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莲光复现场：马太鞍溪堰塞湖溢流的那一日，他们为何没走？

9月23日上午8点，家住花莲光复乡大同村的阿美族妇女陈惠美发现，她的手机一直在震动。她稍微瞄了一眼，瞄到“红色警戒”（最高风险等级的警示）之类的内容，她没有仔细看，又把手机放下。

陈惠美独居在大同村的一处平房，养一只黑狗Wieng陪伴自己。几天前，她跟邻居闲聊山上的堰塞湖，邻居很担心，已经计划逃去50公里外的吉安乡南华村。但陈惠美才刚打工回来，她去赤科山帮农场采金针花，体力劳动一整个月，现在只想在家休息。

她记得自己中午煮了烧酒鸡，想补补身体，酒足饭饱后，就在客厅放松地睡著了。半梦半醒间，隐约听到一直有人在敲门，但她睡得很沉，敲门声越来越大，她终于醒来，睡眼惺忪地去开门。

“结果是漂流木，还有废弃轮胎，”陈惠美告诉我，“它们一直在撞我家的门，把我撞醒了。”此时外面汪洋一片，带著垃圾的灰色泥水已经淹到脚踝。

她大惊失色，拿起手机就往外跑，她去敲邻居家的门，因为她家是平房，邻居家有二楼，但无人应门。此时水已淹到腰部，她陷入恐慌：“我不会游泳，会死在这里吗？”她在泥浆中奋力走动，终于撑到附近民宿敲门求助，对方让她待在三楼避难，直到隔日确定水退，她才移动到朋友家。

她想起部落老人的预言：“几十年前，老人家就说‘我们山上有一个湖，有一天它崩掉的话，整个光复都会没了’。”

这日的下午2时50分，位于光复乡头顶的马太鞍溪堰塞湖开始溢流，大量湖水夹带土石泥流倾泻而下。十多分钟后，首波洪峰抵达位于下游的马太鞍溪桥，巨量的洪水将桥冲毁，随后，汹涌的泥水灌入市中心，淹水一度逼近一楼高，眼前尽是漂流的车辆，以及满目疮痍的街景。来不及跑的居民，只得跑上二楼避难，有的只能蹲坐在梁柱上以躲避水势。

这场堰塞湖溢流溃坝事件，至今已造成至少17死、7失联，罹难者多数在敦厚路、佛祖街一带遭寻获，罹难点多半在一楼，多数为65岁以上的长者，初判为撤离不及。

25日上午，天气终于放晴了，陈惠美赶紧回家看看状况，铁门被冲歪，狗狗Wieng不见踪影。她整理田区的烂泥土石，忙著忙著，突然一台小怪手停在她家门口，车上的年轻人紧张地问她：“阿姨！你怎么还在这里？水又飘过来了！”

她往东边看，原本干的路面变湿了，也听见了河床的声音，她形容：“是水带著砂和石头滚动的声音，很大声。”她这时才意识到严重性，再次冲出家门，沿途她看到很多车还要往这里开，不禁焦急地挥手示意：“不要再开进来了！”

灾后的深夜我抵达光复乡，翌日清晨徒步走进市区，蔚蓝的天空艳阳高照，但一切都百废待举，街道和民宅都沾满散发异味的湿泥土堆。灾情最严重的佛祖街仍在持续救援中，生还的居民则陆续回到家中清理，弯腰铲起土石，搬运毁损家具，家家户户各自沉默劳动著。有些湿泥已经被晒干，尘土扬起大量悬浮颗粒，整座城市蒙上一层灰雾。

大型拖车在狭窄的泥泞路上穿梭，试图把各种插在路上、碎裂扭曲的毁坏车辆拉出这一摊泥泞，怪手机具、大小卡车、救灾物资车辆不断驶入，还要想办法闪避马路上挖出来如山高的土堆垃圾，主要道路系统壅塞到近乎瘫痪，但车阵中所有驾驶都耐心排队，缓慢前行；在巨大的苦难面前，人们的路怒症像是不曾现身过。

光复站前的五金百货是少数恢复营业的店家，他们把雨鞋、口罩、矿泉水这些热销物资摆到门口，老板娘边刷洗地上泥泞边结帐：“大家需要买啊，我们只好开（店）了。”

