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叶健民：北京扭曲的管治观，与选举后不变的困局

今届香港立法会选举创新高的投票率和投票人数，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市民对社会现状有强烈的感觉，要用手上的一票去试图影响大局。媒体普遍强调个中反映出来市民求变欲望，从政党世代交替和政治素人上台的现象来看，这种看法有其根据。但不要忘记，最终地区选举的票数分布，反映出建制派虽然受到挫折，但依然大致能保住半壁江出。这近90万支持建制派的票，总不能以简单一句“西环操控”又或者“港猪累事”，便可以说明问题。

雨伞运动确实激起了年轻一代的求变力量，但也同时令害怕改变、重视安稳的一群认为要有所表示，积极投票。对后者来说，大概认为有规章依从，总胜过无政府状态；梁振英固然可恶，但对杀气腾腾的革命主张更感陌生；自由行纵使令人讨厌，但对与北京全面反脸的做法仍有所保留。民主党今次选举的亮丽成绩，正好说明相当部分港人那种求变又怕变、要抗争也要讲节制、想与大陆保持距离却又欲断难断的矛盾心情。选举的结果，是建制保皇势力与反对派阵营依然大致旗鼓相当，我们的政局依然是处于那种谁也胜不了谁、进步与保守力量僵持不下的困局。

这当然不是说，这次选举没有带来什么改变。首先，梁振英政府的日子势必更加艰难。他在余下不足一年的任期里，本来就难有所为。反对派议席有增无减，”vote them out” 的愿望并未实现，梁振英要争取法案和拨款通过，自然更困难。但更令他懊恼的，是要团结建制派将会更为艰巨。个中的关键，是自由党的四票。自由党与梁振英不咬弦众所周知，周永勤“被退选”、田北俊年前被褫夺政协身份，亦早已证明自由党与建制关系极为紧张。日后要他们全心全意为政府保驾护航，难度不少。如今反对派取得30票，自由党自然明白，手中四票假如运用得宜，势必可令政府如坐针毡。在立法会主席一职必然会由建制派取得的情况下，假如在个别表决上自由党选择与反对派走在一起，政府票数上的优势便仅得一席（35:34）。那时候也势必会令其他建制派乘机讨便宜，向政府要求更多好处。政府的日子，自然也变得更艰难。

当然，最令梁振英头痛的始终是反对派。送走了黄毓民、陈伟业，但长毛始终能成功保留席位，而新入局的郑松泰，以至罗冠聪等人，虽然是政治新丁，但也势必会把较为激进的抗争手法带进议会。混乱场面会否重现，只是观感上的枝节问题，这些新丁对建制带来最大的冲击，始终是他们必然会把港独自决等主张，正式带进议事堂。这狠狠掴在中央政府脸上一大巴掌，基于议员的权利，政府也难以完全禁止，但又不能不作回应。如何处理，是一道极为头痛的难题。

“自决”将会较独派走得更远

不过，新入局的六名所谓本土派人士，实在并非完全铁板一块。郑松泰、游蕙祯和梁颂恒三人，不管他们如何回避问题，刻意含糊，说到底都是鼓吹香港独立建国，并无悬念。“永续基本法”也好，“城邦自治”也好，始终是一个推动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 的主张。

但朱凯廸、罗冠聪及刘小丽三人主张的“自决”，却有更多重意义。他们同样对北京表示厌恶和不信任，也对中港融合威胁本地文化和价值感到担心，但三人追求的更多是港人就香港发展取回发言权，又或者要求特区享有更多的自治权限。他们的所谓“自决”，更大的关注是如何令人民充权，怎样可以令市民在社区以至日常生活层面上有更大决定权。这些主张，体现在一些实实在在的政策议题上，例如社区发展、城市规划，永续农业，以至土地空间配置的公义。这些诉求，既关乎中港关系，也涉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但这当中是否一定要脱离一国框架或者中国统治去处理，还存有很大的空白。

这种较诸热普城和青年新政更丰富的本土视野，不单令他们的论述更全面，也势必更易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事实上，回看热普城以至青年新政在竞选的表现，他们似乎没有心思在现有支持者以外去争取更多社会认同。黄毓民和陈云（陈云根）两个领袖人物，完全没有打算向公众解释清楚自己的理念。在整场选战上，这两个集团差不多把全部精力纠缠于只有他们的圈子才会明白和关心的私人恩怨、个人德行和新仇旧恨上。他们的铁杆粉丝也许听得津津有味，也可能早已充份明白，何以与自己全不信任的中共谈永续基本法是言之成理。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并没有透过今次选举更明白他们的主张。梁天琦被褫夺参选资格，令他们失去一个能言善辩，思辩清晰的代言人，是一个重大打击。所以，相信在新一届议会中，“自决”的主张将会较死硬的独派走得更远，影响更大，假如能有机地与公民社会和各方进步力量配合，甚至可能会为香港民主运动闯出一条新路。

当然本土派可以有多少影响力，还看与传统泛民关系如何发展。表面上，所有反对派都会团结在反对梁振英连任和政府种种失误的基础上。而当本土派提出有关自决、港独的相关讨论时，即使传统泛民心不甘情不愿，碍于网上舆情和年轻人的普遍躁动心情，也不会有足够意志去提出异议，极其量只会回避问题，顾左右而言他。但在看似团结的背后，彼此间还是隐藏着各种分歧。

