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中自梳女、姑婆屋：從古到今，不婚如何找到「自主」與「家」

2024年夏，香港沙頭角的南涌，經過一列紅樹林、蘆葦與農田，再走上半山，是一棟百年歷史的古雅舊建築「蘊貞堂」。四、五十人在此聚集，大家既是來參觀這座曾接收鄉村單身女性的地方，也是出席《南涌講古：被遺忘的香港故事》的新書發布。成書之前，研究團隊做了前後跨度七年的南涌口述歷史訪談研究，蘊貞堂的婦女是書中數個主題之一。幾場分享會全都爆滿，在研究者意料之外。

時空北移，2022年，來自北京的九十後年輕藝術家浦瀟月，帶著對「烏托邦建築」的好奇，走到廣東搜尋自梳女居住的姑婆屋建築。兩年多下來，在數十名義工參與下，做成了不少訪談，還將七座保存得較好的古建築用電腦掃描保存。瀟月同樣想從歷史想像當下：「如果今天再建一個這樣的社群或者空間，它需要滿足什麼需求？」

女性單身，並非儒家傳統下的常態，但十九至二十世紀，華南女性其實是有「自梳」、「不落家」、「結雙枝」等維持獨身的形式。其中「自梳」是指女性在觀音前面做梳髻等步驟，宣佈「梳起唔嫁」，另找方法謀生甚或養家。據估計，最高峰時期，廣東的自梳女佔了女性人口十分一¹，尤以順德、番禺一帶為多。順德繅絲業的興盛曾為女性提供了獨立謀生的條件；南洋和香港的經濟發展，也容納了不少單身女性打「住家工」，成為「媽姐」。

但來到2020年代，這歷史課題再度引起港中研究者的興趣，甚至覺得有趣的觀眾也更多了。人們是帶著怎樣的好奇去認識自梳女，兩地的關注點又有何不同？記者邀來兩批研究者分享，一窺當中折射出的港中社會面貌。

一些關於自梳女的民間記憶

1、1983年，香港電台節目《鏗鏘集》報道一批住在沙田齋堂的自梳女。被問到為何不結婚，七十多歲的鳳竹姑答道（節錄）：「梗係唔好啦，嘈到死，兒女多又限你嘈陣晒。自己喺恕都唔知幾好，靜英英，係咪呀？鍾意食就食，鍾意瞓就瞓，鍾意去街就去街咁咪得囉。結婚有咩好呀？窮呀又無錢，陣間輸咗返來又打呀俾佢，總之睇到男人就憎到佢死。」（點擊展開下文）

2、陳順馨憶述家族裡的自梳女身影：「我兩個姑媽都是打住家工，都是媽姐。但我大姑媽就有間姑婆屋嘅。嗰時有幾個朋友呢，佢個啲幾姐妹，就喺赤柱度租咗一間屋，放假就去嗰度一齊玩呀，聚會，我哋都去過。」

3、由媽姐照顧長大的少主李先生：「所以桃姐一直都好驚被人放棄，或者不理她。因為她經常覺得她的親生父母不要她、不愛她，養母又沒有能力照顧她。她來時很擔心再一次被人遺棄。」——載於〈香港最後一代廣東「媽姐」：口述歷史資料庫〉

4、粵語民謠〈鷄公仔〉（節錄）：「鷄公仔，尾彎彎，做人新抱甚艱難！清早起身都話晏，眼淚唔乾入下間，下間有個冬瓜仔，問安人老爺煮定蒸，安人又話煮，老爺又話蒸，蒸蒸煮煮唔中安人老爺意，大把拉鹽又話淡，手甲挑鹽又話鹹，三朝打爛三條夾木棍，四朝跪爛四條裙！」

 山上，一所收容單身女性的「家」

開展蘊貞堂研究的，是現居南涌、已退休的文化研究教授陳順馨。順馨曾參與多項婦女研究，她自2015年在南涌租了單位，參與生態社區的建設，2017年開始跟南涌村民做口述歷史。南涌婦女給她的印象，是辛勞、地位低微但手藝精良、對植物的認識親密而深入。「你訪問她們，婦女一定會說當年她們揹住啲仔種田，很多辛勞的故事。」

至後來她發現，原來山上叢林深幽處，有這樣一所雅緻的齋堂古建築。第一次進去時，順馨驚訝地發現此地儼如一個民間博物館。當年的格局全都留下，屋外花園精緻，種滿了花和果樹，那是1996年英籍退休警官Ron及其太太Veronica租住並打理的成果。

後來她訪問村民，更發現在五、六十年代，蘊貞堂更是村民的集體記憶。村民每逢初一、十五便會上去吃齋、添香油，隨心奉獻以回饋姑婆煮的齋宴，平日病了會找蘊貞堂的第二代住持黃炳嬌姑婆求醫，也會買她們種的田產。

