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一生有限的岁月中，往往仅有少数机会，得以见证某种巨大历史结构的扭转。
我第一次有这种强烈记忆是在 1989。那年初夏哭过的泪与唱过的歌仍鲜明，年底便不可思议地在电视上见证，柏林围墙在欢呼声中被推倒── 那可是横亘在民主与“暴政”之间，森严坚实的“铁幕”最具体的象征；曾在《读者文摘》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中横断生死的柏林围墙。从小学习的那套善恶对立的世界图像，瓦解了；手上的课本，过时了。
再一次是 2000三月，我在龙潭空降特战部队 862旅41连的安官桌执勤，听到收音机传来陈水扁竞选总部的汽笛声。不到四成的得票率，居然，就这样扳倒仿佛会永远执政的国民党。
两次，我都在意外中，体会到某种与现实的解离。
这几天在英国，甚至是全球，无数人也经历了类似的错愕与茫然。明明投票前“留欧”在民调中胜出，无数知识分子与优质媒体表态力挺，赌盘也看好；开完票，却硬生生以一百多万票之差翻盘。甚至连有一些票投“离欧”者，也诧异于其竟然胜出。
那种错愕，还不只源于突然，更是来自于某些大家习以为常的历史结构，忽然的崩解断裂，或至少岌岌可危。英国自1973年入欧四十多年的坚实关系，骤然走到分手；后冷战年代看似理所当然的区域整合趋势，遭遇重量级的逆反。甚至，连创生自《1707年联合法案》的联合王国（United Kingdom），也可能在走过三百多年辉煌历史后，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而这可能彻底改写中文“英国”一词的意义。
大英余晖的最终陨落？
中文世界所称的“英国”，是以英格兰主导，陆续于1536年并入威尔斯领土、1707年苏格兰联合，并在1801年加入爱尔兰所逐渐形成的多民族联合王国。其中与苏格兰在18世纪初的联合，对英国接下来两世纪的发展至关重要。
十八九世纪的英国，陆续发生工业革命、市场发展与资本累积、海外殖民地扩张，进而建立起名为“大英帝国”的，全球规模最大的政治与贸易系统。这个过程中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是苏格兰启蒙（Scottish Enlightenment）并发的思想资源，与其后续启迪的技术发展能量──例如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发展的功利主义、休谟（David Hume）对科学方法的贡献、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自由经济理论，以及非常关键的，瓦特（James Watt）改良的蒸汽机。更不用说，有无数来自苏格兰高地的军人、工程师与商人，加入大英帝国的拓展与维系。
透过殖民贸易版图的扩张，英国也带动现代机械科技、市场贸易、金融体系、现代法律与医疗，乃至殖民地的管理统治技术等等，扩散到亚非美澳各大洲领地。但反过来，正如华威大学印度裔社会学者 Gurminder Bhambra 在 Rethinking Modernity 一书所言，也是借由在殖民地的奴役剥削累积的资源，让英国得以站在人类世界的浪头，在科技与社会制度各方面摸索种种“现代化”可能。易言之，正是在联合王国所创建的这么一个大时代，把地球上相当比例的人类，推往“现代化”这条充满祝福与诅咒的路。
大英帝国在1921年代管战败德国的殖民地，领土覆盖了地球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人口，达到人类历史上的高峰；但随即，民族主义蔓延下，解殖浪潮开始松动帝国基础。二次大战后，英国与纳粹对决元气大伤，加以在远东战场曾败给日军威信折损，更加速解殖运动进程。取而代之的，则是创建于1931年，由前英属殖民地共组，与前宗主国保持更平等自由关系的“英联邦”（British Commonwealth of Nations，1949年改名移除 British）。
20世纪中，大英帝国逐渐走入历史，留下余晖；但至少，作为帝国中枢的大不列颠联合王国，仍伫立在曾为世界核心的英伦三岛──直到这几天。
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底定，支持留欧民意超过六成的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 Nicola Sturgeon）旋即宣布“很可能”再启独立公投，以便能以独立的苏格兰身份留在欧盟。北爱尔兰首席副部长麦吉尼斯（Martin Guinness）也在公投结果揭晓后没多久，提出“爱尔兰统一公投”。甚至连伦敦，也都有十六万人连署要求“伦敦独立，加入欧盟”。简言之，这次，或许连联合王国也将分崩离析。
