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部分公开“巴拿马文件”，可称得上是近十年内最大规模、最受关注的泄密事件。直到目前为止，所影响的范围已涉及超过二百多个国家和百多名政要──当中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台译普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英国首相卡梅伦（卡麦隆），甚至冰岛总理贡劳格松亦已就此事辞职。这份内容超过2.6 TB的档案，除揭示了今天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外，亦相继于不同地方激起市民对于税制正义的热烈讨论。
避税背后的贫富角力
虽然各国就“巴拿马文件”闹得热哄哄，不过报告内容，其实并非学术界的新鲜事物。《廿一世纪资本论》作者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徒弟祖克曼（Gabriel Zucman）就在《富税时代》一书里，透过历史事件和经济数据指出，银行家如何利用银行保密原则，一方面助企业于海外设置离岸（空壳）公司，利用价格转移等伎俩将本土公司帐目上的增长减低；另一方面，亦利用海外信托、基金等做法，隐藏银行家本人所持有的资产。
祖克曼指出，这种利用私隐防线作为避税工具的做法，不单止直接扭曲全球金融市场的表现，引致金融危机发生，而且更威胁当今世界各国的财政和民主制度的运行：因为当某些大型资本透过逃税、避税等方法获取利润时，那么国家的税收便会直接受到冲击。为了保持收支平衡，国家唯有减少公共行政及服务的开支，甚至推行私有化，以进一步减低由公共服务所带来的开支负担。
可以想像到，当有大量外来人口入境时（例如难民潮），原本能承担起整个社群及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就因税收减少而收缩。当需求不变而供应减少时，这个“资源分配不足”的情况就会被一些右翼政党利用，制造出“外来人口就是抢福利”的论述，借此争取选民支持。
这种做法置事实于不顾，同时以假议题去隐藏那些对社群造成损害的资本家（不妨回忆一下雷曼兄弟所带来的影响），让他们不用向社群问责；到金融危机出现时，企业财团又自称自己“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ll），硬要国家补贴。难怪祖克曼会断定，超级富豪与跨国企业逃税将会造成每个人的损害。就这个意义上，祖克曼认为避税问题，绝对是21世纪的贫者与富者之间的角力。
英殖避税天堂的历史轨迹
不过，若果只将避税等现象归结为经济现象，似乎又会将整个问题过分简化处理。其实不同的避税天堂之所以出现，都有其历史轨迹。例如瑞士成为现时较多人提及的避税天堂，是因为二次大战时它已作为中立地区，容让各国匿藏资本。
英属处女群岛（British Virgin Islands，英属维京群岛）和那些前英国殖民地则较为复杂。2009年，英国税制正义联盟（Tax Justice Network）的学者团队，就透过解禁的档案文献，重新检视那些前英国殖民地避税天堂的形成过程。他们发现，在1960年代以前，英国其实是有意容许殖民属地（dependent territories）成为避税天堂。因为二战以后，英国的经济状况急速下滑，庞大的殖民地体系为英国带来不少经济负担，不少殖民地更开始倒过头来向英国申请经济援助，以支撑发展需要。因此，为解决属地发展和国家经济复苏的需要，英国相信若让这些属地成为避免天堂，能更有效吸引资金，减低属地对于英国的依赖。
不过，当英国陷入1960年代中期的经济危机时，她开始注视到那些避税天堂对本国税收的影响：不少大型资本开始透过英格兰银行的保密协定，进行大量的资本外逃和避税行为。而当英国开始发现“事态严重”并着手处理时，英格兰银行则因维系利益需要，拒绝与财政部和英国税务局合作。最终，这些属地就继续维持其避税天堂的地位，并利用自身的“相对优势”，让各地资本隐藏于该处，避免资本家承担起课税的责任。
香港的税制漏洞
至于香港，情况亦非常另类。须知道香港税制并不征收个人从海外所得收入，香港税务局并不会强制在港海外公司，申报其涉及的交易和资本流向，这是所谓“简单低税制”的重要一环。
另外，Michael Littlewood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一书指出，相较于其他发展水平相约的国家而言，香港税制是颇为“偏坦”资本的，因为香港并不征收现代税制体系里两项重要税项：资产增值税和股息税。
缺少这两种对资本所征收的税项有什么问题呢？试想像，若果大财团将利润以股票形式分派给股东，但由于股票并未“套现”，所以并未构成实际收入，纵使帐目上股东的投资获得增值，但其实是毋须课税的。这就制造出一个颇为奇怪的情况：假设各种收入的免税额均为五万元，A君辛劳工作一整年而获得十万元收入，而B君则从股票增值和打工分别获得各五万元收入。纵使两人收入相等，前者在扣除免税额后，需要缴交五万元收入的薪俸税，而后者则不用课税。因为B君在没有“套现”股票的情况下，其股票增值所获得的收入，并不需要课税，另外从打工获得的五万元亦被免税额抵消了。
今天香港税制仍然存在以上两个漏洞，即对海外收入不征税和相等收入却不同征税额。前者令在港居民毋须缴交海外所得收入予特区政府，容让“合法的避税”，后者则变相“惩罚”那些依赖“打工”作为主要收入的居民。
然而，早于1952年，香港财政司歧乐嘉（Arthur Clarke）就曾尝试改革这两个漏洞，以打击其所涉及的逃税行为。可是，受到华资英资的共同反对（毕竟少一个漏洞，就同时代表着少一些利润），改革最终搁置，不了了之；虽然其后殖民地部以强硬的态度看待这个问题，要求港英政府开征资产增值税、股息税，解决这个漏洞，但为了取得华资英资的合作和维系这些精英的忠诚，港英政府亦不下数次拖延改革，而这个问题亦遗留至今。
