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塞尔恐袭刚好一周，市中心的交易所广场（place de la Bourse）摆满了蜡烛，广场成为了悼念和记忆的场所。位于扎芬特姆（Zaventem）的国际机场仍未重开，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几个火车站，全部由军警严格把守出入口，检查乘客的行李。去年11月巴黎恐袭以来，情报人员和学者均指出恐怖分子部署有若干失误（特别是在圣坦尼（Saint-Denis）的袭击），估计伊斯兰国将会汲取教训，在2016年策划更完美的袭击。
这次布鲁塞尔的恐袭沿用巴黎恐袭的方式，自杀式袭击和同时在多处发动，甚至连策划者亦互有牵连。恐怖分子试图令人们陷入巨大的哀伤和恐惧，但我们必须认真思考，面对恐袭蹂躏多元文化社会，如何摆脱恐惧造成的失语。正如比利时作家阿兰白临邦（Alain Berenboom）在恐袭后所说：“爆炸后，沉默就是最坏的事，沉默就是虚无。”
国际形象多元文化受冲击
让我们回忆去年11月巴黎恐袭的特点：地点选定为巴黎第十一区，该区剧院、咖啡厅、酒吧和餐厅林立，可视为针对法国引以为荣的文化生活的攻击，所有平民都会受到威胁。这次布鲁塞尔恐袭的特点是针对该国的国际化人口，因不少人从各地（如巴黎）来布鲁塞尔上班，而更有可能的，是特别针对欧美旅客。
从恐袭选定的地点可见一斑。第一个地点是扎芬特姆的国际机场，分别在布鲁塞尔航空和美国航空柜位外；第二个地点在布鲁塞尔市中心的地铁车厢里，当时地铁刚驶离马尔比克（Maelbeek）站，正前往艺术法律（Arts-loi）站，那里早上有很多到国际机构上班的市民。马尔比克站外就是欧盟委员会和欧盟理事会，欧盟艺术法律站外有法国领事馆和美国领事馆，亦有比利时政府机构，而整区有不少国际银行。从暂时公布的死伤者国籍来看，有十多个国籍，包括教师、记者和外交官等。这次恐袭明显要令比利时的国际形象蒙上阴影，也令全世界看到比利时政府无力维持最国际化地区的安全。
部分民众看到布鲁塞尔受袭，归咎比利时的移民，特别是穆斯林。上周日（3月27日），民众在交易所广场举行集会，结果近500人出席，过程中有过百人有组织地前来，多数身穿黑衣和戴上头套，意图骚扰集会，向集会人士投掷杂物，指骂部分貌似外国人的集会人士。他们高叫“他妈的伊斯兰国”（Fuck IS）、“我们是流氓”（On est des hooligans）、“我们就在我们的家”（on est chez nous）等口号，后来跟警察冲突。这种姿态相当清晰地反对外国人和移民，把恐袭怪罪于移民，因此属社会党的布鲁塞尔市长伊万马耶尔（Yvan Mayeur，台译梅尔），就公开谴责这些极端分子近乎纳粹党的行为，实属比利时的耻辱。
然而，内政部长杨让邦（Jan Jambon，台译亚姆邦）却拒绝联同其他党派谴责这些人的行径，因为他属于右翼政党新弗拉芒联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一向鼓吹弗拉芒地区（荷兰语地区）的国族主义，主张从比利时和平分裂开去，并与其他极右政党有所联系，例如法国高调反对移民和主张基督教文化为欧洲正统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
虽然这群“流氓”在集会上不受欢迎，但是他们竟然在这个象征比利时人民团结的时候出来捣乱，表示他们争取在这个时刻来扩大其影响力。据政治分析员曼纽尔阿巴拉姆维奇（Manuel Abramowicz）称，比利时的国族主义者远超极右政党的支持人口。根据某些统计，有一半比利时人敌视穆斯林。由此可见，对恐袭的分析同时是政治路线的角逐，左右两派对目前处理难民问题的分歧，恐怕会继续加剧。因此这次恐袭不仅冲击了比利时的反恐情报和保安工作，明显动摇了人们对多元文化模式的信心。要维持多元文化的价值，必须同时进行政治抗争，拒绝对伊斯兰的恐惧（islamophobie）和排外情绪。
地缘政治与社会不平等
在移民、难民和恐袭的讨论里，经常出现一种论调，认为恐袭发生的原因在于太多穆斯林移民，因此倾向主张封闭边境，收紧移民审批，把反对种族歧视的政策工作松懈下来。事实上，布鲁塞尔向来容纳多元文化。作为全国三大区域之一，除了比利时的法定语言法文和荷兰文外，另外有近两成人口完全运用其他语言，而且亦有早年从土耳其和摩洛哥来比利时定居的移民，宗教亦趋向多元。
不少人诟病莫伦贝克（Molenbeek）社区，视之为恐怖主义的温床，国家应该狠下办法“清理”他们。长年研究比利时移民的人类学家约翰莱曼（Johan Leman）认为，这种说法过分简化了恐怖主义的运作，并且容易污名化（stigmatization）莫伦贝克居民和穆斯林。我们应该用不同的办法来处理社会不平等和对付恐怖主义。