此刻，回望过去英伦三岛四个民族的“联合”，如何形塑出我们熟悉的现代世界，都不免对这个历史当下有深深喟叹。倘若脱欧最后导致苏格兰与北爱的离去，结束的就不只是40年的英欧关系，而是三百多年来联合王国在全球刻下的这段大历史。
届时，英国王室会如何，大英国协又会如何？也留下悬念。
全球主义／欧洲主义的反弹
聚焦当代，对照这次英国脱欧公投与进行中的美国大选，不难发现一些可比性，也凸显出当代政治轴线的转向。
两边的对峙主轴，都能视为当前政经菁英所坚信的全球主义（globalism）或区域统合主义（regional integration doctrine），遭到本土社会的挑战。前者往往信奉经济右派的自由贸易政策，但在政治文化上倾向左派，欢迎移民与多元文化主义。所以吊诡地，其挑战者也同时来自传统左右政治光谱两端 ── 一边是注重底层劳动者权益、拒绝跨国资本集团剥削的经济左派，另一边是保守排外，怀念“单纯、美好过去”的政治文化右派。
在美国我们看到传统两党的建制派与工商界菁英，同时遭到桑德斯（Bernard Sanders）， 与 特朗普（Donald Trump） 的强劲挑战 ──前者高举左派社会主义理想，后者则以右派语言主张“美国优先”，还扬言要在边境筑起高墙；而两者都更著重于回归美国本土家园。
在英国，我们则看到主张留欧的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跟财相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一方面遭遇传统支持工党的社会基层劳动者的严峻挑战；二方面也无法取信于那些，认定欧盟官僚体制正在扼杀英国主权──例如英国议会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传统，咸信必须脱欧才能重返昔日英国面貌的保守派菁英。
跨越大西洋的英美两国，是后冷战时期推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力者，也确实从这个过程获益良多；然而两国当前政局却也都尖锐凸显出，快速拥抱全球主义、迎合跨境资本时，社会的不适与抗拒。两地政局中挑战现况的社会力量，都带有对本土传统、底层弱势的强调。回看港台两年前的太阳花与雨伞运动的论述，也呈现某些相似格局。
但若只单纯从“本土 vs. 欧洲”去理解这次英国的脱欧公投，又过于简化这次“离欧派”在组成上的复杂。事实上，除了传统工党的中下层劳动者、强调英国主权与传统的人，还有一些人，则是带著某种“挣脱欧洲法规捆绑，重新自主迎向世界”的国际主义想像 ── 特别著眼于与英国曾有历史连带的“大英国协”诸国的联系。前两天也听到英国朋友提到，诸如“富有的老板希望聘用亚洲员工，却受制于欧盟法规需要优先聘用欧洲人，因而支持脱欧”的案例。
或许这里面的根源是，著眼于“昔日英国自主性”的那群离欧派，怀念的那个英国，总是有大英帝国的风华痕迹。而这里面，本来就含著世界主义的基因。
无论如何，上述在英美两国政局政治光谱的复杂组合，适足以展现：传统我们用于分析政治的“左右光谱”，已经不再是解析当前政局最唯一轴度，新浮现重要轴度，是在全球、区域与家国之间，不同的“地理尺度与框架”。
社媒年代，共同体的瓦解？
回到文初写到的，许多人得知结果时的“错愕”──这几天遇到不少英国友人，以及旅英朋友，都提到这个结果相对于“先前印象”的对比与困惑。他们或而提到所在城市的国际氛围，或是脸书上朋友群一面倒的“留欧”气氛，都惊吓于在同一个社会，竟有那么一群十足陌生的“majority”；甚而有人因为这个意外的结果感到愤怒或悲怆。
其实选前民调就已显示：两个阵营的支持度不相上下，加上不同年龄、地区投票率造成的系统偏误，3至4%的误差不应该这么让人意外。观察这波开票后蔓延的创伤叙事，造成心理反差的根源，来自于这些留欧者“先前印象”过于乐观固著。而探问这种印象如何形塑，除了阶级与城乡隔阂造成的取样偏误，Facebook 与 Twitter 等社交媒体（social media）有关键角色。
若问现在年轻世代，每日阅读量的来源分配，有可观比例来自社交媒体。社交媒体的特性，就是使用者能看到的讯息，不仅受限于个人化的社交与订阅网络；甚至还须透过平台演算法依照若干个人化的互动参数（例如阅读的偏好设定，过去按赞、转贴、停留等行动记录），从前述网络的海量讯息中进一步筛选。
