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锌皮娃娃兵》一书书摘的编者按中，我们曾经说到，“受害者”与“加害者”的界线并没有想像中清晰。在人类社会的文明灾难之中，极端的善与恶均属少数，更多的是置身道德灰色地带的平凡人，而平凡人在专横霸道的体制里，却又容易被突然诱发成杀人魔头。《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要探讨的，正是一个随时人人曾经为恶的社会里，该如何讲述历史，审视与矫正其所带来的社会创伤，走向共和的未来。易言之，“转型正义”如何可能？
联邦德国面对的首次“转型正义”，肇始于二战之后西方盟军对纳粹战犯的审判、以及推动德国公部门与企业高层“去纳粹化”的工作。但因冷战之故，这波转型正义于1948年悄然停顿，直到1960年代，随着耶路撒冷大审判、法兰克福大审判、六八学运、以及1970年代美国拍摄的《纳粹大屠杀》（Holocaust ）电视影集在西德获得极高收视率，纳粹历史才重新得到关注。
然而，台大历史系教授花亦芬告诉我们，正视历史记忆及其创伤之路，往往并不平坦。在二战末期盟军已经先做出决定，战后德国战犯审判与“去纳粹化”政策执行的对象，将局限于审讯具有纳粹党籍的成员。这意味着，国际社会透过大审来审判主要战犯，把战争罪责归咎于个人之上，将“德国法西斯主义者”与“一般德国人”区分开来。这种对历史伤害的处理，忽视了每个对纳粹暴行噤声共谋的寻常共犯，而在这个语境之下，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汉娜．鄂兰那著名的“平庸之恶”的意味——在“主要加害者”以外，如果没有对暴行附和的“共犯”，大规模的屠杀根本没可能发生。既然每个纳粹治下的“受害者”亦可能是“加害者”，这么复杂压抑的历史，并不是很多人愿意重提，这同时使社会无法，也不应对纳粹记忆作简单的黑白厘清。
即便生还者坚持下来为历史留下见证，愿意聆听的却是少数。在战后初期的德国，国民沉醉于“战后经济奇迹”以及逃避往昔之创伤，有关纳粹时代的出版反应不佳，甚至让那些写下纪录的过来人感到绝望──“我战时走过的路仿佛并不存在”。尽管1970年代以降，德国社会重新走上转型正义的路上，但有关历史记忆的讨论依然步履艰难。“记忆”意味着“遗忘”一些没那么重要的事，而谁又能决定记忆的优先顺序？犹太人的、波兰人的、吉卜赛人的、还是其他人的受难史？“记忆”又往往随处境变迁而有所不同，在终战过后各种有关战时记录片，政治宣言，历史出版的影响下，“记忆”又是否可信？
花亦芬教授用她平易近人的笔触以及史料，穿梭于各种历史记忆争辩，勾勒起转型正义的困难与必要──“过去不会因为被刻意掩埋而消失。反之，没有被好好处理的过往只会潜入土里，日后长出更加怪异扭曲的结果继续纠缠后人。同样的，没有被好好厘清的『历史记忆』只会成为负面的记忆与社会集体心灵的阴影，最后沦为不断循环的以恶制恶。”
至于记忆被扭曲压缩，历史被高度争夺的两岸四地呢？
以下节选自《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获“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刊出。
《在历史的伤口上重生——德国走过的转型正义之路》
出版日期：2016年08月
出版社： 先觉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作者：花亦芬
25. 追求具有“公共化意义”的历史记忆
在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 1749-1832）一生发光发热的城市威玛 （Weimar）附近，有一个著名的布痕瓦德（Buchenwald） 集中营。这个集中营如同撒克森豪森集中营那般，二战期间是纳粹集中营，在二战之后则被苏俄改做特别监狱
