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占中到雨伞运动，绝对的“和平非暴力”一直是两者的核心信条。换言之，雨伞运动的核心是一种对以暴抗命一途的正当性的否定。到后来，当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越益提高，同时采用拖延的策略消耗民气，又有其他政府部门的各种配合后，抗命者当中出现了一股呼声，认为坚持再用甘地般“道德圣人”的方式作为抗争手段明显脱离现实。抗争不能纯从道德层面出发，更要从现实政治和策略去考虑，所以暴力有时候是必要的。然而，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的确在历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非暴力抗命不是一个纯粹的理念，它背后有其历史的重量。在和平抗争看似离地，暴力抗争胜算不高时，我们似乎找不到一条抗命的出路。基于这种思想困境，我便开始进入甘地的相关著作去寻找答案，希望进一步了解和平非暴力抗命的哲学基础以及对现实的意义。在进入其思想体系以后，最令我惊讶的是，除了道德的正当性外，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相当大程度上是建基于他对现实政治的判断和理解，而以一种纯粹“理想主义者”或“道德圣人”的视野去诠释甘地，会遮蔽了非暴力抗命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宏观的角度而言，甘地的非暴力抗命开拓了另一种社会变革的可能性。20世纪不论从希特拉、列宁到毛泽东，以暴力为主轴的军国到阶级斗争，都导致了大量人命伤亡，同时亦建立起历史上几个最大型的极权主义国家。而甘地则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和平方式介入政治，并将印度建立成最大的民主国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因而指甘地展现了一种“圣人介入政治”的可能性，这种理解一直是主流对甘地非暴力抗命的理解。
理想主义的困局 政治暴力理性化
与一般将他理解为纯粹理想主义的圣人相反，甘地认为20世纪的政治其实是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idealism）的困境。理想主义的困境具体展现于工具论思维当中（instrumentalist thinking），即指，当理想被确立为可欲并正当时，余下的问题就是如何最有效将这理想状态实现。因此，对于采用何种手段来实现理想社会的图像，除了有效性以外就不存在其他限制。在一般情况下，要将一个现存的社会结构推倒而建立新的结构，最快速的方式便是暴力革命，甘地因此认为，20世纪的理想主义所导致的意想不到的结果是：政治暴力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暴力并无法使人心悦诚服并感化对方。
政治领域有一种暴力倾向的本质，一旦允许暴力发生，透过政治协商而寻求共识的空间便会消失，而大部分议题都会被扣连到不可妥协的根本价值冲突之上，从而使暴力愈演愈烈。
面对政治暴力的理性化浪潮，他批出了三点批评：首先，极端的暴力通常包含不可挽回的伤亡，但所有人的判断均有可能错误，因此暴力无可避免会发生以错的信念来导致不可挽回的伤害。其次，暴力并无法使人心悦诚服并感化对方。再者，持续的暴力抗争会导致社会对暴力的容忍提高并鼓励人们更常使用暴力作为一种方法以解决政治争议。他进一步指，政治领域有一种暴力倾向的本质，一旦允许暴力发生，透过政治协商而寻求共识的空间便会消失，而大部分议题都会被扣连到不可妥协的根本价值冲突之上，从而使暴力愈演愈烈。
当代自由主义对此的解决办法是将暴力争逐转化为理性讨论，尝试透过理性作为解决纷争的核心基础。甘地认为这种理解忽略了人的信念是与种种情感与利益扣连，要成功转化对立意见者，单纯的理据并不足够，他自己早年就曾向英国政府及各党派做过各种游说工作，但都徒劳无功；同时，与本身已经被偏见所蒙蔽的人辩论，很多情况下最终会变纯粹的论争，彼此辩论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得辩论，而非为真正寻求共识。
灵魂之力 消极与积极的非暴力抗命
在暴力抗命及理性讨论两者皆非选择的情况下，甘地认为只有非暴力抗命（Satyagraha）一途才能有效转化敌人及达至政治目的的方法。在印地语中，“暴力”（Himsa）是指任何对生物的伤害，而“非暴力”（Ahimsa）则指解放世界的苦难。非暴力因而有消极和积极两种意义：消极指的是我们不能主动去伤害他人，而积极指的是我们应该透过具体的行动纾解他人所受的苦难，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积极去打倒造成苦难的不公制度。
非暴力抗争的核心是“自我受难”。自我受难的效果，具体有三点：
（一）它展现了一种脱离纯粹私欲的真理之力；
（二）它可以带来更多的焦点，引起更多人的关注与同情，亦能公开展示行动者的政治信念；
但最重要的是：
（三）自我受难能展现一种“灵魂之力”，透过行动来感化对立者，使他们愿意放下偏见，真心聆听行动者的诉求。没有灵魂之力作为第一步去打开敌人的心灵及耳朵，任何理性的论点都无法发挥它们的真正作用。香港的9．28事件中，学生们即使面对警方施放催泪弹，仍坚守非暴力原则并重返现场，便感化了无数的香港人并催生雨伞运动；后来在占领区面对其他团体的攻击及挑战时，抗命者对非暴力的坚守吸引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并在相当多的家庭当中转化了父母辈对非暴力抗争的保守态度。
一个可行的非暴力抗争，必须同时有破坏与建构两方面。
许多人或会认为非暴力抗命不够激进，是一种懦弱的行为。不是的。非暴力抗命其实最终是一种革命，旨在从根本每日的实践之中改变最核心的权力关系。甘地说：“一个非暴力的革命旨在根本性地转变现存的权力关系，以一种和平的形式去转移权力。”一方面它旨在解除公民与不公义政权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又透过提倡新的政经关系来完成权力更替。例如甘地一方面以不合作运动来解除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政府之间经济关系，同时透过提倡地区自行造盐和发展纺织业来建立印度自主的经济基础。一个可行的非暴力抗争，必须同时有破坏与建构两方面。因此，在不合作运动以后，在社区层面可以建立怎样的另类政经关系，将会是香港未来出路的关键。
甘地在1929年正式出版他的自传，副题为“我对真理的实验”。他总结经验，将自己每一步都视为一种实验，尝试找出更为合理公正的社会制度。在香港，我们的实验只是走了第一步。如何透过一步一步的检验实践来找出我们真正可行的乌托邦，将是我们一整代人的任务。
（伕名）
参考资料：
Mahatma Gandhi,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Dennis Dalton, (Cambridge: Hackett, 1996).
Karuna Mantena, ‘Another Realism: The Politics of Gandhian Nonviol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2012.
Bhikhu Parekh, Gandh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hatma Gandhi,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延伸阅读：
Mohandas Gandhi, “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thony Par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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