所以，不难理解为何那么多离岸公司设置于香港：因为香港税务局并不会主动和强制侦查离岸公司的运作，而且于没有充足证据的情况下，税务局亦无法从那些离岸公司和相关银行取得涉及避税的资料。若位于英国的母公司将其利润以价格转移等方式“移形换影”到位于香港的离岸公司，这样就能回避英国政府的监管，并减低该母公司需要履行的课税责任。可以说，香港税制的漏洞直接对其他国家的公共财政构成威胁，这就是为何早前香港曾被欧洲委员会列入“不合作税务管辖区”的黑名单内。
读者可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与我们相关？
答案很简单：试想像，若果香港的大财团利用其他地方的漏洞逃税，将利润透过价格转移（即以高于市价购入由子公司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以作对冲）等方法，置换到离岸的空壳公司，那么它们从香港所得的利润就不用申报实际应课税款项，而当特区政府的税收亦会持续减少。那么，政府就需要开征新税项，以填补这漏洞带来的损失。难怪最近财政司长曾俊华不断提出，要重新检讨开征那些向基层市民“开刀”的销售税了。
另外，老年人口增长，特区政府缺少现代税制两条重要支柱（资产增值税和股息税）的情况下，需要面对更沉重的经济压力。当资本家、大财团不让步时，特区政府就需要进一步将这些责任推向能承受负担的群体，例如进一步推行私有化（医疗融资）、拒绝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牵头带动进一步的工作零散化等。最终，没有税制改革和修补漏洞的情况下，受害的都是基层市民和中产阶级。
只利权贵的“香港优势”
有论者认为，“巴拿马文件”所揭示的正正就是香港的优势——即继续维持简单低税制和上所述的两个漏洞，而且再次证明“中国没有香港不行”，因为中国需要香港这个地方让内地官员借此地避税。这种说法一方面过分简化中港互动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亦无视这些互动带来的社会成本。上述的“香港优势”，其实是建基于基层市民和中产阶级的承担与付出之上，所以我们必须问“这些优势属于谁？”这类的问题。
回顾千禧年初，特区政府锐意拓展知识型经济发展，但由于要维持收支平衡，和避免因增加大专学位而带来的公共开支增长，那时便推出了以私营化运作的“副学士课程”，最终使不少学生负上一身债项。因此，这种依赖“简单低税制”和平衡公共开支的发展模式，只会有利于大财团继续累积资本，并将社会成本转嫁到一般大众身上。
因此，硬要从中港政治角力去理解这种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话，很可能就会将问题错置于另一点之上，无助我们理解全球和在地政治经济角力所造成的影响，同时亦妨碍我们检视这些利益分布所构成的网络。
就正如1950年代歧乐嘉的税制改革一样，若果并不是港英政府的“软弱”，以及华、英资经济精英的反对，那么香港税制就不会漏税百出，亦不会被一度列入黑名单。这可以说是另类的殖民主义遗产吧？而且不能忘记，这个“简单低税制”是中英双方于1984年确立下来，难道今天我们还不反思这种没有本地人民首肯的决定吗？
祖克曼在其著作里最后提到：“这场战争不只是国与国间的角力，而是公民们拒绝接受国家对逃漏税无能为力所进行的一场奋战。”若果要为其著作加上一道属于香港的注脚，那么最好的结尾，还得加上“政府必须承认我们作为人本身所被赋予的社会、经济、政治权利，纠正‘偏坦’资本的香港税制，透过资源再分配让劳动者能过上有尊严生活”。这除了涉及在地的政治经济分析外，还得批判地检视过往殖民经验所带来的一切，例如香港税制的发展历史。
今天，税务改革委员会仍然由专业团体、各商会和政府官员把持，除了那种“只听不做”的公众咨询外，在决策层面仍然缺乏广大群众的参与，可以说是延续过往政商勾结合媒的另一例子。改革这个委员会的构成名单，并提倡一个更有利资源再分配的税制，我认为这些都是关心社会公义的人往后必须处理的课题。
纵使“巴拿马文件”并非什么新鲜事物，不过能够激起在地讨论，我认为是香港社会的好开始。税制正义从来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关键是我们如何把握当中的利害关系。
（冯志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学生，现专注于香港税制、公共财政史课题）
参考资料：
Littlewood, Michael. 2010.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s Troublingly Successful Tax System.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Sagar, Paul. John Christensen and Nick Shaxson. 2013. “British Government Attitudes to British Tax Havens: An Examination of Whitehall Responses to the Growth of Tax Havens in British Dependent Territories from 1967–75” Pp. 107-132 in Tax Justice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lobal Capitalism, 1945 to the Present. Edited by Jeremy Leaman and Attiya Waris.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加柏列．祖克曼（Gabriel Zucman）著。詹文硕译。2015。《富税时代》。台北：写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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