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佔中到雨傘運動，絕對的「和平非暴力」一直是兩者的核心信條。換言之，雨傘運動的核心是一種對以暴抗命一途的正當性的否定。到後來，當警方使用武力的程度越益提高，同時採用拖延的策略消耗民氣，又有其他政府部門的各種配合後，抗命者當中出現了一股呼聲，認為堅持再用甘地般「道德聖人」的方式作為抗爭手段明顯脫離現實。抗爭不能純從道德層面出發，更要從現實政治和策略去考慮，所以暴力有時候是必要的。然而，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的確在歷史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非暴力抗命不是一個純粹的理念，它背後有其歷史的重量。在和平抗爭看似離地，暴力抗爭勝算不高時，我們似乎找不到一條抗命的出路。基於這種思想困境，我便開始進入甘地的相關著作去尋找答案，希望進一步了解和平非暴力抗命的哲學基礎以及對現實的意義。在進入其思想體系以後，最令我驚訝的是，除了道德的正當性外，甘地的非暴力抗命相當大程度上是建基於他對現實政治的判斷和理解，而以一種純粹「理想主義者」或「道德聖人」的視野去詮釋甘地，會遮蔽了非暴力抗命重要的現實意義。
從宏觀的角度而言，甘地的非暴力抗命開拓了另一種社會變革的可能性。20世紀不論從希特拉、列寧到毛澤東，以暴力為主軸的軍國到階級鬥爭，都導致了大量人命傷亡，同時亦建立起歷史上幾個最大型的極權主義國家。而甘地則以一種截然不同的和平方式介入政治，並將印度建立成最大的民主國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因而指甘地展現了一種「聖人介入政治」的可能性，這種理解一直是主流對甘地非暴力抗命的理解。
理想主義的困局 政治暴力理性化
與一般將他理解為純粹理想主義的聖人相反，甘地認為20世紀的政治其實是陷入了一種「理想主義」（idealism）的困境。理想主義的困境具體展現於工具論思維當中（instrumentalist thinking），即指，當理想被確立為可欲並正當時，餘下的問題就是如何最有效將這理想狀態實現。因此，對於採用何種手段來實現理想社會的圖像，除了有效性以外就不存在其他限制。在一般情況下，要將一個現存的社會結構推倒而建立新的結構，最快速的方式便是暴力革命，甘地因此認為，20世紀的理想主義所導致的意想不到的結果是：政治暴力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al violence）。
暴力並無法使人心悅誠服並感化對方。
政治領域有一種暴力傾向的本質，一旦允許暴力發生，透過政治協商而尋求共識的空間便會消失，而大部分議題都會被扣連到不可妥協的根本價值衝突之上，從而使暴力愈演愈烈。
面對政治暴力的理性化浪潮，他批出了三點批評：首先，極端的暴力通常包含不可挽回的傷亡，但所有人的判斷均有可能錯誤，因此暴力無可避免會發生以錯的信念來導致不可挽回的傷害。其次，暴力並無法使人心悅誠服並感化對方。再者，持續的暴力抗爭會導致社會對暴力的容忍提高並鼓勵人們更常使用暴力作為一種方法以解決政治爭議。他進一步指，政治領域有一種暴力傾向的本質，一旦允許暴力發生，透過政治協商而尋求共識的空間便會消失，而大部分議題都會被扣連到不可妥協的根本價值衝突之上，從而使暴力愈演愈烈。
當代自由主義對此的解決辦法是將暴力爭逐轉化為理性討論，嘗試透過理性作為解決紛爭的核心基礎。甘地認為這種理解忽略了人的信念是與種種情感與利益扣連，要成功轉化對立意見者，單純的理據並不足夠，他自己早年就曾向英國政府及各黨派做過各種游說工作，但都徒勞無功；同時，與本身已經被偏見所蒙蔽的人辯論，很多情況下最終會變純粹的論爭，彼此辯論的目的只是為了贏得辯論，而非為真正尋求共識。
靈魂之力 消極與積極的非暴力抗命
在暴力抗命及理性討論兩者皆非選擇的情況下，甘地認為只有非暴力抗命（Satyagraha）一途才能有效轉化敵人及達至政治目的的方法。在印地語中，「暴力」（Himsa）是指任何對生物的傷害，而「非暴力」（Ahimsa）則指解放世界的苦難。非暴力因而有消極和積極兩種意義：消極指的是我們不能主動去傷害他人，而積極指的是我們應該透過具體的行動紓解他人所受的苦難，而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積極去打倒造成苦難的不公制度。
非暴力抗爭的核心是「自我受難」。自我受難的效果，具體有三點：
（一）它展現了一種脫離純粹私慾的真理之力；
（二）它可以帶來更多的焦點，引起更多人的關注與同情，亦能公開展示行動者的政治信念；
但最重要的是：
（三）自我受難能展現一種「靈魂之力」，透過行動來感化對立者，使他們願意放下偏見，真心聆聽行動者的訴求。沒有靈魂之力作為第一步去打開敵人的心靈及耳朵，任何理性的論點都無法發揮它們的真正作用。香港的9．28事件中，學生們即使面對警方施放催淚彈，仍堅守非暴力原則並重返現場，便感化了無數的香港人並催生雨傘運動；後來在佔領區面對其他團體的攻擊及挑戰時，抗命者對非暴力的堅守吸引了國際媒體的關注，並在相當多的家庭當中轉化了父母輩對非暴力抗爭的保守態度。
一個可行的非暴力抗爭，必須同時有破壞與建構兩方面。
許多人或會認為非暴力抗命不夠激進，是一種懦弱的行為。不是的。非暴力抗命其實最終是一種革命，旨在從根本每日的實踐之中改變最核心的權力關係。甘地說：「一個非暴力的革命旨在根本性地轉變現存的權力關係，以一種和平的形式去轉移權力。」一方面它旨在解除公民與不公義政權之間的合作關係，同時又透過提倡新的政經關係來完成權力更替。例如甘地一方面以不合作運動來解除印度人民與英國殖民政府之間經濟關係，同時透過提倡地區自行造鹽和發展紡織業來建立印度自主的經濟基礎。一個可行的非暴力抗爭，必須同時有破壞與建構兩方面。因此，在不合作運動以後，在社區層面可以建立怎樣的另類政經關係，將會是香港未來出路的關鍵。
甘地在1929年正式出版他的自傳，副題為「我對真理的實驗」。他總結經驗，將自己每一步都視為一種實驗，嘗試找出更為合理公正的社會制度。在香港，我們的實驗只是走了第一步。如何透過一步一步的檢驗實踐來找出我們真正可行的烏托邦，將是我們一整代人的任務。
（伕名）
參考資料：
Mahatma Gandhi,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 ed. Dennis Dalton, (Cambridge: Hackett, 1996).
Karuna Mantena, ‘Another Realism: The Politics of Gandhian Nonviol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6(2), 2012.
Bhikhu Parekh, Gandhi: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ahatma Gandhi, An Autobiography: Or 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延伸閱讀：
Mohandas Gandhi, “Hind Swaraj” and Other Writings, ed. Anthony Pare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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