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塞爾恐襲剛好一周，市中心的交易所廣場（place de la Bourse）擺滿了蠟燭，廣場成為了悼念和記憶的場所。位於扎芬特姆（Zaventem）的國際機場仍未重開，布魯塞爾市中心的幾個火車站，全部由軍警嚴格把守出入口，檢查乘客的行李。去年11月巴黎恐襲以來，情報人員和學者均指出恐怖分子部署有若干失誤（特別是在聖坦尼（Saint-Denis）的襲擊），估計伊斯蘭國將會汲取教訓，在2016年策劃更完美的襲擊。
這次布魯塞爾的恐襲沿用巴黎恐襲的方式，自殺式襲擊和同時在多處發動，甚至連策劃者亦互有牽連。恐怖分子試圖令人們陷入巨大的哀傷和恐懼，但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面對恐襲蹂躪多元文化社會，如何擺脫恐懼造成的失語。正如比利時作家阿蘭白臨邦（Alain Berenboom）在恐襲後所說：「爆炸後，沉默就是最壞的事，沉默就是虛無。」
國際形象多元文化受衝擊
讓我們回憶去年11月巴黎恐襲的特點：地點選定為巴黎第十一區，該區劇院、咖啡廳、酒吧和餐廳林立，可視為針對法國引以為榮的文化生活的攻擊，所有平民都會受到威脅。這次布魯塞爾恐襲的特點是針對該國的國際化人口，因不少人從各地（如巴黎）來布魯塞爾上班，而更有可能的，是特別針對歐美旅客。
從恐襲選定的地點可見一斑。第一個地點是扎芬特姆的國際機場，分別在布魯塞爾航空和美國航空櫃位外；第二個地點在布魯塞爾市中心的地鐵車廂裏，當時地鐵剛駛離馬爾比克（Maelbeek）站，正前往藝術法律（Arts-loi）站，那裏早上有很多到國際機構上班的市民。馬爾比克站外就是歐盟委員會和歐盟理事會，歐盟藝術法律站外有法國領事館和美國領事館，亦有比利時政府機構，而整區有不少國際銀行。從暫時公布的死傷者國籍來看，有十多個國籍，包括教師、記者和外交官等。這次恐襲明顯要令比利時的國際形象蒙上陰影，也令全世界看到比利時政府無力維持最國際化地區的安全。
部分民眾看到布魯塞爾受襲，歸咎比利時的移民，特別是穆斯林。上周日（3月27日），民眾在交易所廣場舉行集會，結果近500人出席，過程中有過百人有組織地前來，多數身穿黑衣和戴上頭套，意圖騷擾集會，向集會人士投擲雜物，指罵部分貌似外國人的集會人士。他們高叫「他媽的伊斯蘭國」（Fuck IS）、「我們是流氓」（On est des hooligans）、「我們就在我們的家」（on est chez nous）等口號，後來跟警察衝突。這種姿態相當清晰地反對外國人和移民，把恐襲怪罪於移民，因此屬社會黨的布魯塞爾市長伊萬馬耶爾（Yvan Mayeur，台譯梅爾），就公開譴責這些極端分子近乎納粹黨的行為，實屬比利時的恥辱。
然而，內政部長楊讓邦（Jan Jambon，台譯亞姆邦）卻拒絕聯同其他黨派譴責這些人的行徑，因為他屬於右翼政黨新弗拉芒聯盟（Nieuw-Vlaamse Alliantie），一向鼓吹弗拉芒地區（荷蘭語地區）的國族主義，主張從比利時和平分裂開去，並與其他極右政黨有所聯繫，例如法國高調反對移民和主張基督教文化為歐洲正統的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
雖然這群「流氓」在集會上不受歡迎，但是他們竟然在這個象徵比利時人民團結的時候出來搗亂，表示他們爭取在這個時刻來擴大其影響力。據政治分析員曼紐爾阿巴拉姆維奇（Manuel Abramowicz）稱，比利時的國族主義者遠超極右政黨的支持人口。根據某些統計，有一半比利時人敵視穆斯林。由此可見，對恐襲的分析同時是政治路線的角逐，左右兩派對目前處理難民問題的分歧，恐怕會繼續加劇。因此這次恐襲不僅衝擊了比利時的反恐情報和保安工作，明顯動搖了人們對多元文化模式的信心。要維持多元文化的價值，必須同時進行政治抗爭，拒絕對伊斯蘭的恐懼（islamophobie）和排外情緒。
地緣政治與社會不平等
在移民、難民和恐襲的討論裏，經常出現一種論調，認為恐襲發生的原因在於太多穆斯林移民，因此傾向主張封閉邊境，收緊移民審批，把反對種族歧視的政策工作鬆懈下來。事實上，布魯塞爾向來容納多元文化。作為全國三大區域之一，除了比利時的法定語言法文和荷蘭文外，另外有近兩成人口完全運用其他語言，而且亦有早年從土耳其和摩洛哥來比利時定居的移民，宗教亦趨向多元。