传统泛民相对重视普世价值和平等观念，但青年新政与热普城却一直以“左胶”讥讽这些主张。他们的同路人，亦有不少有明确的排外心态，不断鼓吹以仇恨甚至暴力去处理中港关系。当遇到这些右翼主张时，传统泛民如何自处，值得留意。又譬如平反六四，即使李卓人、何俊仁、张文光等支联会头领、“大中华胶”已退场，传统泛民特别是民主党对此却依然十分坚持，每年必定会提出动议辩论。届时假如游蕙祯等人摆出“六四关我鬼事”（与我何干）、“无暇兼顾”等嘴面，又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这不单是个别事件上的立场差异，而是根本性的观念价值分歧。勉强团结，或者永远由新世代牵着走，对香港真的是好事吗？

“扫独”还是管治先行？

影响日后政局发展的关键，自然是北京怎样看这场选举结果。纵使建制派受到挫折，但总体战果不胜不败，大概是中央的基本判断。当下它要考虑的首要问题，是究竟“扫独”重要，还是“管治”行先。对于北京来说，即使它明白上述六名本土派议员的分歧和可能存在的争取空间，今次选举的结果，也始终令它忧心戚戚。热普城加上其他本土派候选人的总得票超过三十万，就是说差不多每五至六个投票的人当中，便有一个支持主张抗拒中国的政治力量。

所以，即使它明白“民主自决”并不完全等同于独立建国，但它会认为“自决”派与“港独”派始终是同声同气共生共存。假如不以强硬手段去把这股快速扩张的“反中力量”连根拔起，继续以姑息态度任由它进一步茁壮成长，只会夜长梦多，自找麻烦。观乎近两年的北京态度，明显可以看出中央已有一个立论，就是港人一直错误理解一国两制政策原意，不知分寸、不懂感恩，导致今天中港决裂的败局，错在港人，不在中央。因此中央必须亮出清晰立场，把问题讲清讲楚，那怕港人会强烈反弹，甚至会引来更大冲突。白皮书，以至8·31决定，就是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要港人认清自身处境的必要手段。按此逻辑，很难想像北京在选举以后，在眼见反中力量进一步抬头时，会以怀柔寛松的政策去对“港独势头”放软手脚。

北京当然也会考虑管治问题，它也明白社会对梁普遍心存怨恨，特区政府在他治下难有作为。我们的良好愿望，是希望北京明白强硬手段只带来更多不满，上上之策是对反对派释出善意，改善关系，最好便是更换特首，化解短期张力，令政局有走出困境的可能。梁振英在中央眼中，大概只是一只棋子，可弃可用，反正愿意执行强硬路线的人，绝对不止他一个，而落实治港策略北京所倚重的，在于自己在特区里早已确立下来无孔不入的关系网络和政治机器，而非特首一人。但北京的心魔，就是不能向反对派示弱。特首不是不可以换，但不能在港人压力之下换。

北京真正关心建制派是否团结

然而，假如不换特首，又如何令特区管治重回正轨呢？对北京而言，它所理解的管治危机，着眼点可能从来不在与反对派的关系，又或者社会如何痛恨梁振英。对“勾结外国势力”、“分裂国家”的政客，北京会认为不应抬举他们，也没有什么理由去争取，而且即使愿意伸出橄榄技，对方也不会领情。它所关心的，可能更在于如何团结建制派。保皇党四分五裂，与政府貌合神离，在它看来才是过去四年特区管治失衡的根本原因。

因此，把建制派重新整合，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今次选举对田北俊带头专门搞事的自由党要诸多留难，也要全力支持高度依赖自己才能在政治上生存、更忠诚的“契仔契女”（干儿子干女儿），为自己在议会引入一批更为可靠的代言人。它大概相信假如换血成功，便可把建制力量在议会上的票数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表决控制权，令政府施政畅通无阻，管治危机便可大大缓解。选举结果未如理想，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大概是进一步加强纪律，务必要令建制派全面配合指挥，甚至不惜由驻港机构赤臂上阵，统一保皇党队型，那怕这意味对香港事务更多的介入。

这种思路，当然是愚不可及。因为对香港政局稍有认识的人都会明白，抗争的战场，从来都不限于议会。以多数暴政去强行通过不得民心的法令，只会激化更大矛盾，鼓动更多街头躁动。而更大力度去“统筹”建制派议员的投票行为，也只会进一步削弱公众对一国两制的信心。但北京会认同这种观点吗？我十分怀疑。在北京“扫独”为先和扭曲的管治观下、在中港双方都没求和欲望和解决问题决心的政治现实中，中港矛盾进一步升级，看来已成定局。在个别时空，北京也许会按策略需要去释出善意缓和气氛，但以斗争为纲的全盘思路下，以强硬立场处理香港始终会是主旋律，中港对弈也必会进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选举过后，我们为反对派可以保住关键少数如释重负，也为能把真心为社会谋福祉的朋友送进议会感到欣慰。但中港矛盾这个死结，却看来越拉越紧。港人只能扣紧安全带，为快将来临的风暴作好准备。

（叶健民，香港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兼副系主任、民主思路联席召集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