民众努力复原，但情势瞬息万变，9月25日上午我在光复市区步行，9点左右，踩在泥水路上的鞋底逐渐溽湿，水再度从四面八方的巷弄涌出，马路瞬间变成河道，“水又来了！”。我想继续往前走，但雨鞋越来越沉重，踩进泥路就被吸住，几乎无法把脚拔出来。我赶快跑回车上，想开远一点，但几个低洼路段已经开始积水。进入马太鞍教会的路，此时又难以通行。许多车辆也往外撤离，联外道路瞬间堵塞，这都是半小时内发生的变化。

车行光复商工前，一个头发花白的原住民妇人，神色仓皇徒步行走，沿途挥手告诉车辆驾驶：“不要再往下开了！水要淹过来了！”我看她只穿拖鞋，摇下车窗，问要不要搭便车？她立刻上车，叫我带她去找朋友会合。这就是我遇到陈惠美的时刻。

“知识分子才有警觉性”

惊慌中，我们前车连著后车一起逃离市区，到她朋友吴玉娇家中避难，吴家在光复溪以南，地势较高，本次幸运未受波及。陈惠美对我说著，一开始她不怎理会红色警戒简讯，直到漂流木撞到家门，才惊醒逃难。

听著听著，我内心充满疑问：“妳的手机都收到红色警戒了，为什么不撤离？”她睁大双眼看著我说：“不可能淹水啊，我从小在这里出生，都没看过淹水，就算有，也不会淹到我家吧！”

“而且我们这里常地震，每次都稍微摇一下就警报，我以为跟之前一样。”花莲的地震和风灾频繁，对她来说，警报像是她常年经历的稀松平常。

我再问：“那你觉得，你的邻居怎么知道要跑？”收容陈惠美的吴玉娇用略为不满的口气说：“他们都是知识份子啦，才知道要跑。”她同样有收到简讯、也没有提早撤离。陈惠美也认为：“我邻居有念书，比较有警觉性。”

吴玉娇今年70岁，她的手机坏掉已久，话筒声音发不太出来，孩子都不在身边，暂时没人帮她处理。陈惠美也已经67岁了，我想跟她加入通讯软体联系，但她不会用扫码功能，也不知道怎么输入帐号。

系统再好，仍有可能与人的生活断裂，这种“我不太会用手机啦”的数位落差，其实只是断裂的冰山一角，无论政府铺设多么即时和广泛的预警网络，接收这些资讯的载体，却是活生生的人们，尤其是在光复这种居民身心状态和个体能力落差极大的偏乡。

我和陈惠美一起避难的这次溢流，仅是虚惊一场。事后我从地方监测群组得知，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员、也是此次堰塞湖监测团队成员的李国维曾呼吁：“这不是洪水，请大家帮忙澄清，这是河川淤满了，所以水会乱流。”

但在现场，我们只能看到泥水在很短时间内淹满马路，在有限的时间内要找到资讯、管道去判断现在的水是溢流还是溃堤？会持续多久？我们要躲吗？能躲去哪？当下的恐慌和撤离的心理压力，让所有判断都变得困难。

陈惠美说，这几天她几次想回家整理，半路上都看到马路又淹起来、路人逃离，她也跟著惊慌，又跑回吴玉娇家。马太鞍部落的青年阶层组织“Fata'an年祭”也在26日凌晨发布三次避难警讯，部落青年自主观测回报的影片显示，深夜水从佛祖街方向滚滚涌出，迅速漫流到市区方向。虽然几个小时候水就退了，但灾后至今数日，居民仍笼罩在这种担惊受怕但资讯不明朗的处境中。

那天在吴玉娇家，我们隐约听到外面有广播声：“大进村办公室报告…….”大家赶快跑到户外，想听清楚广播在说什么？但转眼声音就被吹散在山野中。

灾后五日，我陪陈惠美回家，短短十分钟的车程我们开了一小时，因为灾区道路日以继夜在开挖，原本的Google地图路线已经完全无法参考，在光复，地景每个小时都在变化，昨天还能通行的路，今天又被新挖出来泥流堆满。

