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新界原居民的“套丁”争议越闹越大。新界乡绅指套丁是他们的“传统权益”，不容侵犯，有乡绅更威胁会暴动。套丁的做法，源自新界原居民的丁权，而丁权政策，则来自1970年代香港政府急速开发新界新市镇的需要，这已经有很多论者论及。
英国将香港殖民地拓展到新界地区之后，20世纪初曾声言会保存新界传统风俗。在1926年成立的乡议局，也是以保卫新界传统风俗为宗旨。但如我们仔细考察新界的政治发展，便会发现香港政府的新界政策和乡议局在1950年代曾发生巨变，在此之后，无论在政府抑或在乡议局，“保存新界传统风俗”已名存实亡，剩下的便只有在“传统”名义下进行的土地发展利益分配。
20世纪初新界的“土地革命”
香港地区在英国殖民之前属于广州府新安县。汉人宗族迁入，可以追朔到宋朝进来的邓族。和元明时期相继迁入的侯、彭、廖、文族，形成以邓族为首的五大族。他们在现今的新界地区西北部元朗平原一带定居，该处土地肥沃。他们作为先来者，拥有整个新安地区土地的拥有权（即“地骨”权）和红契。新安县政府官员，也尽是这些大族的成员。清代开始客家籍农民大举迁入。他们只能在新界东南部土地较贫瘠的多山地区立村，也只能拥有土地的租佃权（即“地皮”权）和白契，须向拥有地骨权的大族缴纳地租，经常被欺压。
1898年英国租借新界99年，大族担心殖民政府会打击他们原有的政治经济霸权，于是动员乡勇武装反抗，于1899年英国人在大埔举行主权移交升旗仪式时突袭英军。英军反击，几天便经林村谷抵达元朗平原，攻入叛军的指挥中心邓族吉庆围。反抗被完全瓦解之后，殖民政府便在屏山山顶建立警署，震慑邓族。
跟着港府进行土地登记，命乡民将田契拿到政府换取新地契。在登记过程中，政府将红契与白契一视同仁，换为单一地契。这让本来只拥有地皮权的佃农成为土地的绝对拥有者，让大族失去对他们征租的权利。这无疑是一场静默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土地革命。
旧乡议局：反发展抗争者
大族为了维持其剩余影响力，在1926年成立乡议局，向殖民政府争取保留新界原有传统风俗。在二战（1939－1945）前，政府视新界为港九港口与中国的缓冲，没有剥夺其经济资源的需要，所以除了修建九广铁路之外，都没有对新界的社会经济作太多介入。
二战后，特别是中共建政决定不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政府面对迅速膨胀的人口，便要开始利用新界的空间辅助香港长远发展。发展荃湾等新市镇、兴建水库、通过建立渔农合作社和蔬菜统营处推动渔农业，都令政府对新界的介入大增。
1950年代，政府推动的新界发展遇到乡议局与因为征地而生活被毁的基层乡民激烈反抗。例如1957年政府为了开路拆毁一座邓族祠堂，引起2000乡民与警察对峙，差点变成暴动。最后政府让步允许保留建筑物，冲突才得到平息。政府在1950年代建造大榄涌水塘，因为需要大规模迁徙当地村落和改变河道，也引发村民争取“不迁不拆”的持久抗争。当时政府的内部报告，点名批评乡议局经常在背后煽动村民暴力抵抗。
传统反英大族与保生计反发展的草根乡民合流，使乡议局变成一个反政府反发展的抗争组织。根据警队政治部的解封密档，乡议局内更有成员一直暗通中共，在局内发展亲北京势力。面对此一事态，香港政府便着手扶植支持发展和亲政府的乡郊力量，重塑乡议局。
新乡议局：收地发展机器
1945年之后，香港政府将新界地区分成28区，每区建立一个由各村村代表组成的乡委会，作为政府与村民沟通的中介。当时乡议局为了避免被这个乡委会架构边缘化，在1950年将乡委会成员纳入为乡议局成员。由于大族地区人强马壮，所以仍能在此架构下保持对组织的控制。
随着荃湾等新市镇迅速发展，当地乡委会经常从政府处提早知悉各项发展计划，因而获得巨大利益。来自这些地区的乡议局成员，便慢慢发展成支持收地发展、力量日长的亲政府派系，与反政府的传统大族冲突日增。当时政府内部将乡议局内，倾向反政府与反发展的力量称作“元朗派”，将亲政府与支持发展的力量称作“荃湾派”。
在1950年代，两派在激烈斗争下轮流把持乡议局。元朗派努力在乡议局通过，支持各地乡民反政府征地的议案与行动；荃湾派则极力抵制。两派更不断尝试改组乡议局会章，使自己的人马获得更大影响力。到了1957年，政府颁布《社团（修订）条例》，要求乡议局与其他社团一样依照条例向政府登记。元朗派认为登记如同让政府直接控制乡议局，阻止乡议局登记。政府掌握这一机会，宣布乡议局为非法组织，并火速通过《乡议局条例》，着令乡绅在条例下重建乡议局。
1959年，荃湾派与政府商议多时后，向政府登记重建乡议局。在新架构之下，政府委任的新界太平绅士将在执委会享有当然席位。各区村代表能进入执委会的数目，则与各区人口比例挂钩。这个安排，确保亲政府与来自急速都市化地区的荃湾派人马能够稳控乡议局。在未有别的选择下重新加入乡议局的元朗派，只好成为局内永远的反对派。
在这次重组之后，乡议局的性质起了根本变化，与政府和地产商连成一气，组成一台推动以金钱利益换地的市场化发展机器。本来争取保留新界风俗与农耕生活方式的真正传统声音，则被边缘化，最后消失殆尽。在这个消灭传统的发展同盟下的利益分配，几十年来被说成是原居民的“传统权益”，可说是香港历史最黑色的幽默。
伸延阅读：
Stephen Chiu and Ho-fung Hung. 1999. “State Building and Rural Stability” Ngo Tak-Wing. Ed. Hong Kong’s History: State and Society Under Colonial Rul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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