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黄香:《我们的那时此刻》,金马五十的举重若轻

如果电影让人懂得想像,那么从《我们的那时此刻》投射出来的想像,绝非泛政治的认同对立,或是去政治的温清漠视。
台湾 电影

近一两年,先后有两部关于台湾电影的纪录片,都由官方出资委托拍摄,也都和党国机器的历史有关。《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由台北市政府出资,趋近于资深文青的影史观点;其对不熟悉台湾影史的人,特别是九〇后出生的新生代,不经意间设下难以跨越的观看距离。

《我们的那时此刻》则是文化部委托拍摄(文化部、中信创投與CNEX共同投资,中国信托商业银行独家赞助),试图梳理金马奖五十年来的历史。这桩委托案看似容易,实则艰难,尤其是在台湾不断面临转型之际──无论是政治认同、历史观点,或者合法取用影音著作权的规范 。

为政治服务的电影体制

片子一开始,导演直接再现过去戒严时代看电影、进剧场、听音乐会必经的“爱国仪式”,银幕上赫然出现“请起立唱国歌”字样,党国MV伴随着“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乐声,为《我们的那时此刻》拉开序幕。

试片会场的观众错愕之余,忍俊不住,爆出满堂噗哧笑声;有人甚至不自觉起立向国歌致敬。开场伴随着笑声与立正,观众自然入戏,也为本片的拍摄观点与剪辑手法定调──且让我们轻松笑看电影作为“时代倒影”的反讽视野。

这样的纪录片手法与风格,杨力州最是擅长。他诚心与最大多数观众交心沟通,尽管要铺陈的是颇为曲折的政策决定与政治压迫史,他执意用生活化的口白(由桂纶镁幕后主述)、诙谐幽默的风格,让观众一边笑着一边领略,金马奖自1962年创立以来的历史梗概。

金马奖草创之初,从“金马”二字到颁奖日期,始终依循“艺术为政治服务”的思维。创立后的前20年,实则是威权统治的自我催眠史;其试图以各种教忠教孝、主题正确的电影制作,巩固党国美学的意识形态。

其实早在二战结束后不久,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便于1946年一月颁布《台湾省电影审查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上映影片必须事先登记,通过审查之后才准许放映。审查标准有四:“不违反三民主义者;不违反国民政府政令者;不违反时代精神者;不伤害风化者。”单单“不违反时代精神”如此空泛的审查标准,便赋予执政者绝大权力,得以透过定义何谓“时代精神”,严密管控电影创作。

质言之,金马奖不过是16年后,以软性奖励的迂回之术,来巩固党国的宣传手段。准此,《我们的那时此刻》刻意剪入《英烈千秋》一幕:张自忠将军自刎殉国前,高喊“蒋委员长万岁”,颇让人啼笑皆非。
实际上,张将军出身西北军,卢沟桥事变后与日军周旋虚与委蛇,被当时与国民党亲近的《大公报》在社论上斥为“张逆自忠”,他奋勇坚持战到最后被日军射杀,既非自刎,也没有高喊神化口号。

电影当然没有义务必须符合史实;电影可以是艺术,可以是娱乐,也可以是压迫工具与造神媒介。中国的共产党与台湾的国民党都牢记列宁教诲:“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

诸如此类只谈对日抗战壮烈胜利,不论国共内战溃败迁台的电影政治,阻碍了观众对历史更均衡的理解。而只允许“国语”片上映的政策,更是硬生生斩断了台湾民间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盛极一时的台语片风潮,排除了许多台湾历史、人民记忆与共同情感。

而政治现实揭露的是残酷真相:1970年代的抗日爱国电影,只是台美断交/中美建交的局势下,投射于过去的逃避与催眠。当艺术无法观照现实, 广大观众只好转而寄情于三厅浪漫爱情剧(注:“三厅”指客厅、餐厅、咖啡厅,意指只用这三种场景就可拍成的爱情剧)以及香港娱乐电影,苦中作乐,暂时解脱政治高压的氛围以及外交挫败的抑郁。

