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中国政治正在发生一场大的转折，只是大概很多人都低估了，新旧政府更迭对地方政治的影响。一些地方官员，正在互相以激进作风表达效忠、并博取媒体关注，形成一场表面上看似小范围、地方性的，总体上却连续的激进主义治理运动浪潮，快速改造着城市景观。它不仅与全国性的反腐运动穿插，且与反腐造成的基层官员普遍怠政，形成有趣对比。其也有别于，人们所担忧的“文革”式的全国范围大规模动员。
例如，2012年底，河南周口开展“平坟”运动；2013年2月东莞开展“扫黄”；8月，公安部和网信办主导了一场“净网行动”，诸多大V以及互联网企业遭遇首轮清洗；2014年初，浙江省开始“拆除十字架和教堂”运动；同年秋天开始对以“传知行”为代表的独立NGO展开镇压，直到2015年针对人群律师群体的“709专案”。连2015年证监会对付股市做空投机的手法也相当激进，配以巨资，联合公安部直接抓人。
最近发生在深圳的电动车（电动摩托车）禁令，不顾世人哗然和市民生活受扰，而一意孤行，不过是这一链条的最新发展。因为，问题也许不仅有关电动车的路权，或者新能源企业（深圳比亚迪）在背后的可能推手，更事关上述激进的“局部”治理运动所总体呈现的极权主义景观。
如居伊·德波（Guy-Ernest Debord）所揭示的路径，“集中的景观从根本上与官僚资本主义相联系”。如此高强度的运动式治理，便以一种集中的景观，暴露着当下中国充满暴力的治理美学，投射着一股自上而下的极权主义力量，正在按照所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新规划中国内地的城市图像和社会秩序。
电动车：现代城市的义和拳？
而电动车所承载的，并非如破土网那般简单生硬划分所谓的穷人阶级。毕竟，一辆全新的电动车，通常价值数千元人民币，一次性投入比普通自行车贵，也不比搭乘公交车合算。搭乘两轮电动车的人，可能来自各个阶级，如小业主、新农民工、普通职员、地产销售，甚至普通公务员。
此外，这次深圳清理行动中的焦点，还包括一批使用三轮电动车的人，例如那些快递业者、外卖业者和送货工人。他们的服务对象更是惠及更广大的市民群体，超越阶级，对他们的打击直接影响了快递行业、餐饮业和小型商业，然后间接影响了几乎整个民生和市民生活。
试想，如果在北京中关村实行禁电措施、改以汽车运输零散货物，那简直就是一场交通灾难。深圳的街面情形可能不至于那么糟糕，但是，当近千名快递员工被短暂拘留后，不难想像多家快递公司的爆仓，网购市民何等焦虑，而恐怕更多的居民或普通上班族，很快就要为桶装水断货担忧了。
官方的禁电措施，并未提供充足理由，似乎只是针对电动车的交通危害。的确，一方面，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的电动车，往往时速超过20公里/小时的安全限速，潜在隐患很高；另一方面，生活中常见的电动车，行驶起来罔顾交规，突入人行道、逆行，甚至在机动车道上并行，对几乎其他所有道路使用者都构成了威胁。
电动车的道路安全问题，确实很容易被放大，被建构成外地人与本地人、或者底层阶级与中产阶级的冲突。这也是目前支持禁电的舆论主因。由于电动车制造工艺简单，很容易突破官方限速，而从来缺乏规训的内地市民在骑上电动车的一瞬间，往往就变身为道路上最不守秩序的人群。
相对来说，1949年建政后的内地社会，重视团体的生活，但轻视个体层面的规训，这也是笔者近年从玛丽·道格拉斯的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社会控制的结果。过去20年大幅增加的机动车及其驾驶人群，既代表着最广意义上的城市新兴中产阶级，也代表着一个较守规则的社会群体。他们受事故死亡、相互行为约束、警察规制和保险公司四方面的规训，已经成为今天中国城市通行空间的主要群体，也被寄托着汽车支柱产业和中产生活幻觉的双重意义，在城市秩序中几乎居于最为核心的地位。
按照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在《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中的说法，城市空间（尤其是道路空间）分化以及路权分配，是城市阶级结构化的直接原因。一方面，通勤工具如机动车和电动车、地铁、公车和道路空间，基于其不同消费能力而占有不同的城市地位和话语权，另方面，也互相分隔着阶级空间，构成城市的阶级秩序。
