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成功脫歐所投下的震撼彈，再次喚起人們對於歐陸與美國排外的極右勢力日漸茁壯的焦慮。對英國人來說，除了要面對大不列顛可能存在的裂解、退歐在經濟前景上的不確定性，更重要的是，這次選舉結果再次證明：一個發展不均且相互陌異的社會，才是滋養極右勢力的溫床。
儘管從投票結果的分析上，呈現了明顯的世代差異：年紀越長，支持脫歐的比例越高。以65歲以上的投票人口為例，投脫歐的比例高達60%，是18至24歲這個年齡層的2倍多。
產業變遷下的世代隔閡
要理解此一世代差異背後的社會變遷意涵，得追溯到50年前的英國。Ford 與 Goodwin 兩位鑽研英國極右翼勢力興起的政治學學者，認為是社會結構變遷造就了明顯的世代差異。
在製造業尚未沒落前的英國，無論是在族群、職業、教育、生活經驗上，都呈現高度單一的圖像：只有少數人能進大學，近一半的勞動階級在工廠上班，絕大多數的勞工是白人，並擁有強大的工會，有相當比例的公民住在國家提供的公宅，那個年代的英超俱樂部，幾乎全是本國足球員。他們居住在一個不需要與外國人競爭的國度裡。
70年代末的石油危機，加劇英國製造業沒落與福利國家崩潰，在英格蘭中部與東北部大批失業工人與這些工廠集中的地區，在全球化經濟整合的進程下顯得步履蹣跚，快速被時代拋棄。
當英國的產業結構從製造業轉移為服務業，90後出生的年輕人，睜開雙眼所看到的世界，與他們父祖輩所經歷的完全不同。高等教育普及，大學不再是少數菁英的特權，新一代相較於他們的父祖輩，教育程度大幅提升，大部分從事服務業，在歐盟內自由移動的制度框架下，他們可以在自己的母國接受教育、工作、定居，也可以在歐洲其他各國內自由來去。
就像足球金童碧咸（台譯貝克漢）在他的留歐宣言所說的：他年輕時待過的曼聯以英國球員為主體，如今曼聯有來自於丹麥、愛爾蘭、以及法國的歐洲球員。而他自己也受惠於在歐洲其他球會踢球的待遇。
年輕一代是樂觀的寰宇主義者，相信「世界是平的」，也相信人才的自由流動、相互激盪，將有助於社會的進步與創新。
經濟地理的撕裂
然而僅僅是世代，無法解釋為什麼投票結果有這麼明顯的地理差異。
若從選舉結果的地圖看，倫敦為軸心的英國東南地帶，成為留歐的主力，搭配零星的都會地區：曼徹斯特、列斯（台譯里茲）、布里斯托、利物浦、紐卡素（台譯新堡）都支持留歐。傳統名校所在地的牛津與劍橋，留歐比例甚至高達七成。這些城市共同的特色，是擁有國際級的大學。
以我經常往來的劍橋為例，可說是受惠於歐盟的典型案例，劍橋大學優良的學術聲譽，前來的歐洲人絡繹不絕──不論是就學、就業、學術交流、短期職業訓練。以大學為核心開展知識經濟，不僅使得劍橋的科學園區與生醫園區，成為英國東南重要的人才庫，也拉動劍橋的房地產上漲。
然而在這些光鮮亮麗的大都會、大學城以外的地區，就彷彿斷電一般，與全球經濟網絡徹底絕緣，即使傳統的工黨支持區也「淪陷」了。以東北英格蘭為例，它曾是英國最重要的煤業與鋼鐵工業區，但在戴卓爾夫人（台譯柴契爾夫人）雷厲風行的私有化政策下，國有煤場強制關閉，經濟一厥不振。這次，這些地區一面倒地支持脫歐。
許多英國都會區的菁英，認為他們被「教育程度不高的鄉下人」給害了。
面對移民的城鄉差距
脫歐者的理由是自由貿易或移民政策所能帶來的經濟利益，實際上僅有少數人、少數城市受惠，而他們更恐懼移民所帶來的社會隔閡。