电影《我们的那时此刻》旁白桂纶镁。
电影《我们的那时此刻》旁白桂纶镁。

“那时”争议的轻写,“此刻”现实的批判

电影创作被压抑了二十多年,直到1980年代初期,才有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突破党国体制,以既合作又抗拒的迂回姿态,迸发出创新活力。然而在另一方面,这些台湾新电影却因节奏缓慢、形式大胆,多数不受观众青睐,引来新旧派的论争。许多创作者迫于无奈转战国外各大影展,屡屡得奖荣获极高评价,却也招来反对派抨击其“迎合国际影展美学的菁英思维,只追求形式主义路线,背离群众”。

可惜的是,开篇提到的《我们的那时此刻》与《光阴的故事──台湾新电影》,即便都有公家资源的全力支持,却都没能在这段历史的勾勒上,呈现更完整的时代脉络,凸显争议与反方意见,进而深化纪录片的观点。杨力州面对这些台湾影史幽微暗面,没有直捣核心,选择轻轻放下,转个弯另辟蹊径,以轻盈的口述白描,对照并列台湾影史经典画片,创造出一部关于台湾电影、浮世人生,以及政治荒谬的纪实喜剧。

诚然,轻松看待幽微历史,并不意味对现实乡愿。

《我们的那时此刻》最令人激赏之处,就是在金马五十回看“那时”之际,举重若轻地揭开“此刻”的社会现实。杨力州刻意剪入1983年电影《搭错车》中,国家机器为征收公园用地而强毁民房的场景,并与2013年苗栗大埔张药房被怪手摧毁的新闻片段平行剪辑。30年的时空距离,执政者以开发之名图利、建商枉顾人民居住权利的恶行如出一辙,映照出政商勾结的黑暗金权,以及小老百姓被迫入戏的残破人生。

映后座谈时杨力州有句话,博得满堂鼓掌叫好:“我看到一个机会很开心:刘政鸿县长可以在这部纪录片里留下不灭的历史形象,便毫不迟疑剪入张药房被毁片段。”《我们的那时此刻》呈现的不只是戏院里的暗黑电影史,还有走出戏院,烈日当头底下,台湾社会50年来的变与不变。

然而,我仍感吊诡的是:在泛政治化假议题充斥的台湾,主流纪录片的趋势,越来越符合郭力昕对台湾纪录片的观察:“滥情主义、去政治性的人道关怀主义,以及自我观看的倾向。”

郭力昕这段对台湾纪录片的期许,值得导演与观众深思:

“我关切的是,如何在任何公共议题以至于个人经验里,试图某种程度地将这些素材或经验政治化(politicizing)、问题化(problematizing):也就是,如何越过影片所记录的人物、事件或现象的表面,让观众看到这些材料的语境,得到一个比较复杂一些的、结构性的理解,而不至于简单化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严格来看,当杨力州选择相对轻盈的史观,某种程度上,《我们的那时此刻》也不免“简单化了我们对现实的认识”。 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在戏院里轻松感受,金马五十的那时此刻,电影散场之后,终究还是得面对现实社会与真实人生的时时刻刻。

“泛华人主义”反省的缺席

随着台澎金马在1987年解除戒严,金马奖也在1990年之后,由官方转交民间团体主办,自此逐步走向兼容并蓄的开放格局。自1996年起,只要电影是以“国语”为主述语言,不限出品国家、资金结构、演职员国籍都可报名参赛,质与量与日精进的中国电影,因符合资格也纳入竞赛。

盱衡当世,全球不存在其他类同金马奖的影展竞赛。金马奖非关国别、无种族限定,也不拘泥于客观地理空间,而是以泛华人文化的“影像/想像”概念为参赛资格标准。它展现作为“泛华人圈”最高电影奖赛的企图与视野,突破地方/全球的时空框架。

然而,回首1970年代末至1980初期,由于国片创作停滞,金马奖诸多奖项几乎都被香港电影包办。自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加入金马奖竞赛后,更是连年赢得大奖,也激起来自独派的批评。例如2014年的第51届金马奖,中国电影囊括绝大部分奖项,独派论述者佛国乔便严词批判:
“泛XX主义是一种以特定种族作为核心,所发展出来的政治概念。目的是在进行地理相接的帝国扩张(相对于大英那种海外帝国主义);而现下的金马奖则是由该概念所衍生出来的奖项,是泛中华主义在台湾的电影世界,取得文化霸权的关键所在。”

