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 觀點 天下大勢

曾柏文:英國脫歐,歷史結構崩裂的聲音

英國脫歐,讓大家習以為常的歷史結構,忽然崩解斷裂,或至少岌岌可危。


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是否脫離歐盟,結果主張脫離歐盟的陣營贏得了多數,英國將退出歐盟。
英國舉行全民公投是否脫離歐盟,結果主張脫離歐盟的陣營贏得了多數,英國將退出歐盟。攝:Andrew Yates/REUTERS

在我們一生有限的歲月中,往往僅有少數機會,得以見證某種巨大歷史結構的扭轉。

我第一次有這種強烈記憶是在 1989。那年初夏哭過的淚與唱過的歌仍鮮明,年底便不可思議地在電視上見證,柏林圍牆在歡呼聲中被推倒── 那可是橫亙在民主與「暴政」之間,森嚴堅實的「鐵幕」最具體的象徵;曾在《讀者文摘》多少驚心動魄的故事中橫斷生死的柏林圍牆。從小學習的那套善惡對立的世界圖像,瓦解了;手上的課本,過時了。

再一次是 2000三月,我在龍潭空降特戰部隊 862旅41連的安官桌執勤,聽到收音機傳來陳水扁競選總部的汽笛聲。不到四成的得票率,居然,就這樣扳倒彷彿會永遠執政的國民黨。

兩次,我都在意外中,體會到某種與現實的解離。

這幾天在英國,甚至是全球,無數人也經歷了類似的錯愕與茫然。明明投票前「留歐」在民調中勝出,無數知識分子與優質媒體表態力挺,賭盤也看好;開完票,卻硬生生以一百多萬票之差翻盤。甚至連有一些票投「離歐」者,也詫異於其竟然勝出。

那種錯愕,還不只源於突然,更是來自於某些大家習以為常的歷史結構,忽然的崩解斷裂,或至少岌岌可危。英國自1973年入歐四十多年的堅實關係,驟然走到分手;後冷戰年代看似理所當然的區域整合趨勢,遭遇重量級的逆反。甚至,連創生自《1707年聯合法案》的聯合王國(United Kingdom),也可能在走過三百多年輝煌歷史後,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而這可能徹底改寫中文「英國」一詞的意義。

大英餘暉的最終隕落?

中文世界所稱的「英國」,是以英格蘭主導,陸續於1536年併入威爾斯領土、1707年蘇格蘭聯合,並在1801年加入愛爾蘭所逐漸形成的多民族聯合王國。其中與蘇格蘭在18世紀初的聯合,對英國接下來兩世紀的發展至關重要。

十八九世紀的英國,陸續發生工業革命、市場發展與資本累積、海外殖民地擴張,進而建立起名為「大英帝國」的,全球規模最大的政治與貿易系統。這個過程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是蘇格蘭啟蒙(Scottish Enlightenment)併發的思想資源,與其後續啟迪的技術發展能量──例如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發展的功利主義、休謨(David Hume)對科學方法的貢獻、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經濟理論,以及非常關鍵的,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機。更不用說,有無數來自蘇格蘭高地的軍人、工程師與商人,加入大英帝國的拓展與維繫。

透過殖民貿易版圖的擴張,英國也帶動現代機械科技、市場貿易、金融體系、現代法律與醫療,乃至殖民地的管理統治技術等等,擴散到亞非美澳各大洲領地。但反過來,正如華威大學印度裔社會學者 Gurminder Bhambra 在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書所言,也是藉由在殖民地的奴役剝削累積的資源,讓英國得以站在人類世界的浪頭,在科技與社會制度各方面摸索種種「現代化」可能。易言之,正是在聯合王國所創建的這麼一個大時代,把地球上相當比例的人類,推往「現代化」這條充滿祝福與詛咒的路。

大英帝國在1921年代管戰敗德國的殖民地,領土覆蓋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達到人類歷史上的高峰;但隨即,民族主義蔓延下,解殖浪潮開始鬆動帝國基礎。二次大戰後,英國與納粹對決元氣大傷,加以在遠東戰場曾敗給日軍威信折損,更加速解殖運動進程。取而代之的,則是創建於1931年,由前英屬殖民地共組,與前宗主國保持更平等自由關係的「大英國協」(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1949年改名移除 British)。