（Speziallager Nr. 2）以及劳改营（Gulag）。1952 年起，东德政府开始筹备将此地改成国立纪念园区（Nationale Mahn- und Gedenkstätte Buchenwald），这是继普勒层湖（Plötzensee）纳粹受难者纪念碑之后，东德政府对纳粹屠杀历史成立的第二个纪念性地标。然而，东德政府对纳粹过往采取的历史记忆政策，不是民主社会基于“转型正义”核心精神追求的人性尊严与多元价值，而是将纳粹大屠杀的历史记忆转化为东德共产党对抗法西斯政权成功的记忆，象征东德人民打败法西斯主义的指标。因此在纪念园区竖立的“国立纪念碑” （Nationaldenkmal）是为了歌颂共产党的反抗英雄，并正统化东德共产党（SED）统治东德的历史地位。
历史记忆在此成为政治工具。纪念园区与纪念碑的设置，不是为了提醒后世，过去践踏人性尊严、摧毁自由价值的错误不可再犯；而只是为了纪念一个闭锁且不容僭越的政治认同：“东德建国立基于共产党对抗法西斯成功”。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德所设置的纳粹受难者纪念园区，比较像传统上许多尚未民主深化的国家追求的历史记忆那般，着重于去记忆自己战胜他国的光荣纪念、纪念自己的阵亡将士、或记忆别国曾经如何以霸权／不人道的方式亏负自己的国家与民众。这样的历史记忆，比较倾向于在国族主义思考的框架下，借由特定历史事件来凝聚情感性的“家国”意识。“历史记忆”也因此被视为是建立“认同”的基础。然而，这种连结“政治性”与特定“认同”的纪念园区，本质上很容易失去作为“墓园”与“安息所”的永恒关怀。因为历史的纷扰在此无法止息，只是暂时性地被另一种意识形态、以及一时之间得势的政治正确所覆盖。这也就是何以东德对纳粹大屠杀的记忆难以延伸到对“普世价值”的探讨，反而转换身形进入另一种国族主义的躯壳。社会学家Jan Philipp Reemtsma 将这种性质的纪念园区称之为“圣地型纪念园区”（Sakraler Ort）。来到这种地方，参观者、悼念者不被允许可以发挥个人批判思考力，而是被“圣地”已经自我预设好的意义所统摄。“圣地”不需要向参观者、悼念者说明自己何以被设立的原因，因为透过先自我神圣化，是前来的参观者、悼念者必须用谦卑的态度了解圣地之所以为圣地的意涵。在“圣地型纪念园区”的现场，没有容许可以提起疑义的空间，让参访者对“受害经过”与“对死者产生悼念”
之间的关系，重新再做一次确认。因为诠释相关历史事件的观点已经被预设好了，无法从多元面向允许新的思考、新的探问。除非能够重新调整这种纪念园区面对历史的方式，否则很难将其视为可以提供转型正义教育适当的场所。
两德民主统一后，布痕瓦德纪念园区经过大幅转型，转向在悼念的氛围里，作为参访者“互相学习的场域”，“以历史学为基础，动手探索知识的教育机构”、以及“民主社会公民教育的场所”。之所以要强调“悼念的氛围”，因为这里曾是泯灭人性暴行的发生地，因此，纪念园区的主要功能是墓园，而非一般透过展示来引导知识获取的历史博物馆。而在此处所进行的教育，应该是帮助参访者深刻去认识，捍卫人性尊严对文明社会的必要性。历史学者兼布痕瓦德纪念园区基金会主席Volker Knigge说，这个园区的教育不再以“历史记忆”为主要出发点，而是以低门槛的参与式学习，不断让大家透过相互讨论，学习如何反思过去历史的错误；并进一步去思考，公民社会如何能被打造得更稳固。因为根据他们对参访经验的追踪，参观完纪念园区后，参访者需要再花不少时间好好沉淀，省思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才真的能将参观纪念园区所感受到的“经验”转化为比较清晰可论说的“认知”。如果没有“讨论”，只是一味强调“历史记忆”的重要，换言之，如果没有经过可以导向沉淀的省思过程，只是任由在纪念园区现场沾染带有仪式性的情感，这种飘忽不定的情绪感知，相当容易成为政治操纵的对象。
因此，在纪念园区的教育上，如何将情绪性、情感性的感受，引导到后续能鼓励参访者用知识探索的方式继续深化自己内在的思辨，是很重要的转化工作。亦即，参访者应学习到如何用正确的方式了解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被两者之间无法化解的仇怨辖制。此外，让参访者学习用正确的态度去了解，何以历史教训必须被记住，而不是陷入害怕或其他的情绪伤害中，也是很重要的事。