她愈發覺得當年山上的這批姑婆有趣。她們大多來自附近十多條村落，住在山上卻非遺世獨立，而是跟村裡有恆常互動，村民會稱呼她們為「姑婆」，親切和帶家族感情的，不像「老姑婆」般帶貶義。她們不像已婚客家婦女得照顧家庭，但在山上種米、養牛，開墾勞動，又頗有客家人刻苦拓荒的特色。

順馨決定專心研究這個女性社群。追蹤又拼湊各方資料數年，她和其他口述歷史小組成員慢慢梳理出三代女領袖的身世故事：這班未婚、不婚或失婚的單身女性如何在此彼此照顧，入世修行？後來她邀請現職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任講師的楊靜怡，與現職都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助理教授的陳慧燕加入，再發掘多了蘊貞堂作為家族式女齋堂、先天道齋堂的角色，以及它與宗族、宗教和香港社會一直都有互動。

「自梳女」在香港大多屬民間流傳記憶，但身邊總不乏長輩認識一兩位。零碎記憶之中，這些單身女子通常都是以「媽姐」打住家工的形象出現。由許鞍華執導，2012年公映的《桃姐》便是難得把這課題帶到大熒幕上的作品。然而對蘊貞堂的了解愈深，三人發現，自梳女原來還有其他面向。

 「利用單身女性，還是被利用？」

以在1936至1969 年擔任第二代住持的黃炳嬌為例，順馨指，黃像個傳奇人物，她是醫師、「神婆」、領袖，又是物業經理、女強人。

她懂調配草藥、把脈看舌，村民生病會來找她；還有村民憶述，黃有「神通能力」，村民不見了牛隻會來問她指點方向。她接班後先用集體名義買下蘊貞堂所在的土地，成為蘊貞堂信託人，賺到錢再買地擴大梯田面積，產出更多農產供銷售，增加收入，也容納更多婦女入住。黃炳嬌經營出蘊貞堂的興旺期，同期住在蘊貞堂的女性，亦能耕種、縫衣、編織藤籃、煮齋。這令順馨讚嘆：「我覺得她們都很厲害。」

陳慧燕、楊靜怡、陳順馨都不是歷史學家，想做的並不完全是填補歷史空白，而是想藉當時處境為當下給出一些線索。陳慧燕便提出身心社靈對一個人的健康是重要的，「那為什麼女性群居在當時似乎可以兼顧到身心社靈呢？」

據學者葉漢明觀察，最早期的自梳女學術研究²側重呈現自梳女作為一種「反抗」婚姻、「抗衡」主流父權文化的先鋒文化，塑造因經濟獨立而「自主」的性別形象，這種「自主」側重成功獨立於某個壓迫系統以外，強調「不要什麼」。但一個人要活得健康，其實難免需要各種支持，也會跟其他系統、社群、資源產生連繫。陳燕慧指，這故事便豐富了女性在傳統社會中的角色：「自梳女不是那種很單一、刻板的反抗父權印象。那種dynamics是很embedded在父權社會裡面的。」

比如她們發現，蘊貞堂最初是由李氏宗族出資創立，第一及第三代女住持連同三代監督人皆為李氏成員，花園內亦見李氏祖墳，帶有明顯「家族式女齋堂」的特色。換言之，這班單身女性雖然位處家族邊緣，但其實亦獲得家族認可，家族甚至投入資源；同時女性在其中亦有自主經營的空間。

是什麼驅使宗族這樣做？楊靜怡解釋，齋堂堂主通常是單身女性，如未出嫁的女兒、守寡的母親。而齋堂的功能包括祈福、祭祖、做慈善事業，「但他們不會叫兒子終身獨身嘛」，就選了家裡的弱勢來擔當。

但由家族跳到女性的視角，想像女性可借修行為理由去背離儒家道統，選擇獨身，故事卻豁然開朗多了。楊靜怡續指：「現在越來越新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我們比較懂那種『我只要有經濟基礎，就可以不管其他人目光，可以直接搬出來住了』。可是之前就需要宗教作保護，『我來這裡是修行啊，有道德上精神上的意義啊』，感覺就比較名正言順。」

楊靜怡強調，女性與父權文化之間其實是充滿了協商。「不是說我跳出婚姻就是抵抗父權。可以不婚其實有很多條件在裡面，它也要藉助宗族，也要藉助宗教。」用陳慧燕的說法，那是一種「處境中的選擇」、一種「confined freedom」。

蘊貞堂內有供奉觀音及黃大仙，亦留下多疊經書，第三代女住持亦是從另一間先天道齋堂轉過來。先天道奉行儒釋道三教合一，在二十世紀初隨著新文化運動而將發展南移，其中兩項對修行者的規範，正是獨身守貞，和吃齋。據種種線索研究者們確定，蘊貞堂屬於先天道齋堂。

楊靜怡翻查過很多文獻，愈找愈覺有趣，她指這些宗教規範在今天看來或是限制、甚至禁慾，對某些人來說是壓迫，「但在這個情境之下反而可以一拍即合囉」。「剛好我想要實踐不婚，或者是非主流的婚姻實踐的時候，便可以借助這種規範。所以我作為一個單身女性，到底是被利用還是在利用你？」