20世紀中,大英帝國逐漸走入歷史,留下餘暉;但至少,作為帝國中樞的大不列顛聯合王國,仍佇立在曾為世界核心的英倫三島──直到這幾天。

英國脫歐公投結果底定,支持留歐民意超過六成的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 Nicola Sturgeon)旋即宣布「很可能」再啟獨立公投,以便能以獨立的蘇格蘭身份留在歐盟。北愛爾蘭首席副部長麥吉尼斯(Martin Guinness)也在公投結果揭曉後沒多久,提出「愛爾蘭統一公投」。甚至連倫敦,也都有十六萬人連署要求「倫敦獨立,加入歐盟」。簡言之,這次,或許連聯合王國也將分崩離析。

此刻,回望過去英倫三島四個民族的「聯合」,如何形塑出我們熟悉的現代世界,都不免對這個歷史當下有深深喟嘆。倘若脫歐最後導致蘇格蘭與北愛的離去,結束的就不只是40年的英歐關係,而是三百多年來聯合王國在全球刻下的這段大歷史。

屆時,英國王室會如何,大英國協又會如何?也留下懸念。

全球主義/歐洲主義的反彈

聚焦當代,對照這次英國脫歐公投與進行中的美國大選,不難發現一些可比性,也凸顯出當代政治軸線的轉向。

兩邊的對峙主軸,都能視為當前政經菁英所堅信的全球主義(globalism)或區域統合主義(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會的挑戰。前者往往信奉經濟右派的自由貿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傾向左派,歡迎移民與多元文化主義。所以弔詭地,其挑戰者也同時來自傳統左右政治光譜兩端 ── 一邊是注重底層勞動者權益、拒絕跨國資本集團剝削的經濟左派,另一邊是保守排外,懷念「單純、美好過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美國我們看到傳統兩黨的建制派與工商界菁英,同時遭到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與 特朗普(Donald Trump,台譯川普) 的強勁挑戰 ──前者高舉左派社會主義理想,後者則以右派語言主張「美國優先」,還揚言要在邊境築起高牆;而兩者都更著重於回歸美國本土家園。

在英國,我們則看到主張留歐的首相卡梅倫(David Cameron,台譯卡麥隆)跟財相歐思邦(George Osborne,台譯奧斯本),一方面遭遇傳統支持工黨的社會基層勞動者的嚴峻挑戰;二方面也無法取信於那些,認定歐盟官僚體制正在扼殺英國主權──例如英國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傳統,咸信必須脫歐才能重返昔日英國面貌的保守派菁英。

跨越大西洋的英美兩國,是後冷戰時期推動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最力者,也確實從這個過程獲益良多;然而兩國當前政局卻也都尖銳凸顯出,快速擁抱全球主義、迎合跨境資本時,社會的不適與抗拒。兩地政局中挑戰現況的社會力量,都帶有對本土傳統、底層弱勢的強調。回看港臺兩年前的太陽花與雨傘運動的論述,也呈現某些相似格局。

但若只單純從「本土 vs. 歐洲」去理解這次英國的脫歐公投,又過於簡化這次「離歐派」在組成上的複雜。事實上,除了傳統工黨的中下層勞動者、強調英國主權與傳統的人,還有一些人,則是帶著某種「掙脫歐洲法規綑綁,重新自主迎向世界」的國際主義想像 ── 特別著眼於與英國曾有歷史連帶的「大英國協」諸國的聯繫。前兩天也聽到英國朋友提到,諸如「富有的老闆希望聘用亞洲員工,卻受制於歐盟法規需要優先聘用歐洲人,因而支持脫歐」的案例。

或許這裡面的根源是,著眼於「昔日英國自主性」的那群離歐派,懷念的那個英國,總是有大英帝國的風華痕跡。而這裡面,本來就含著世界主義的基因。

無論如何,上述在英美兩國政局政治光譜的複雜組合,適足以展現:傳統我們用於分析政治的「左右光譜」,已經不再是解析當前政局最唯一軸度,新浮現重要軸度,是在全球、區域與家國之間,不同的「地理尺度與框架」。

社媒年代,共同體的瓦解?

回到文初寫到的,許多人得知結果時的「錯愕」──這幾天遇到不少英國友人,以及旅英朋友,都提到這個結果相對於「先前印象」的對比與困惑。他們或而提到所在城市的國際氛圍,或是臉書上朋友群一面倒的「留歐」氣氛,都驚嚇於在同一個社會,竟有那麼一群十足陌生的“majority”;甚而有人因為這個意外的結果感到憤怒或悲愴。

其實選前民調就已顯示:兩個陣營的支持度不相上下,加上不同年齡、地區投票率造成的系統偏誤,3至4%的誤差不應該這麼讓人意外。觀察這波開票後蔓延的創傷敘事,造成心理反差的根源,來自於這些留歐者「先前印象」過於樂觀固著。而探問這種印象如何形塑,除了階級與城鄉隔閡造成的取樣偏誤,Facebook 與 Twitter 等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有關鍵角色。