惜哉,这个比金马奖历史更深层的电影政治,原是值得“我们”面对的严肃课题,却未纳入本片探讨范围。《我们的那时此刻》完全回避因统独争议延伸而来的文化对立;但说到底,独派坚持的“台湾文化主体性”,与“泛中华主义”在现实上的政治对立,其实是所有艺术文化领域都必须直接面对的挑战,也值得电影史/文化史学者专家探究。我们唯有透过不断诠释、思辨、修正,才有可能在同中存异,也在异中求同,进而建立“和而不同,却能彼此包容”的影像文化与文化想像。

《我们的那时此刻》2014年底在金马影展首映时,原名《那时,此刻》,遭到批评其历史论述方式“过度简化当时时空与政治背景”。而今克服棘手的版权问题,于2016年3月4日在全国院线上映,宣传上刻意淡化纪念金马五十的初衷,片名则加入“我们”以诉诸共同情感,召唤老影迷的热情回忆,希望观众能从台湾电影史的角度切入,温柔看待金马奖五十年来的变迁与沧桑。

然而,在“我们”的集体想像底下,实际上是千千万万在影像想像与文化认同上,存在着本质与程度差异的无数小我;同样的,在“我们”的对面,也永远有许多坚持不同看法的“他们”。或许,在这个早该脱离认同迷思的时代,用电影、艺术、文字的短兵相接,可以让彼此在激昂的创作火花当中,理解对方,也重新看见自已。

电影《我们的那时此刻》海报。
电影《我们的那时此刻》海报。

“理─解”历史与庶民视角

国府撤退来台后的台湾电影史,就是政治压迫史的微型延伸。“让艺术的归艺术,政治的归政治”从来都不是崇高理想,只是震天嘎响的口号,因为人与事很难完全免于“管理众人之事”的勾连与纠结。

如果电影让人懂得想像,那么从《我们的那时此刻》里投射出来的政治想像,绝非泛政治的认同对立,或是去政治的温清漠视,而是从对立/温情里激荡/酝酿出来的历史出路──你/我,以及我们/他们的和解共生。和解的前提,不只是还原历史,更要懂得如何得理且饶人的“理─解”历史。

易言之,《我们的那时此刻》可以作为理解台湾电影史的入门起点,透过大银幕让观众发现隐匿的历史:原来台语片也曾有过辉煌的一页,五十多年前最卖座的国片几乎都是台语片,戏里戏外说的是相同的语言,直到独尊“国语”,禁制了台语的活力与空间。

更难能可贵的是,全片除了剪入大量影史经典片段,并由电影工作者现身说法之外,还穿插庶民/影迷观点,分别由不识字的纺织厂退休女工、年少即投身军旅的外省中年男教官,以及解严后才出生的年轻电影工作者,三类不同性别、背景、年龄的素人现身发声。

此种庶民史观很能打动人心,呈现电影与生活、生计和生命的互动关连。无论是台湾民众或海外侨民,这许多“那时”、“此刻”的感动,或出于身份认同,或来自情感投射,也都属于金马影史,散落隐没的影音如今得见,令人会心。

说到底,不论社会体制是民主自由还是戒严专制,电影始终是最普遍的常民娱乐之一。但大众怎么“看”电影,为什么“看”电影,绝少被关注。欣见《我们的那时此刻》纳入庶民想法,展现由下而上、更具包容性的叙事观点。

且让我们笑看金马奔腾五十年,如何走进社会现实,然后艰辛站上世界舞台,笑着明白金马奖前半期的电影压迫史,与后半期在争议中开阖的道途。

(黄香,电影与戏剧评论人)

编注:本文初稿曾刊于台湾《放映周报》,经《端传媒》邀请作者增补修订,扩充两千多字,成为目前较完整的版本。

读者评论 0

会员专属评论功能升级中,稍后上线。加入会员可阅读全站内容,享受更多会员福利。
目前没有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