最后我们从林田干道绕行，小心驶入学士路，地面被淤泥垫高，已经看不出原本路的轮廓。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独力生活几十年的陈惠美也毫无头绪，喃喃自语说：“可能需要有人来帮我了⋯⋯”突然一只黑狗跑出来，她喜形于色搂住牠：“Wieng！你在等妈妈回来吗？”这是我几天以来，看到她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弱势家庭的撤离困境

这次溢流造成的灾情远远超乎台湾人既有的经验，即使不是老人，也未必能确实接收和解读预警资讯。

34岁的陈品桦，抱著稚龄的小女儿坐在大进国小收容所的楼梯间，地上铺了枕头棉被，这几日她和六个孩子一起睡在这里，她一脸疲惫地说：“那天我就这样看著水从巷子转角冲过来，我老公说快关铁门，可是来不及了。”

她是台东嫁来光复的卑南族人，老公平日打零工支撑家计，也加入消防局光复分队的义消。前几天老公回家，就有带回义消弟兄的讯息：“我老公他朋友说的啦，他们聊天聊到，山上的湖可能会溃堤，还是什么溢流之类的。”

但即使提前知道这些讯息，她也无能为力。她生了六个孩子，大女儿已经上高中，小女儿才一岁半，老三和老五都是身心障碍，每天处理小孩已让她筋疲力尽。

陈品桦家租屋在光复市场旁，当天台风停课，除了大女儿在花莲市打工，其他五个小孩都待在家里。水冲进来那一刻，她跟老公一起跑去关门，试著挡住泥水，对大儿子、二儿子喊：“哥哥你快把弟弟妹妹抱上去！”老五患有小儿麻痺，行动困难，她回忆起来余悸犹存：“幸好哥哥都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没办法又抱妹妹、又抱弟弟。”

泥水还是从铁门不断涌入，他们躲在二楼不知所措。几个小时后水退了，大儿子和先生合力把铁门撬开一条缝，先生就出门救灾了。“他说他要赶快跟大家去，因为只有他们才知道村子里有哪些老人独居、行动不便，所以要赶快去救。”她在二楼陪著孩子，度日如年。半夜，先生满身泥泞地回家，告诉她：“能救的我们都救了，不能救的⋯⋯也抬出来了。”然后倒头就睡。

陈品桦一夜无眠。“我心情很复杂，家里的东西都毁了，要重买，还是很庆幸啦，至少我们平安，可是还是好烦躁。”隔天先生又出门救灾，安排她和孩子去大进国小安置。

这日，我跟著陈品桦爬到大进国小收容所二楼礼堂，这一层安置了上百床灾民，人多拥挤，空气闷热，熟食、物资和垃圾堆放成小山。她告诉我第一天床位不够，灾民之间为了争夺空间和物资，也有大大小小的摩擦。

混乱的环境，她只能绷紧神经，抱好小女儿，确认一跛一跛的老五有跟在身后，不时转头扫瞄老二老三老四的行踪，然后用吼叫的方式呼唤所有小孩跟上：“哥哥！不要乱跑！等下要排队洗澡了！”她昨晚照顾完女儿，才发现有个儿子不见了，在昏暗的礼堂一百多个床位中逐个寻找，最后终于在角落找到熟睡的儿子。

“还是只能先待在这，不然家里也没办法回去，这里至少有很多东西吃。”她抱著女儿，两眼无神望著大进国小的操场，“现在最烦恼的就是，我的孩子之后要怎么办。”光复乡特教资源稀缺，她的老三和老五平日要跨区到半小时车程外的凤林就读特教班，现在家里的电动脚踏车被水淹坏，就算学校重新开课，她也不知道怎么送孩子上学。

幸好白天暂时有地方可以待著，陈品桦把小孩送到财团法人世界展望会（下称世展）在大进国小二楼开设临时的“儿童关怀中心”，从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世展安排阅读、游戏等活动，社工人员轮班进驻服务。

现场驻点的世展督导陈昭燕告诉我：“弱势家庭比起一般人撤离是更困难的，比如说带著身心障碍孩子的妈妈，她如果当下要撤，要怎么撤？有没有人帮助她撤？她又能撤去哪？安置的地方，适合她特殊的孩子吗？”

陈昭燕分析，很多光复居民可以依亲去花莲、瑞穗等地，但多重弱势的家庭，本就缺乏亲属资源，支持系统薄弱，“再加上经济考量，他们面对天灾，常常只能选择留在原地。”