都會城市之所以對移民的包容度高，可能是基於經濟與公共服務的考量。城市經濟受惠於各種階層的移民，有知識白領，也有基層的服務業勞工，也有辛苦的清潔、營造工，甚至連英國醫療服務 NHS 的醫護人力，也得仰賴靠歐洲移民。
然而在非都會地區，卻是另一番光景。從 2008 年金融海嘯後，不管是聯合政府或去年大選時組閣的保守黨，都力行財政撙節（austerity）。政府預算的刪減，使得公共服務的資源更為左支右絀，相較於經濟發達的都會，他們反而成為歐盟資源挹注更多的地方。他們的子女欠缺好的教育，或得長年失業，或得擠到大城市裡，與全歐洲人競逐有限的工作機會。這些困境，成為右翼思想蔓延的溫床。
英國長年有旗幟鮮明的階級政治。弔詭地，在這次公投中，極右的英國獨立黨（UKIP）打著反移民、反歐盟的口號，卻將部分保守黨與工黨底層的支持者，也收編至極右翼的陣營之中。長期的世代經驗差異、對移民態度的南轅北轍，凸顯了英格蘭內部嚴重的地域分化，選舉結果鮮明地映照了首都與非首都區的強烈對比。
工黨與其選民的割裂
原是傳統的工黨選區，這次卻與工黨不同調。英國政治學者 Goodwin 認為，工黨支持者的反叛，是因為工黨領導者與議員，不願意瞭解他們的選民到底在想什麼。
殘酷的現實是，這些脫歐區域長期居於經濟弱勢，不管是掌權的是保守黨也好、工黨也好，他們往往是西敏政權最後才會想到的一群人。從上屆英國大選到這次脫歐公投，工黨無法再去引領這些傳統工黨選區的進步價值。他們未能意識到，這些老一輩的選民，對歐盟移民帶來英國傳統價值、社區的崩解無法適應。快速社會變化所造成的心理衝擊，造成了工黨與他們選民割裂的尷尬。
當前歐洲、美國的極右派勢力興起，共同點都在於，像鮑里斯·莊遜（Boris Johnson，台譯鮑里斯·強森）、特朗普（Donald Trump ，台譯川普）這樣的白人菁英，善於利用底層弱勢對社會的憎恨，讓他們相信，一個沒有這麼多移民的社會將更公平美好，而移民成了相對剝奪感強的社會底層宣洩不滿的標靶。
階級間欠缺相互理解
皇后瑪麗學院的政治學教授 Philip Cowley 將英國脫歐公投，形容為「喝啤酒的人」與「喝紅酒的人」的戰爭──或者是擁有移動能力的「寰宇人」與那些「被遺棄者」（left behind）。而最大的悲劇，在於他們對彼此的不了解。
當代知名的馬克思地理學者大衛．哈維在《寰宇主義與自由地理》一書中，便指出，擁有移動能力的寰宇人所標榜的進步價值，例如：開放、多元、尊重差異，並不像表面上看起來如此進步。因為這類的寰宇思想，忽略了地理與文化的差異，而透過二元對立的修辭，將某些發展落後的地區，歸咎於保守封閉，但進步的寰宇人所持的信念與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恰好貼合。
當支持脫歐的陣營將歐洲難、移民當作他者，喚起人們心中對於移民想像的恐懼時，這些想像的恐懼往往更為真實。其實，這種他者的想像也折射在都會區對於傳統英格蘭小鎮「保守」、「你們這些鄉下人」、「充滿支持UKIP的種族主義者」的印象。
不能夠瞭解特朗普的支持者，就不可能改變美國，同樣的，不願意瞭解 UKIP 如何興起，不願意瞭解「英國佬」為什麼對逝去的時代感到失落，也不願正視英國越來越惡化的發展不均，也就註定了為什麼脫歐的命運難以扭轉。昔日的大英帝國身影已遠，而我們可能將要見證一個右翼「帝國」的時代來臨。
（劉惠純，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