不少人詬病莫倫貝克（Molenbeek）社區，視之為恐怖主義的溫床，國家應該狠下辦法「清理」他們。長年研究比利時移民的人類學家約翰萊曼（Johan Leman）認為，這種說法過分簡化了恐怖主義的運作，並且容易污名化（stigmatization）莫倫貝克居民和穆斯林。我們應該用不同的辦法來處理社會不平等和對付恐怖主義。
約翰萊曼分析，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布魯塞爾一直跟恐怖分子或武裝組織有關。早在1995，就年已經有恐怖分子透過比利時來策動襲擊。當時阿爾及利亞伊斯蘭武裝組織（Groupe islamique armé）策動巴黎地鐵炸彈案，主腦之一Khaled Kelkal的同黨就住在莫倫貝克，如Djamel Beghal。後來，阿富汗和索馬里的軍事組織，亦有在莫倫貝克招兵買馬。直至今天的伊斯蘭國，他們策動襲擊時，會視布魯塞爾和巴黎為同一區域，利用比法兩國間的自由流動空間，而情報機制又互不相通的漏洞，乘機發動襲擊。
另一方面，從社會學和人類學的角度來看，莫倫貝克社區分為富有和窮困兩區，窮困區域裏的年輕人比例相當高，而且失業率亦十分高。稱莫倫貝克為恐怖主義溫床，不但無助解決貧窮和社會排斥等問題，反而會加劇和加深對地區、族群和宗教的歧視。
邊緣青年在監獄和非正規的傳教人士身上接觸到極進思想，其實跟絕大部分穆斯林生活完全斷裂。許多分析已經指出，大部份涉事的恐怖分子，在施襲之前均與常人無異，甚至從來也不是虔誠的穆斯林。最近有報導指，巴黎恐襲的策劃者之一巴拉音阿布岱斯蘭（Brahim Abdeslam），在恐襲前九個月和女生流連的士高玩樂，某些恐怖分子平日到處「撩女仔」（逗女孩），這些都稱不上是穆斯林應有的品德。因此，的確有極端伊斯蘭組職鼓吹暴力襲擊，但是那些突然投向極端組識的年輕人，並不是一心一意實踐伊斯蘭信仰。因此，恐襲並非伊斯蘭文化和歐洲文化相遇而必然發生的衝突。（註一）
極端組織專門向毒品交易和軍火買賣的網絡埋手，令莫倫貝克的邊緣群容易成為招攬對象。這次恐襲的其中一名主犯伊巴拉欣．雅爾．巴克勞伊（Ibrahim El Bakraoui），就曾因搶劫而被判入獄，其中幾名被捕疑犯均跟莫倫貝克有關。由此來看，莫倫貝克反映的是社會不平等的問題，任何大城市均有大量窮人聚居的社區，但不等於所有邊緣社群都是罪犯，也不等於所有移民後代都不願融入社會。
如何對抗網上聖戰主義
我們不應混淆對抗恐怖主義和紓緩社會問題兩項工作。恐怖主義之所以難對付，因為伊斯蘭國現在探取「網上聖戰主義」（cyber-jihadism）的策略，運用影片和社交媒體在網絡上發放訊息，美化恐怖分子的事蹟，宣傳對歐洲的仇恨，幾乎完全不依賴歐洲的清真寺作為組織基地。反而，伊拉克、敍利亞和也門（葉門）等地方，可以成為他們把激進思想變成實戰的戰場。
這種恐怖主義的組織方式跨越國界，不是特定地區對另一個地區的文化衝突，反而是中東地區的戰線可以藉網絡和交通，延長至中東以外、歐洲之內。因此，對抗恐怖主義的難度，遠遠超乎派兵空襲伊斯蘭國。短期內，要加強情報工作和互相通報機制；長期來說，歐洲國家必須化解中東和北非後殖民國家不穩定的局勢，才能有效對抗恐怖主義。
至於該如何處理比利時的社會問題，約翰萊曼認為，必須正視社會上的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事實。在學校的宗教（世俗）教育和國家政策裏，拒絕任何同質化的宗教、文化和國族的觀念，培養學生和老師面對各自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身份，這樣才能解決歧視造成的失業和社會排斥。根據他三十多年來的移民研究，歐洲社會不應以為移民的宗教身份去到新的處境不會改變，反而移居在新的環境裏，宗教身份某程度有助移民納入當地的社會網絡，並從而跟當地人的身份磨合。
比利時哲學家愛德華德勞爾（Eduoard Deruelle），曾任職於「平等機會和對抗種族主義的中心」（Centre pour l’égalité des chances et la lutte contre le racism），在恐襲後接受電視節目訪談時表示，恐襲後我們更需要通過政治組織，令年輕人、邊緣社群和所有公民投身政治辯論和動員，對抗社會不平等，促進社會團結。「社會有需要形成社群」（La société a besoin de faire communauté），我們必須拒絕資本主義所倡導的個人主義，集體地對抗任何對邊緣社群的污名化。