若問現在年輕世代,每日閱讀量的來源分配,有可觀比例來自社交媒體。社交媒體的特性,就是使用者能看到的訊息,不僅受限於個人化的社交與訂閱網絡;甚至還須透過平台演算法依照若干個人化的互動參數(例如閱讀的偏好設定,過去按讚、轉貼、停留等行動記錄),從前述網絡的海量訊息中進一步篩選。

換言之,同樣社交媒體的使用者,經歷到的媒體經驗都是不同的,高度個人化的。如果社交網絡、行為與價值觀點雷同的人,也傾向於會看到系統替他們量身選出的類似內容。這種效應,早已有學者用諸如「回音室」或「過濾泡泡」等概念形容;而用台灣流行話語,就是「同溫層」。《端傳媒》也在題為「互聯網政治」的一系列文章中探討其效應。

而不管用什麼詞彙,這類分析都指出,我們在社交媒體上傾向於看見自己價值觀的倒影,也容易強化暨有的偏見,低估其他看法的社會支持強度。這不免造成投票前許多人對己方立場的樂觀偏誤,也更容易在攤牌後因為相反的結果而錯愕。

但或許更深遠的影響,是社媒年代對「共同體」基礎的鬆動。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闡述過媒體與「共同體」的關係。他在解釋民族主義的崛起時,指出「印刷出版資本主義」對民族形成關鍵──出版業者為了增加流通,用本地語言出版他們的書籍,取代了過去拉丁文之類的書面語,也透過書籍傳播形塑出某種使用同樣語言的共同體。而當十九世紀以來,許多政權致力於建構國族時,普及全境的報章廣播電視等大眾媒體,更是打造認同的關鍵工具。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我們不能忽視,過去十多年來媒體生態轉變,對作為民主政治基礎的社會共同體,可能帶來的侵蝕。簡言之,社群媒體的崛起,已大幅改寫年輕一代經歷到的媒體地景(mediascape)。曾經的大眾媒體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式微──即便存在,能佔據的民眾注意力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個人化,更為分眾化的媒體經驗,依照不同興趣立場,將社會曾有的「大眾」細分編組進入不同(可能多重)的「認知部落」(epistemological tribes)。

因而,過去在想像中團結國民的認同情感逐漸掏空,僅留下一種純粹的公民法律身分。底下民眾的真實生活風格、感受認同不僅多元紛呈,甚至流動,寰宇主義(cosmopolitanism)與後現代式的認同拼貼,更加盛行。這些趨勢皆有更早根源── 後現代主義、跨國旅行普及、區域整合、全球化等等;但其也都在社媒年代進一步加劇。

這裡最嚴峻的根本問題是:或許作為公投基礎的「共同體」,早已在情感認同上鬆動;如此一來,又如何可能用簡單多數決的「公投」作為工具,讓大家團結在同一個決定?特别是本次「脫歐」議題,拉扯爭執的又正好是某種「共同體邊界」;當社會已無共識,又貿然用公投對決,豈非只是造成內部撕裂的自毀式豪賭?

最後的懸念是:卡梅倫何以下此賭注──莫非他也困於自己的同溫層?

英國脫歐照見的時代意義

此刻,蘇格蘭高度可能重啟公投,北愛有人提出愛爾蘭合併公投,畢竟兩地多數偏好留歐,也在地理上能跟英格蘭清楚切割;這個想法並不意外。倫敦的獨立倡議,可以抒發情緒,但在實務上大家都知道不容易。而沿著階級、世代、城鄉等其他社會裂痕上的張力,更無法這樣處理。這部份,就可能會逐漸反應在無數個人的生涯抉擇──例如年輕又有文化資本者的遷徙流動,以及最後在統計上的菁英人口外移。

英國想要這樣的未來嗎?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 335 萬人,簽署了要求要重啟二度公投的連署;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也在媒體提到,有可能動用蘇格蘭的否決權。兩則消息,都替局勢埋下新一輪變化的伏筆。

或許在未來幾天,英國政界會找到某種方式,讓聯合王國的歷史得以延續。但無論如何,這次公投都已凸顯全球化/ 區域整合的壓力下,造成的政治軸線從「左右光譜」往「地理尺度」轉移。其所引發的各種反應,也在某種程度上,折射出社群媒體對於「政治共同體」基礎的衝擊。如何在政治上回應,是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挑戰。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英國華威大學社會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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