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葉健民：北京扭曲的管治觀，與選舉後不變的困局

今屆香港立法會選舉創新高的投票率和投票人數，說明了一個事實，就是市民對社會現狀有強烈的感覺，要用手上的一票去試圖影響大局。媒體普遍強調箇中反映出來市民求變欲望，從政黨世代交替和政治素人上台的現象來看，這種看法有其根據。但不要忘記，最終地區選舉的票數分佈，反映出建制派雖然受到挫折，但依然大致能保住半壁江出。這近90萬支持建制派的票，總不能以簡單一句「西環操控」又或者「港豬累事」，便可以說明問題。

雨傘運動確實激起了年輕一代的求變力量，但也同時令害怕改變、重視安穩的一群認為要有所表示，積極投票。對後者來說，大概認為有規章依從，總勝過無政府狀態；梁振英固然可惡，但對殺氣騰騰的革命主張更感陌生；自由行縱使令人討厭，但對與北京全面反臉的做法仍有所保留。民主黨今次選舉的亮麗成績，正好說明相當部分港人那種求變又怕變、要抗爭也要講節制、想與大陸保持距離卻又欲斷難斷的矛盾心情。選舉的結果，是建制保皇勢力與反對派陣營依然大致旗鼓相當，我們的政局依然是處於那種誰也勝不了誰、進步與保守力量僵持不下的困局。

這當然不是說，這次選舉沒有帶來什麼改變。首先，梁振英政府的日子勢必更加艱難。他在餘下不足一年的任期裡，本來就難有所為。反對派議席有增無減，”vote them out” 的願望並未實現，梁振英要爭取法案和撥款通過，自然更困難。但更令他懊惱的，是要團結建制派將會更為艱鉅。箇中的關鍵，是自由黨的四票。自由黨與梁振英不咬弦眾所周知，周永勤「被退選」、田北俊年前被褫奪政協身份，亦早已證明自由黨與建制關係極為緊張。日後要他們全心全意為政府保駕護航，難度不少。如今反對派取得30票，自由黨自然明白，手中四票假如運用得宜，勢必可令政府如坐針氈。在立法會主席一職必然會由建制派取得的情況下，假如在個別表決上自由黨選擇與反對派走在一起，政府票數上的優勢便僅得一席（35:34）。那時候也勢必會令其他建制派乘機討便宜，向政府要求更多好處。政府的日子，自然也變得更艱難。

當然，最令梁振英頭痛的始終是反對派。送走了黃毓民、陳偉業，但長毛始終能成功保留席位，而新入局的鄭松泰，以至羅冠聰等人，雖然是政治新丁，但也勢必會把較為激進的抗爭手法帶進議會。混亂場面會否重現，只是觀感上的枝節問題，這些新丁對建制帶來最大的衝擊，始終是他們必然會把港獨自決等主張，正式帶進議事堂。這狠狠摑在中央政府臉上一大巴掌，基於議員的權利，政府也難以完全禁止，但又不能不作回應。如何處理，是一道極為頭痛的難題。

「自決」將會較獨派走得更遠

不過，新入局的六名所謂本土派人士，實在並非完全鐵板一塊。鄭松泰、游蕙禎和梁頌恆三人，不管他們如何迴避問題，刻意含糊，說到底都是鼓吹香港獨立建國，並無懸念。「永續基本法」也好，「城邦自治」也好，始終是一個推動事實獨立（de facto independence) 的主張。

但朱凱廸、羅冠聰及劉小麗三人主張的「自決」，卻有更多重意義。他們同樣對北京表示厭惡和不信任，也對中港融合威脅本地文化和價值感到擔心，但三人追求的更多是港人就香港發展取回發言權，又或者要求特區享有更多的自治權限。他們的所謂「自決」，更大的關注是如何令人民充權，怎樣可以令市民在社區以至日常生活層面上有更大決定權。這些主張，體現在一些實實在在的政策議題上，例如社區發展、城市規劃，永續農業，以至土地空間配置的公義。這些訴求，既關乎中港關係，也涉及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但這當中是否一定要脫離一國框架或者中國統治去處理，還存有很大的空白。

這種較諸熱普城和青年新政更豐富的本土視野，不單令他們的論述更全面，也勢必更易為公眾所理解和接受。事實上，回看熱普城以至青年新政在競選的表現，他們似乎沒有心思在現有支持者以外去爭取更多社會認同。黃毓民和陳雲（陳云根）兩個領袖人物，完全沒有打算向公眾解釋清楚自己的理念。在整場選戰上，這兩個集團差不多把全部精力糾纏於只有他們的圈子才會明白和關心的私人恩怨、個人德行和新仇舊恨上。他們的鐵桿粉絲也許聽得津津有味，也可能早已充份明白，何以與自己全不信任的中共談永續基本法是言之成理。但我相信大部分的市民，並沒有透過今次選舉更明白他們的主張。梁天琦被褫奪參選資格，令他們失去一個能言善辯，思辯清晰的代言人，是一個重大打擊。所以，相信在新一屆議會中，「自決」的主張將會較死硬的獨派走得更遠，影響更大，假如能有機地與公民社會和各方進步力量配合，甚至可能會為香港民主運動闖出一條新路。

當然本土派可以有多少影響力，還看與傳統泛民關係如何發展。表面上，所有反對派都會團結在反對梁振英連任和政府種種失誤的基礎上。而當本土派提出有關自決、港獨的相關討論時，即使傳統泛民心不甘情不願，礙於網上輿情和年輕人的普遍躁動心情，也不會有足夠意志去提出異議，極其量只會迴避問題，顧左右而言他。但在看似團結的背後，彼此間還是隱藏着各種分歧。