无声、快速的电动车，其规模增加和行驶者的突兀，不仅打破了现有机动车与非机动车的道路／空间划分，也打破了慢行社区和快速道路的社区分隔，更重要的是，因此制造的大量街头交通事故，打破了阶级的空间秩序。
这一干扰在过去尚可容忍，毕竟，深圳这个新兴城市给予许多人以市场自由主义的幻觉，被认为是小业主的天堂。事实上，《深圳晚报》今年3月6日披露的一则消息表明，去年深圳交警针对电动车的专项整治已经初见成效，与电动车有关交通事故下降了13.5%。本来大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采取如此激进手段。
然而，当深圳、北京等地房地产价格飙涨之后，城市租金的大幅变动，突然改变了财富和空间的阶级结构，空间秩序或者阶级秩序的问题就立即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其实也是从马克思到大卫·哈维以来，城市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无论谁是城市的统治者，城市租金总悄悄改变着阶级之间的微妙关系。
例如，城市化早期遗留的城中村，近年来也成为所谓“蚁族”聚居区，跟里约或者伊斯坦堡、孟买的贫民窟、甚至香港的“重庆大厦”类似，都是城市新移民的落脚地，也是城市活力的发动机，更接近有机城市的本来面貌。但在城市化催动的租金变动条件下，它们往往成为土地置换——建设新中产阶级住宅，迁移城市无产阶级——的牺牲品，连市中心的传统大学、动物园都不能幸免，知识分子和蚁族、动物一道成为城市化的置换对象，而无产阶级化。
电动车，也更像是这一城市无产阶级化过程的象征。在享受路权保障的有车族，或者步行族等城市精英主体看来，电动车便如无产阶级或者义和拳一般混乱，形成威胁，并且再也无法忍受了。这一观感和香港居民眼里一度大幅增加的内地游客的无礼、莽撞的“蝗虫”印象，并无多大差别，可谓城市上层眼中的“电车蝗”。当局即使采取过分的措施，例如动用所有交警和协警在街面上强行查没电动车，也不会遭致无论精英阶级还是草根市民的普遍抵制。何况，他们很容易满足于所谓新能源货车的替代方案。在城市空间秩序方面，他们和统治者都是受益者。
街头景观的极权主义暴力美学
电动车骑行群体似乎因此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城市空间－阶级地位，这或许也是中国内地微型商业（如淘宝和其他电商平台促成的商业模式）－自由主义经济的尴尬和悲哀所在。
只是，最在意者，仍然并非直接冲突者，不是那些有车阶级或者城市步行者，而是临驾其上的统治精英，中国的党政官员们。一如长安街的拥堵妨碍他们往返中南海－复兴路这些中央党政机关，才出台了北京机动车限号政策；犹嫌不够，北京二环内也被划为中央行政特别区，不仅北京市的地方党政机关被迫移至市郊的通州，核心区内的外地人口、大型医院和批发市场也都面临着清理、外迁。
中国最高统治者对城市空间的极权主义－集中景观理解，以及相应的暴力美学，正是深圳电动车整治的源头。在他们看来，电动车或如“走鬼”摊贩、街头小广告、城中村一般，影响着着他们的理想市容和秩序。这种对空间的美学要求，或许才是习近平政权下地方激进主义治理运动的根源。
他们所想像的城市天际线，不仅有19世纪中叶改造巴黎的设计师豪斯曼（Haussmann）风格的长安街——作为快速运兵通道，不仅在镇压巴黎市民起义时发挥重要作用，也曾在1989年的运动中成为冲突舞台；也有斯大林风格的“十大建筑”、民族饭店代表的新中式建筑、还有库哈斯（Koolhaas）的央视大楼以及新近去世的哈迪德（Hadid）设计的后现代作品，和中央领导以及新贵阶级钟爱的四合院住宅、老城居民的胡同杂院，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
不过，就像研究极权主义艺术的俄裔英籍作家Igor Golomstock所总结的，极权主义政权所偏爱的，总是先以先锋派艺术风格取得注意，一旦政权稳固，就退回到“最保守、过时的”的文化传统上。
习近平上任以来，就多次表示了对库哈斯风格的不满，指示“不要搞奇形怪状的东西”，文艺界也同样在向“白毛女”回归。他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还更多地体现在鼓吹传统儒家价值上。宣传部门在内地街头贴满了各种宣扬忠孝伦理的海报，并且先行展开了党员纪律的“八项规定”、针对人民的24字核心价值观训导、以及扫黄、整顿交通和行人秩序的新道德运动等等。电动车自然也难以幸免。