换言之，同样社交媒体的使用者，经历到的媒体经验都是不同的，高度个人化的。如果社交网络、行为与价值观点雷同的人，也倾向于会看到系统替他们量身选出的类似内容。这种效应，早已有学者用诸如“回音室”或“过滤泡泡”等概念形容；而用台湾流行话语，就是“同温层”。《端传媒》也在题为“互联网政治”的一系列文章中探讨其效应。
而不管用什么词汇，这类分析都指出，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倾向于看见自己价值观的倒影，也容易强化暨有的偏见，低估其他看法的社会支持强度。这不免造成投票前许多人对己方立场的乐观偏误，也更容易在摊牌后因为相反的结果而错愕。
但或许更深远的影响，是社媒年代对“共同体”基础的松动。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阐述过媒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他在解释民族主义的崛起时，指出“印刷出版资本主义”对民族形成关键──出版业者为了增加流通，用本地语言出版他们的书籍，取代了过去拉丁文之类的书面语，也透过书籍传播形塑出某种使用同样语言的共同体。而当十九世纪以来，许多政权致力于建构国族时，普及全境的报章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更是打造认同的关键工具。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不能忽视，过去十多年来媒体生态转变，对作为民主政治基础的社会共同体，可能带来的侵蚀。简言之，社群媒体的崛起，已大幅改写年轻一代经历到的媒体地景（mediascape）。曾经的大众媒体都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式微──即便存在，能占据的民众注意力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个人化，更为分众化的媒体经验，依照不同兴趣立场，将社会曾有的“大众”细分编组进入不同（可能多重）的“认知部落”（epistemological tribes）。
因而，过去在想像中团结国民的认同情感逐渐掏空，仅留下一种纯粹的公民法律身分。底下民众的真实生活风格、感受认同不仅多元纷呈，甚至流动，寰宇主义（cosmopolitanism）与后现代式的认同拼贴，更加盛行。这些趋势皆有更早根源── 后现代主义、跨国旅行普及、区域整合、全球化等等；但其也都在社媒年代进一步加剧。
这里最严峻的根本问题是：或许作为公投基础的「共同体」，早已在情感认同上松动；如此一来，又如何可能用简单多数决的「公投」作为工具，让大家团结在同一个决定？特别是本次「脱欧」议题，拉扯争执的又正好是某种「共同体边界」；当社会已无共识，又贸然用公投对决，岂非只是造成内部撕裂的自毁式豪赌？
最后的悬念是：卡梅伦何以下此赌注──莫非他也困于自己的同温层？
英国脱欧照见的时代意义
此刻，苏格兰高度可能重启公投，北爱有人提出爱尔兰合并公投，毕竟两地多数偏好留欧，也在地理上能跟英格兰清楚切割；这个想法并不意外。伦敦的独立倡议，可以抒发情绪，但在实务上大家都知道不容易。而沿着阶级、世代、城乡等其他社会裂痕上的张力，更无法这样处理。这部份，就可能会逐渐反应在无数个人的生涯抉择──例如年轻又有文化资本者的迁徙流动，以及最后在统计上的菁英人口外移。
英国想要这样的未来吗？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有超过 335 万人，签署了要求要重启二度公投的连署；苏格兰首席部长斯特金也在媒体提到，有可能动用苏格兰的否决权。两则消息，都替局势埋下新一轮变化的伏笔。
或许在未来几天，英国政界会找到某种方式，让联合王国的历史得以延续。但无论如何，这次公投都已凸显全球化/ 区域整合的压力下，造成的政治轴线从“左右光谱”往“地理尺度”转移。其所引发的各种反应，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社群媒体对于“政治共同体”基础的冲击。如何在政治上回应，是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挑战。
（曾柏文，端传媒评论总监，英国华威大学社会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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