约翰莱曼分析，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布鲁塞尔一直跟恐怖分子或武装组织有关。早在1995，就年已经有恐怖分子透过比利时来策动袭击。当时阿尔及利亚伊斯兰武装组织（Groupe islamique armé）策动巴黎地铁炸弹案，主脑之一Khaled Kelkal的同党就住在莫伦贝克，如Djamel Beghal。后来，阿富汗和索马里的军事组织，亦有在莫伦贝克招兵买马。直至今天的伊斯兰国，他们策动袭击时，会视布鲁塞尔和巴黎为同一区域，利用比法两国间的自由流动空间，而情报机制又互不相通的漏洞，乘机发动袭击。
另一方面，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看，莫伦贝克社区分为富有和穷困两区，穷困区域里的年轻人比例相当高，而且失业率亦十分高。称莫伦贝克为恐怖主义温床，不但无助解决贫穷和社会排斥等问题，反而会加剧和加深对地区、族群和宗教的歧视。
边缘青年在监狱和非正规的传教人士身上接触到极进思想，其实跟绝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完全断裂。许多分析已经指出，大部份涉事的恐怖分子，在施袭之前均与常人无异，甚至从来也不是虔诚的穆斯林。最近有报导指，巴黎恐袭的策划者之一巴拉音阿布岱斯兰（Brahim Abdeslam），在恐袭前九个月和女生流连的士高玩乐，某些恐怖分子平日到处“撩女仔”（逗女孩），这些都称不上是穆斯林应有的品德。因此，的确有极端伊斯兰组职鼓吹暴力袭击，但是那些突然投向极端组识的年轻人，并不是一心一意实践伊斯兰信仰。因此，恐袭并非伊斯兰文化和欧洲文化相遇而必然发生的冲突。（注一）
极端组织专门向毒品交易和军火买卖的网络埋手，令莫伦贝克的边缘群容易成为招揽对象。这次恐袭的其中一名主犯伊巴拉欣．雅尔．巴克劳伊（Ibrahim El Bakraoui），就曾因抢劫而被判入狱，其中几名被捕疑犯均跟莫伦贝克有关。由此来看，莫伦贝克反映的是社会不平等的问题，任何大城市均有大量穷人聚居的社区，但不等于所有边缘社群都是罪犯，也不等于所有移民后代都不愿融入社会。
如何对抗网上圣战主义
我们不应混淆对抗恐怖主义和纾缓社会问题两项工作。恐怖主义之所以难对付，因为伊斯兰国现在探取“网上圣战主义”（cyber-jihadism）的策略，运用影片和社交媒体在网络上发放讯息，美化恐怖分子的事迹，宣传对欧洲的仇恨，几乎完全不依赖欧洲的清真寺作为组织基地。反而，伊拉克、敍利亚和也门（叶门）等地方，可以成为他们把激进思想变成实战的战场。
这种恐怖主义的组织方式跨越国界，不是特定地区对另一个地区的文化冲突，反而是中东地区的战线可以藉网络和交通，延长至中东以外、欧洲之内。因此，对抗恐怖主义的难度，远远超乎派兵空袭伊斯兰国。短期内，要加强情报工作和互相通报机制；长期来说，欧洲国家必须化解中东和北非后殖民国家不稳定的局势，才能有效对抗恐怖主义。
至于该如何处理比利时的社会问题，约翰莱曼认为，必须正视社会上的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事实。在学校的宗教（世俗）教育和国家政策里，拒绝任何同质化的宗教、文化和国族的观念，培养学生和老师面对各自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身份，这样才能解决歧视造成的失业和社会排斥。根据他三十多年来的移民研究，欧洲社会不应以为移民的宗教身份去到新的处境不会改变，反而移居在新的环境里，宗教身份某程度有助移民纳入当地的社会网络，并从而跟当地人的身份磨合。
比利时哲学家爱德华德劳尔（Eduoard Deruelle），曾任职于“平等机会和对抗种族主义的中心”（Centre pour l’égalité des chances et la lutte contre le racism），在恐袭后接受电视节目访谈时表示，恐袭后我们更需要通过政治组织，令年轻人、边缘社群和所有公民投身政治辩论和动员，对抗社会不平等，促进社会团结。“社会有需要形成社群”（La société a besoin de faire communauté），我们必须拒绝资本主义所倡导的个人主义，集体地对抗任何对边缘社群的污名化。
约翰莱曼提出以“新的多元文化主义”（注二），取代完全世俗的政策。也就是说，在维持世俗法治的社会里，国家政策不应完全漠视人们的宗教身份，而应该培养人们形成和转化其宗教身份的能力。在不同宗教的对话之中，以至在同一宗教的不同观点辩论里，年轻人才能对激进思想保持警惕。