布痕瓦德纪念园区对“历史记忆”教育的反思，清楚反映出，德国从过去几十年来的经验累积里清楚看到的事实：只是致力于“历史记忆”教育，即便经历转型正义后的社会，也未必能真正消弭争端，不一定真能化解仇恨。因为一般人对历史记忆的认知倾向于与“情感”连结在一起，社会大众通常想要的，是如何去通则化自己主观情感上的认知，而非深刻去了解，优质的历史研究如何从历史悲剧事件里提升出来的、在理性上应该勇于去认知的“历史启蒙”。对受难者本人及其家属而言，面对历史创伤，受难的经验常会让人将记忆绝对化，因为这些记忆对他们个人而言极为真实，以至于受难者很难去接受，也许在某些地方，他们有可能记错了。这些被他们记住的受难记忆也对他们后来的人生造成重大影响，有些人终其一生活在记忆带来的伤痛情绪中。年长的人对某些事件尤其容易在时间轴上任意放大、加长、加值，或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将记忆加以扭曲。
诚如曾在八○年代南斯拉夫共产党政权统治下遭受过许多迫害的神学家Miroslav Volf 从自身经验深切体认到的事实：无法让人走出伤痛的记忆，常会毁掉受难者的余生。有时太过激烈，“记忆的正义之剑也常斩断它想捍卫的良善”（the just sword of memory often severs the very good it seeks to defend.）。有鉴于此，Volf 主张，受难者不应将个人的记忆视为私领域的事，而应勇于摊在阳光下，让大家一起帮忙把历史真相厘清，让记忆具有“公共化的意义”（public significance）。重新看待“历史记忆”的问题，重新检视它可能衍伸的影响，让二十一世纪的研究者从更宽阔的视野重新检视历史记忆内在的问题，并思考更理想的转型正义教育该如何进行。
两德民主统一后，社会心理学家Harald Welzer 的研究团队针对德国的家庭如何面对纳粹过往做过深入调查，并于2002 年出版专书《爷爷不是纳粹：德国家庭记忆里的纳粹历史与大屠杀》（ «Opa war kein Nazi« Nationalsozialismus und Holocaust im Familiengedächtnis ）。在1997 至2000 年间，这个研究团队一共访谈了40 个家庭（30 个来自过去的西德，10 个来自过去的东德），与其中142 位成员（分属祖、父、孙三代）进行单独访谈。这个研究计划想要了解，一般普通德国百姓（不具有极端政治倾向）在学校课堂之外，究竟如何获得对纳粹过往的记忆？在家里家人彼此之间如何谈论这些事情？尤其是父母辈与祖父母辈如何跟孩子、以及孙子谈他们在纳粹时代的经历？这些儿孙辈又如何回应学校所教的历史？这个研究的重要性在于，透过学术研究的清楚分析，了解家人之间的对谈对年轻世代的历史记忆影响有多深？不同世代的德国人在历史记忆上是否有差异？
《爷爷不是纳粹》这个计划的研究结果，十分有趣，也因此相当值得注意：第一，家里长辈对儿孙所讲的记忆经常随着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尤其是很容易受到与二战历史相关的电视剧或电影里的故事情节影响。因为有大众媒体加持，说的人觉得自己的叙述比较具有公信力；而听的幼辈也认为，既然电视或电影都这样演了，长辈之言的确可信。第二，长辈讲述的方式，都是有选择性的。大多数的人（有三分之二）是从“受害者”或“英雄叙事”的角度来讲自己的经历。也就是说，有些德国人选择将自己视为受害者，有些人则高度英雄化自己当年的作为。但是接受访谈的二战历史当事人很少人会去反省，自己在纳粹政权下，是否有哪里做错了？或是何以甘于去做邪恶体制的共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孙辈也很容易受亲情影响，将自己家里长辈视为“受难者”或是“英雄”。第三，在长辈讲述自己亲身经历时，经常沿用纳粹时代意识形态下的分类概念“犹太人”、“俄国人”……等等，因此不知不觉中就把纳粹时代的意识形态继续传给下一代。第四，在讲述到有关“加害”部分的历史时，讲述的长辈通常不会警觉到这是加害者的历史。对于集中营的历史，则通常会用“我们当时并不知情”轻轻带过。