即使安置到收容所，也有其他挑战，这里人员复杂，常有财物遗失、缺乏隐私和身体界线的问题，身心障碍的孩子，比一般儿童更难承受这样的心理压力。“如果在收容所小孩哭闹，又会影响其他灾民休息，那这个妈妈要怎么办？她可能找不到替代人手帮忙。”

世展在收容所提供的儿童服务，对灾区家长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喘息空间。但因社工能量也十分局促，待9月29日大进国小收容所关闭，灾民将转至其它中长期地点安置，儿童关怀中心也随之结束。陈昭燕感叹：“现在短期好像没出现问题，好像只要有地方睡觉、三餐温饱就好，但大家都很惨的时候，弱势家庭的困境是更难被发现的。”

下次水来了，我能丢下爸妈、自己跑吗？

23日下午3点，虞薪澄站在自家三楼，紧盯著不远处的马太鞍溪堤防。她看见堤防上缘有黑色的巨浪翻滚，河水夹带石块，几乎要翻出河堤，伴随巨大的轰隆轰隆的冲刷声回荡在河谷中，地面都在震动，地面震动到甚至触发了隔壁邻居的车辆警报器。她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对楼下喊：“爸，你快上来看。”

八十岁的虞伯伯上来看了一眼，惊讶地说：“没想到水这么大。”虞薪澄仔细观察父亲的反应，她在等父亲一点头，他们就立刻出发，到朋友家避难。但父亲看了一阵子河水，就下楼吃晚饭了，一切仿佛如常。那瞬间，她突然陷入深深的无力感。

灾后四日，虞薪澄和她的先生罗纪彦两人，带我去看马太鞍溪桥。从她家出发，只要慢慢走五分钟，就能走到断桥处。我们站在断桥口，往下俯瞰壮丽的马太鞍溪河谷，河床塞满灰色淤泥，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桥墩，绵延到对岸。

她家位于光复乡大马村，就在台九线公路旁，离马太鞍溪桥头只有500公尺，朋友戏称他们是“河景第一排”，距离近到在二楼屋顶以肉眼就能清楚看见河堤。也因此，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属（下称林保署）委托专家评估“影响范围”时，虞家在数次模拟版本中都被划入“保全户”

7月，虞薪澄就从媒体上看见马太鞍堰塞湖的报导，当时她就开始高度关注；8月14日杨柳台风来袭前，家门口被贴了红色预警通知，上面划出地图，列出影响范围，乡公所也举办防灾说明会，甚至还发给每家一个防灾包。虞薪澄说，她当时反而比较安心，心想：“政府这次满认真的嘛！”

但到了9月，罗纪彦察觉，风险似乎悄悄升级了。他从几个管道收到朋友的警告，提到堰塞湖的风险。“他们都觉得我们家就住在溪边，要小心。”甚至9月9日，林保署委托的洄澜风生态团队，还特地登门拜访，跟他们这些保全户讨论堰塞湖的议题。

“我还故意请我岳父出来听，因为我们跟他讲都没用，想说让别人来讲。”罗纪彦苦笑著说，即使林保署来宣导，岳父当下点头说“了解”，但其实并不真心相信所谓‘专家’的说法。“岳父说，我们这里是整个光复地势最高的地方，不可能淹水。”

这段时间说服父亲撤离的过程，让虞薪澄心力交瘁。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儿，本来在台北工作，2013年回到光复，和移居花莲的罗纪彦结婚，夫妻两人改装家中老屋，开了云南小餐馆“胜利不废商号”，也就近照顾爸妈。

虞薪澄的爷爷是云南人，国共内战时跟妻儿走散了，随国民政府来台后，爷爷登报寻找家人。“爸爸当年才十多岁，偷溜出人民公社找到奶奶后就一路逃到滇缅边境，知道爷爷的寻人启事后，辗转来到台湾找爷爷会合。所以他很有自信，他连这么难的事情都克服了，这辈子没有什么事情难得倒他。”

她认为，爸爸的固执是来自曲折复杂的生命经验。“我爸爸其实就是嘴硬，因为他逃难来台湾的过程很辛苦，他们那一辈的人经过战乱，会造就他每次做决定的时候，相信自己的判断，胜过别人给的资讯。”