从这个角度看，莫伦贝克不是一个正常社会的例外，而是所有欧洲社会的的基本面貌，混合而多元的宗教和文化身份。与其说要“清理”莫伦贝克，不如说“清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问题、宗教和文化身份间互相排斥的问题。研究当代阿拉伯世界的皮埃尔费玛伦（Pierre Vermeren）认为，法国和比利时应该从本国土生土长的穆斯林里培训伊码目（英语：imam，指领袖），使他们乐于面对多元文化的社会，进而令年轻人更有能力去辨别不同的伊斯兰流派，远离极端组织。
解殖未完成，恐怖主义难除
从历史角度来看，伊斯兰国恐袭可说植根于欧洲跟前殖民国家的未了缘。比利时虽然从未殖民摩洛哥，却有数十万摩洛哥移民和后代，因为比利时在1964年和摩洛哥签订协定输入劳工，从事各种基层劳动工作。
事实上，从非洲输入劳工到欧洲，可以追溯至19世纪末，法国和西班牙开始殖民摩洛哥，长期输入摩洛哥人到欧洲工作。至二战后，法国北部加来海峡省（Pas-de-Calais）的煤矿需要大量工人，摩洛哥人自然成为了主力。直至媒矿开采完毕，部分摩洛哥劳工移民至比利时和荷兰找寻工作机会。
因此，移民后代即使成为了比利时公民，仍然经常处于社会底层，受到伊斯兰国煽动对欧洲社会的怨恨，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比利时和法国特别多人前往叙利亚参与伊斯兰国。许多学者已经指出，不论上世纪90年代的恐怖主义还是今天的伊斯兰国，昔日的阿尔及利亚或今天的叙利亚，以至第三世界主义（tiers-mondisme）等政治路线，都会强调欧洲殖民历史对伊斯兰世界的压逼，以呼吁年轻一代投身反抗运动，以至武装起义。
因此，欧洲必须面对前殖民国家的解殖问题。前殖民国家一天不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平等对待，部分国家陷入乱局，甚至和欧洲国家在战场上敌对，都会把对欧洲的敌意转化为武器。由此看来，一天解殖工程未完成，一天恐怖主义仍然会困扰欧洲，单纯强调“封锁边境”和“保安至上”的政策并不能真正对付恐怖主义，反而首先助长了欧洲内部的国族主义。
然而，解释绝不是原谅。在世界各地发生的恐怖袭击，平民无辜死伤，可以从社会、地缘政治和历史角度解释，但绝不能被宽恕。法国总理曼纽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在巴黎恐袭后曾批评剖析事件的知识分子，指摘他们“解释就已经是想原谅”（Expliquer, c’est déjà vouloir un peu excuser）。我认为，解释不是掩饰，而是求真，避免在暴力来临时人们手足无措，在恐惧之中盲目寻找代罪羔羊。
（刘况，目前旅居法国和比利时）
注一：事实上，不少学者均主张恐怖主义跟文化冲突论毫无关系，如Olivier Roy、Raphaël Liogier、Alain Bertho和Pierre Vermeren。年轻人突然投向极端伊斯兰组职，有学者称之为“极端倾向的伊斯兰化”（l’islamisation de la radicalité），而不是“伊斯兰的极端化”（radicalisation de l’islam）。
注二：Johan Leman, ”Religions, modulators in Pluri‐ethnic cities: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shift from ethnic to supra‐ethnic and meta‐ethnic faith communities in Brussels”, in Brusse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14:2, 217-231.
Erkan Toğuşlu, Johan Leman, İsmail Mesu Sezgin, New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Europe: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Secular Societ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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