約翰萊曼提出以「新的多元文化主義」（註二），取代完全世俗的政策。也就是說，在維持世俗法治的社會裏，國家政策不應完全漠視人們的宗教身份，而應該培養人們形成和轉化其宗教身份的能力。在不同宗教的對話之中，以至在同一宗教的不同觀點辯論裏，年輕人才能對激進思想保持警惕。
從這個角度看，莫倫貝克不是一個正常社會的例外，而是所有歐洲社會的的基本面貌，混合而多元的宗教和文化身份。與其說要「清理」莫倫貝克，不如說「清理」整個社會的不平等問題、宗教和文化身份間互相排斥的問題。研究當代阿拉伯世界的皮埃爾費瑪倫（Pierre Vermeren）認為，法國和比利時應該從本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裏培訓伊碼目（英語：imam，指領袖），使他們樂於面對多元文化的社會，進而令年輕人更有能力去辨別不同的伊斯蘭流派，遠離極端組織。
解殖未完成，恐怖主義難除
從歷史角度來看，伊斯蘭國恐襲可說植根於歐洲跟前殖民國家的未了緣。比利時雖然從未殖民摩洛哥，卻有數十萬摩洛哥移民和後代，因為比利時在1964年和摩洛哥簽訂協定輸入勞工，從事各種基層勞動工作。
事實上，從非洲輸入勞工到歐洲，可以追溯至19世紀末，法國和西班牙開始殖民摩洛哥，長期輸入摩洛哥人到歐洲工作。至二戰後，法國北部加來海峽省（Pas-de-Calais）的煤礦需要大量工人，摩洛哥人自然成為了主力。直至媒礦開採完畢，部分摩洛哥勞工移民至比利時和荷蘭找尋工作機會。
因此，移民後代即使成為了比利時公民，仍然經常處於社會底層，受到伊斯蘭國煽動對歐洲社會的怨恨，這就部分解釋了為何比利時和法國特別多人前往敘利亞參與伊斯蘭國。許多學者已經指出，不論上世紀90年代的恐怖主義還是今天的伊斯蘭國，昔日的阿爾及利亞或今天的敘利亞，以至第三世界主義（tiers-mondisme）等政治路線，都會強調歐洲殖民歷史對伊斯蘭世界的壓逼，以呼籲年輕一代投身反抗運動，以至武裝起義。
因此，歐洲必須面對前殖民國家的解殖問題。前殖民國家一天不在國際舞台上得到平等對待，部分國家陷入亂局，甚至和歐洲國家在戰場上敵對，都會把對歐洲的敵意轉化為武器。由此看來，一天解殖工程未完成，一天恐怖主義仍然會困擾歐洲，單純強調「封鎖邊境」和「保安至上」的政策並不能真正對付恐怖主義，反而首先助長了歐洲內部的國族主義。
然而，解釋絕不是原諒。在世界各地發生的恐怖襲擊，平民無辜死傷，可以從社會、地緣政治和歷史角度解釋，但絕不能被寬恕。法國總理曼紐爾瓦爾斯（Manuel Valls），在巴黎恐襲後曾批評剖析事件的知識分子，指摘他們「解釋就已經是想原諒」（Expliquer, c’est déjà vouloir un peu excuser）。我認為，解釋不是掩飾，而是求真，避免在暴力來臨時人們手足無措，在恐懼之中盲目尋找代罪羔羊。
（劉況，目前旅居法國和比利時）
註一：事實上，不少學者均主張恐怖主義跟文化衝突論毫無關係，如Olivier Roy、Raphaël Liogier、Alain Bertho和Pierre Vermeren。年輕人突然投向極端伊斯蘭組職，有學者稱之為「極端傾向的伊斯蘭化」（l’islamisation de la radicalité），而不是「伊斯蘭的極端化」（radicalisation de l’islam）。
註二：Johan Leman, ”Religions, modulators in Pluri‐ethnic cities: An anthrop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relative shift from ethnic to supra‐ethnic and meta‐ethnic faith communities in Brussels”, in Brussel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Religion, 14:2, 217-231.
Erkan Toğuşlu, Johan Leman, İsmail Mesu Sezgin, New Multicultural Identities in Europe: Religion and Ethnicity in Secular Societies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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