資本集團剝削的經濟左派，另一邊是保守排外，懷念「單純、美好過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美國我們看到傳統兩黨的建制派與工商界菁英，同時遭到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與 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 的強勁挑戰 ──前者高舉左派社會主義理想，後者則以右派語言主張「美國優先」，還揚言要在邊境築起高牆；而兩者都更著重於回歸美國本土家園。
在英國，我們則看到主張留歐的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台譯卡麥隆）跟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台譯奧斯本），一方面遭遇傳統支持工黨的社會基層勞動者的嚴峻挑戰；二方面也無法取信於那些，認定歐盟官僚體制正在扼殺英國主權──例如英國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傳統，咸信必須脫歐才能重返昔日英國面貌的保守派菁英。
跨越大西洋的英美兩國，是後冷戰時期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力者，也確實從這個過程獲益良多；然而兩國當前政局卻也都尖銳凸顯出，快速擁抱全球主義、迎合跨境資本時，社會的不適與抗拒。兩地政局中挑戰現況的社會力量，都帶有對本土傳統、底層弱勢的強調。回看港臺兩年前的太陽花與雨傘運動的論述，也呈現某些相似格局。
但若只單純從「本土 vs. 歐洲」去理解這次英國的脫歐公投，又過於簡化這次「離歐派」在組成上的複雜。事實上，除了傳統工黨的中下層勞動者、強調英國主權與傳統的人，還有一些人，則是帶著某種「掙脫歐洲法規綑綁，重新自主迎向世界」的國際主義想像 ── 特別著眼於與英國曾有歷史連帶的「大英國協」諸國的聯繫。前兩天也聽到英國朋友提到，諸如「富有的老闆希望聘用亞洲員工，卻受制於歐盟法規需要優先聘用歐洲人，因而支持脫歐」的案例。
或許這裡面的根源是，著眼於「昔日英國自主性」的那群離歐派，懷念的那個英國，總是有大英帝國的風華痕跡。而這裡面，本來就含著世界主義的基因。
無論如何，上述在英美兩國政局政治光譜的複雜組合，適足以展現：傳統我們用於分析政治的「左右光譜」，已經不再是解析當前政局最唯一軸度，新浮現重要軸度，是在全球、區域與家國之間，不同的「地理尺度與框架」。
社媒年代，共同體的瓦解？
回到文初寫到的，許多人得知結果時的「錯愕」──這幾天遇到不少英國友人，以及旅英朋友，都提到這個結果相對於「先前印象」的對比與困惑。他們或而提到所在城市的國際氛圍，或是臉書上朋友群一面倒的「留歐」氣氛，都驚嚇於在同一個社會，竟有那麼一群十足陌生的“majority”；甚而有人因為這個意外的結果感到憤怒或悲愴。
其實選前民調就已顯示：兩個陣營的支持度不相上下，加上不同年齡、地區投票率造成的系統偏誤，3至4%的誤差不應該這麼讓人意外。觀察這波開票後蔓延的創傷敘事，造成心理反差的根源，來自於這些留歐者「先前印象」過於樂觀固著。而探問這種印象如何形塑，除了階級與城鄉隔閡造成的取樣偏誤，Facebook 與 Twitter 等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有關鍵角色。
若問現在年輕世代，每日閱讀量的來源分配，有可觀比例來自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的特性，就是使用者能看到的訊息，不僅受限於個人化的社交與訂閱網絡；甚至還須透過平台演算法依照若干個人化的互動參數（例如閱讀的偏好設定，過去按讚、轉貼、停留等行動記錄），從前述網絡的海量訊息中進一步篩選。
換言之，同樣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經歷到的媒體經驗都是不同的，高度個人化的。如果社交網絡、行為與價值觀點雷同的人，也傾向於會看到系統替他們量身選出的類似內容。這種效應，早已有學者用諸如「回音室」或「過濾泡泡」等概念形容；而用台灣流行話語，就是「同溫層」。《端傳媒》也在題為「互聯網政治」的一系列文章中探討其效應。
而不管用什麼詞彙，這類分析都指出，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傾向於看見自己價值觀的倒影，也容易強化暨有的偏見，低估其他看法的社會支持強度。這不免造成投票前許多人對己方立場的樂觀偏誤，也更容易在攤牌後因為相反的結果而錯愕。
但或許更深遠的影響，是社媒年代對「共同體」基礎的鬆動。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闡述過媒體與「共同體」的關係。他在解釋民族主義的崛起時，指出「印刷出版資本主義」對民族形成關鍵──出版業者為了增加流通，用本地語言出版他們的書籍，取代了過去拉丁文之類的書面語，也透過書籍傳播形塑出某種使用同樣語言的共同體。而當十九世紀以來，許多政權致力於建構國族時，普及全境的報章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更是打造認同的關鍵工具。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不能忽視，過去十多年來媒體生態轉變，對作為民主政治基礎的社會共同體，可能帶來的侵蝕。簡言之，社群媒體的崛起，已大幅改寫年輕一代經歷到的媒體地景（mediascape）。曾經的大眾媒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式微──即便存在，能佔據的民眾注意力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更為分眾化的媒體經驗，依照不同興趣立場，將社會曾有的「大眾」細分編組進入不同（可能多重）的「認知部落」（epistemological tribes）。
因而，過去在想像中團結國民的認同情感逐漸掏空，僅留下一種純粹的公民法律身分。底下民眾的真實生活風格、感受認同不僅多元紛呈，甚至流動，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與後現代式的認同拼貼，更加盛行。這些趨勢皆有更早根源── 後現代主義、跨國旅行普及、區域整合、全球化等等；但其也都在社媒年代進一步加劇。
這裡最嚴峻的根本問題是：或許作為公投基礎的「共同體」，早已在情感認同上鬆動；如此一來，又如何可能用簡單多數決的「公投」作為工具，讓大家團結在同一個決定？特别是本次「脫歐」議題，拉扯爭執的又正好是某種「共同體邊界」；當社會已無共識，又貿然用公投對決，豈非只是造成內部撕裂的自毀式豪賭？
最後的懸念是：卡梅倫何以下此賭注──莫非他也困於自己的同溫層？
英國脫歐照見的時代意義
此刻，蘇格蘭高度可能重啟公投，北愛有人提出愛爾蘭合併公投，畢竟兩地多數偏好留歐，也在地理上能跟英格蘭清楚切割；這個想法並不意外。倫敦的獨立倡議，可以抒發情緒，但在實務上大家都知道不容易。而沿著階級、世代、城鄉等其他社會裂痕上的張力，更無法這樣處理。這部份，就可能會逐漸反應在無數個人的生涯抉擇──例如年輕又有文化資本者的遷徙流動，以及最後在統計上的菁英人口外移。
英國想要這樣的未來嗎？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 335 萬人，簽署了要求要重啟二度公投的連署；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也在媒體提到，有可能動用蘇格蘭的否決權。兩則消息，都替局勢埋下新一輪變化的伏筆。
或許在未來幾天，英國政界會找到某種方式，讓聯合王國的歷史得以延續。但無論如何，這次公投都已凸顯全球化/ 區域整合的壓力下，造成的政治軸線從「左右光譜」往「地理尺度」轉移。其所引發的各種反應，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群媒體對於「政治共同體」基礎的衝擊。如何在政治上回應，是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挑戰。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