从4月11日起，北京以长安街及延长线附近的十条街道也将对电动车采取禁行措施。如此无微不至的景观微调，不能不让人联想到任职大连期间的薄熙来，总是亲自过问城市规划和景观设计，甚至把广场音乐和灯光控制枱设在了自己的办公室。而国务院上周公布的对东营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则再次例证了自上而下的城市景观集中化，公民社会参与，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
当然，仅仅这种保守化的美学或价值观，并不等于极权主义，仅仅基于支持各项治理运动的警察暴力，如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互联网管理的警察化，甚至互联网公司驻警，警察街头拦截电动车，扫荡色情场所等等，都在所谓法治名义下进行，至多只是警察暴力或警察权的滥用，还不足以称之为极权主义。
这也是一些声称极权主义到来论的评论家所不了解的，他们至多只注意到了强制力的密集使用和制度化，难以认识极权主义的现代性质，甚至闹出把极权主义混同古代专制的笑话，也很自然会得出未来将面临长期冰河的悲观主义宿命论。
毕竟，极权主义只是一个理想概念，需要从纳粹、斯大林主义等形式中抽象，而其灵魂却在于极权主义的美学暴力——不需要直接使用暴力，而是通过暴力的审美化，消除暴力使用的道德障碍，然后消解抵抗、逃脱或者面对的可能。城市空间，集中景观和无暇秩序便是极权主义的暴力美学体现，一种象征性暴力：它不是去除暴力，或者制造恐怖（聪明的极权主义者总是在半夜悄悄抓人而无需惊动邻居或公众），而是让所有人不觉得国家暴力成为一个问题！这才是1937年苏联大审判和大清洗试图达到的效果，也是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种族清洗的动因，一切都在旁人不以为然的纯洁道德的美学化进程中。
中国过去几年的电视审判，几乎达到了同样的效果，如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一般，随着公知、NGO人，和人权律师一次次自白，卸掉了民众心中的道德防御，然后才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城市“净化”。
电动车，不过是这一纯洁美学的一个新牺牲品而已，当深圳近千名快递员被拘留、更多市民的电动车被没收，并没有快递员罢工或者市民的集体步行声援。罗莎·帕克斯女士违反公车种族隔离法律后，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居民坚持了381天的步行上班，这类情形在中国并没有出现。新近和颐酒店的受害者，或者我们所有人，不是正在其中吗？近来种种事件，正是提醒我们：这不是电动车问题，也不是妇女地位的问题，而是没有人以为暴力是个问题！
所以，当极权主义美学暴力宰制一切，唯一可能的反抗，便只是象征性的，美学意义的，或者道德运动的。如1969年1月16日捷克学生杨·帕拉赫（Jan Palach）的自焚，或者米兰·昆德拉、哈维尔等知识分子们的反抗文学、“77宪章”、甚至摇滚歌曲，或者缅甸军政府统治下昂山素季领导的道德运动，成为极权主义时代的唯一抵抗。那是无论极权主义是否彻底巩固，反抗能够采取的重要手段。
即使是1960年代，在巴黎郊区按照集中景观观念所建造的大型综合体住宅，也终于因为汇聚了越来越多被隔离的北非裔移民和底层阶级，而成为2005年烧车事件的温床。极权主义的城市景观无时不刻上演着清洗、隔离这些孕育反抗的压迫性剧目。更何况在此之前，地方性的激进主义美学治理运动，既可能是通向极权主义的渐进之路，也可能在广泛的社会反抗动员下变成自身碎片化的媒介。温和或激进的各类社会运动因此可能继续，如同“白毛女”剧场内或者央视春晚的嘘声，终将代替缺乏规训而丧失反抗能力的电动车主，占据新的道德高地。深圳的禁电运动，仅仅出台两周，在新媒体的一片哗然声中，也终于悄悄改为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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