但她知道爸爸是忠贞国民党员，一定会听从党的安排，于是她和罗纪彦开始查找更多资料、咨询专家朋友，想找出可以说服老人家的“官方说法”。这时他们却发现，地方政府现有的宣导很少，不管是县府还是公所都缺乏相关资讯，也没有发放上次那种红色的预警撤离单张。

9月8日，虞薪澄焦虑到甚至打电话去问村干事，会不会办说明会？“我说上次杨柳台风，乡公所都有说明会，这次怎么没有？村干事说他们公所内部有讨论啦！但后续就没消息了。”

9月22日，气象署发布桦加沙台风警报，她们开始每隔几小时就去看一次林保署的监测网站。

9月23日接近中午，大马村村长王梓安骑著摩托车到家门口。“他来劝我们家要撤离，内容大概是说什么时候会溃堤，然后叫我们离开，然后我爸说有啦，有看到消息，他都了解，他会去二楼。”

23日下午3时9分，虞薪澄的手机震动，跳出黄色三角形惊叹号⚠️，简讯内容是：“【堰塞湖警报】[红色警戒] 花莲县马太鞍溪堰塞湖已于今 (23) 日 14 时 50 分发生坝顶溢流，可能造成大量水流及土砂迅速向下游移动，请下游包括万荣乡、凤林镇及光复乡等警戒范围居民，立即疏散或往 2 楼以上避难，切勿靠近马太鞍溪河道周边，https://gov.tw/Vef。林业署 (FANCA) 03-8327446”

下午5时，家里停电了，他们打包行李，苦劝父母离开。但爸爸还是拒绝了，“他说不可能，他活那么久，没见过这里会淹水。”虞薪澄几乎陷入绝望，她叹息：“他们晚上还睡在一楼，甚至不愿意上来二楼。”

无法丢下两老，束手无策的两人只好搬到比较靠近父母房间的楼上，虞薪澄说：“至少要待在同一个建筑物，我们准备好，只要淹水，就把我爸妈拉上来。”此时新闻已经开始播报光复市区的灾情，他们看了怵目惊心，只能严阵以待。两人整夜听著外面的水声，睡睡醒醒。

幸好，最后马太鞍溪的堤防发挥作用，原本被预估灾情严重的大马村，反而这次影响较小。

虞薪澄说：“这几天，我哥哥和姊姊看了新闻都很担心，他们也有打电话回来劝，甚至要订民宿叫我们去住，可是爸妈都不要。”罗纪彦则主张：“我们现在还是应该尽快离开这里，这次是很幸运河堤没有破掉，下次可能会有水流挟带石头撞破堤防。”他认为，红色警戒都还没解除，目前堰塞湖仍然随时有溃堤风险。

看完断桥，我们走回虞家，虞伯伯正精神飒爽地整理果树，没注意到我们回来，虞薪澄摇摇头，表示不用打扰他，自己默默穿过后院。

“我猜我爸现在一定又觉得，他的判断是对的，根本不会淹水。下次要劝他走，就更难了。”虞薪澄的表情十分厌世，她感觉自己无计可施。“我已经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能让我的家人离开。”

夫妻俩人作为关注公共事务的在地青年，即使早就得知风险资讯，也积极打电话、问专家，然而实际遇到灾难，需要协助家人避难时，他们仍然孤立无援。

我问她，下次再收到撤离预警，还是会留在家里陪父母吗？她犹豫了很久，仍然没有答案。“我知道我尽力了，但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尽力到什么程度？”

至今，两人还是保持警戒，密切注意林保署的堰塞湖监测动态。也随时侧耳倾听：地面是否又开始震动？

深夜我从193县道离开光复，对向车辆大排长龙，都是要进入灾区的物资和人力，车灯短暂照亮了乡间小路，很快就被吸到山野的黑夜中。

若预警的失灵涉及到人们对资讯的判读和风险的认识，那么撤离的艰难就更不只是移动本身，而是人作为活生生的个体，处于结构中究竟能得到多少资源和协助，来采取何种因应风险的行动？在不同系统各自为政、各行其事的裂缝中，终究有人不幸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