傳統泛民相對重視普世價值和平等觀念，但青年新政與熱普城卻一直以「左膠」譏諷這些主張。他們的同路人，亦有不少有明確的排外心態，不斷鼓吹以仇恨甚至暴力去處理中港關係。當遇到這些右翼主張時，傳統泛民如何自處，值得留意。又譬如平反六四，即使李卓人、何俊仁、張文光等支聯會頭領、「大中華膠」已退場，傳統泛民特別是民主黨對此卻依然十分堅持，每年必定會提出動議辯論。屆時假如游蕙禎等人擺出「六四關我鬼事」（與我何干）、「無暇兼顧」等嘴面，又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這不單是個別事件上的立場差異，而是根本性的觀念價值分歧。勉強團結，或者永遠由新世代牽着走，對香港真的是好事嗎？

「掃獨」還是管治先行？

影響日後政局發展的關鍵，自然是北京怎樣看這場選舉結果。縱使建制派受到挫折，但總體戰果不勝不敗，大概是中央的基本判斷。當下它要考慮的首要問題，是究竟「掃獨」重要，還是「管治」行先。對於北京來說，即使它明白上述六名本土派議員的分歧和可能存在的爭取空間，今次選舉的結果，也始終令它憂心戚戚。熱普城加上其他本土派候選人的總得票超過三十萬，就是說差不多每五至六個投票的人當中，便有一個支持主張抗拒中國的政治力量。

所以，即使它明白「民主自決」並不完全等同於獨立建國，但它會認為「自決」派與「港獨」派始終是同聲同氣共生共存。假如不以強硬手段去把這股快速擴張的「反中力量」連根拔起，繼續以姑息態度任由它進一步茁壯成長，只會夜長夢多，自找麻煩。觀乎近兩年的北京態度，明顯可以看出中央已有一個立論，就是港人一直錯誤理解一國兩制政策原意，不知分寸、不懂感恩，導致今天中港決裂的敗局，錯在港人，不在中央。因此中央必須亮出清晰立場，把問題講清講楚，那怕港人會強烈反彈，甚至會引來更大衝突。白皮書，以至8·31決定，就是這種不惜一切代價要港人認清自身處境的必要手段。按此邏輯，很難想像北京在選舉以後，在眼見反中力量進一步抬頭時，會以懷柔寛鬆的政策去對「港獨勢頭」放軟手腳。

北京當然也會考慮管治問題，它也明白社會對梁普遍心存怨恨，特區政府在他治下難有作為。我們的良好願望，是希望北京明白強硬手段只帶來更多不滿，上上之策是對反對派釋出善意，改善關係，最好便是更換特首，化解短期張力，令政局有走出困境的可能。梁振英在中央眼中，大概只是一隻棋子，可棄可用，反正願意執行強硬路線的人，絕對不止他一個，而落實治港策略北京所倚重的，在於自己在特區裡早已確立下來無孔不入的關係網絡和政治機器，而非特首一人。但北京的心魔，就是不能向反對派示弱。特首不是不可以換，但不能在港人壓力之下換。

北京真正關心建制派是否團結

然而，假如不換特首，又如何令特區管治重回正軌呢？對北京而言，它所理解的管治危機，着眼點可能從來不在與反對派的關係，又或者社會如何痛恨梁振英。對「勾結外國勢力」、「分裂國家」的政客，北京會認為不應抬舉他們，也沒有什麼理由去爭取，而且即使願意伸出橄欖技，對方也不會領情。它所關心的，可能更在於如何團結建制派。保皇黨四分五裂，與政府貌合神離，在它看來才是過去四年特區管治失衡的根本原因。

因此，把建制派重新整合，才是當務之急。所以，今次選舉對田北俊帶頭專門搞事的自由黨要諸多留難，也要全力支持高度依賴自己才能在政治上生存、更忠誠的「契仔契女」（乾兒子乾女兒），為自己在議會引入一批更為可靠的代言人。它大概相信假如換血成功，便可把建制力量在議會上的票數優勢轉化為實實在在的表決控制權，令政府施政暢通無阻，管治危機便可大大緩解。選舉結果未如理想，退而求其次的做法，大概是進一步加強紀律，務必要令建制派全面配合指揮，甚至不惜由駐港機構赤臂上陣，統一保皇黨隊型，那怕這意味對香港事務更多的介入。

這種思路，當然是愚不可及。因為對香港政局稍有認識的人都會明白，抗爭的戰場，從來都不限於議會。以多數暴政去強行通過不得民心的法令，只會激化更大矛盾，鼓動更多街頭躁動。而更大力度去「統籌」建制派議員的投票行為，也只會進一步削弱公眾對一國兩制的信心。但北京會認同這種觀點嗎？我十分懷疑。在北京「掃獨」為先和扭曲的管治觀下、在中港雙方都沒求和欲望和解決問題決心的政治現實中，中港矛盾進一步升級，看來已成定局。在個別時空，北京也許會按策略需要去釋出善意緩和氣氛，但以鬥爭為綱的全盤思路下，以強硬立場處理香港始終會是主旋律，中港對弈也必會進入新一輪的惡性循環。

選舉過後，我們為反對派可以保住關鍵少數如釋重負，也為能把真心為社會謀福祉的朋友送進議會感到欣慰。但中港矛盾這個死結，卻看來越拉越緊。港人只能扣緊安全帶，為快將來臨的風暴作好準備。

（葉健民，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兼副系主任、民主思路聯席召集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