由于家庭里传递的历史记忆主要是诉诸情绪与情感，“历史见证者”的讲述揉合了亲情的连结，因此与学校教育着重理性讨论的“知识启发”有相当大的差别。就“战火下的第三代”（即孙子辈）而言，究竟在他们心目中，是家里长辈讲的“亲身经历”对他们影响比较大？还是他们经常摆荡在“爷爷说的”与“老师教的”两个平行世界之间？《爷爷不是纳粹》的作者指出，大部份孙子辈倾向于，他们可以接受整个纳粹政权影响下的德国是一个庞大的共犯结构，但这个共犯结构的规模大小究竟要如何拿捏，底线却在于，要看在哪个范围内，自己的亲人不算是涉入的共犯。这样的结论当然是相当“因亲情而设事”。但这个结果确实清楚呈显出战火下第三代的特质。
2010 年10 月，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 ） 继续追踪战火下第四代（亲身经历者的曾孙辈）面对纳粹历史的态度，发现有了相当大的转变。根据这个调查，德国社会对纳粹历史过往的认知，亲情的纠结对后代子孙产生的影响，要到第四代（曾孙辈）才会松开。因为曾孙辈通常跟亲涉历史事件的曾祖父母辈没有亲自接触过，因此“这件事多少与我直接相关”的顾忌淡薄许多。他们绝大部分愿意相信自己的先人曾经涉入纳粹共犯的行为，但不觉得承认这件事是在“背叛”自己的家庭。此外，“战火下的孩子辈与孙子辈”在心里上暗暗怀着是否该将德国视为二战受害者的心理纠结，在第四代身上也淡化了许多。
面对二战亲身经历者逐渐老去，德国对纳粹过往的历史记忆工程即将面临历史见证者纷纷从历史舞台谢幕的局面。但是德国社会在历史记忆上，却仍然有着“后转型正义阶段”的一些噤声。著名的德国历史学者Reinhart Koselleck 便针对以往德国在从事历史记忆时有过的缺失作出提醒。他认为，因为德国作为加害者，过去一直不敢去探讨德国如何让自己陷入“受害”情境的问题。Koselleck 认为，“加害者”应有自觉与勇气，看看过去的错误如何给自己带来万劫不复的悲剧以及重大伤亡，以至于成为自己错误行为下的“受害者”。在这方面，德国应该把转型正义过程中一直避谈的德国伤亡问题，从“噤声”的记忆转化为可以公共化的记忆。换言之，在走过转型正义的政治与司法程序后，留存在社会各层面的心理创伤如何迈向复健，更需要大家持续不断关注。如何在具有普世价值觉知的基础上，让各种“噤声”的记忆走向公开化，让不敢说出来的说出来，让过去不敢好好讨论的，能有机会被好好讨论，这些是经历过转型正义后的社会需要透过不断自我学习、不断自我提升，往更愿意让各种社会伤痕都能得到照见、疗愈，因此也能获得医治的方向迈进。
过去发生的悲剧无法被改变，但是可以因为后人在转型正义以及历史记忆上的妥善处理，在日后的历史诠释上获得不一样的回顾视野。过去的错误如果能在现今透过深度的反省得到纠正与弥补，转型正义所连结到的历史记忆未必会一直停留在对某些社群过往错误的“负面记忆”。反而可能因为后人愿意反省、和解，而开启难得的历史契机，让大家有机会一起开创整个社会更能积极拥抱的、正面的、新的历史记忆。
面对世代交迭，面对历史悲剧当事人逐渐从历史舞台消逝，如何将与转型正义相关的历史从“记忆伤痛”的负面记忆，透过历史反省转化到“超越负面记忆”的伤痕平复记忆，端赖大家在此刻当下是否愿意真心体认到：检视伤口，是为了医治伤痕。因为不论对加害者还是受害者而言，受伤的心走不远。
未来会长什么样没有人知道。我们唯一可以做的，是在此刻当下，愿意在历史的创伤上点亮一盏灯。在照见过去的同时，也以诚实的爱与悲悯的公义为未来的伤口复原预备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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