亦曾有研究自梳女的學者提到這種「互相利用」。葉漢明在《主體的追尋：中國婦女史研究新論》便將之形容為「妥協」³，蕭鳳霞則在《踏跡尋中：四十年華南田野之旅》形容為「合作」與「共謀」。

對於這種限制中的自由，楊靜怡總結：「我們經常說的agency（主體性）呢，不是在一種真空狀態去說的，而是你在各種局限中不停去爭奪，那種協商的過程，才是所謂 agency 出來的時候。」

 香港變遷的縮影

這種被利用與利用的狀況，自然也關乎當時女性面對的不由自主。大家姐（長姐）之所以梳起，有時是因為被視為阻礙弟妹結婚（二十世紀還有兄弟姐妹順序成婚的慣例），有時則是家窮要養家。當年女性若不婚，不能葬在娘家，死後就無處安身，但齋堂可替女性處理生養死葬。順馨亦指，日治及戰後窮困的年代，女孩亦常被遺棄，她在村民口中便聽過不下四、五個例子。「羅伯的妹妹就是送了出去。我（在書中）寫羅伯，佢有兩個妹，一個送了人，佢成日都掛住嗰個妹。」

順馨續指，按照黃炳嬌後人的版本，黃小時候便曾被再嫁的母親送走當童養媳。到黃長大之後，她亦曾把被棄的女嬰帶到蘊貞堂收留。該女孩後來就讀南涌小學，是好些老村民的同學。

由是觀之，蘊貞堂的興旺，其實與它滿足到的實際功能相關，包括為女性提供不婚理由、安老居所、安葬地、各種意義的「家」，亦可謂當年的女童院、老人院、社區中心。另一邊廂，她們也有為村民提供醫療、宗教等服務。

那何以蘊貞堂在七十年代開始衰落？順馨拼起一條時間線：1962年，接駁南涌和沙頭角的鹿頸路開通，村民到沙頭角求醫、購物方便了，對蘊貞堂的依賴少了；至後來不少村民移民外國，來添香油的人更稀落；同期香港經濟轉型，城市和工廠為女性提供的工作機會增加，多了人離開；

1969年黃炳嬌過身後，蘊貞堂失卻醫藥這項重要收入來源，第三代住持嘗試替蘊貞堂轉型、開闢骨灰龕但告失敗，也為他人添了離開的誘因。順馨形容，蘊貞堂內部的變動、外面社區和社會的變化，最終使蘊貞堂的功能逐漸被取替。至80年代，堂內只剩下幾位姑婆，後來再正式荒廢。

一部蘊貞堂的興旺、衰落史，也是香港在性別、城鄉經濟結構、家庭與生死價值觀上的變遷縮影。環顧香港，很多以齋堂或精舍形式運作的姑婆屋，如非已被拆卸，則多告荒廢。碩果僅存的，還有建於1903年的筲箕灣極樂洞善堂、30年代的牛池灣萬佛堂、永樂洞等，但它們都沒蘊貞堂那麼幸運、得到妥善保育。

「姑婆屋是非常空間性的存在」

無獨有偶，著迷姑婆屋的歷史、也為它們無人問津而著急的人，還有來自北京的「九十後」藝術家浦瀟月。她的其中一個研究成果預計將在2025年下半年於STEAM遊戲平台推出，是個名為《自梳：消逝的姑婆屋》的網絡遊戲。

遊戲並不複雜，就是想透過小任務讓玩家沉浸式地穿梭整棟姑婆屋，體驗那個生活空間。瀟月和義工們花了兩年多時間走訪並記錄廣東十多座姑婆屋建築，從中選出七座，再電腦掃描成遊戲場景。每座被選中的屋子，她們至少都去過六、七遍，每個房間都拍了逾六百張照片，以供電影模型合成之用。

瀟月指建築是歷史的重要物證：「即使建築最後塌掉，大家還可以通過數字媒體，看到以前這個女性空間的樣子。」

但她們做的不止於此。跟南涌的研究相似，她們也做了一批口述歷史訪問，包括22名平均年齡90歲的自梳女，參與的義工們也主要是女性。由此延伸，瀟月亦跟朋友籌備紀錄片，拍攝一位86歲的自梳女婆婆跟瀟月的相處日常、兩代人就自梳文化的對話。瀟月亦曾就課題寫文章投到國內外的雜誌，也受訪、演講。她期望日後內容可出版成書，更希望長遠而言有團體願意投放資源，幫忙把史料整理成中英雙語網站。

「大家在這裡都沒錢賺的」，瀟月笑著補充。儘然計劃意外地愈長愈大，但她一直都是靠其他工作來養起它，也只能給予義工「不太體面」的車馬費，紀錄片與網絡遊戲的製作過程亦沒人有酬。兩年多下來，她們全靠熱情發電。

這浩浩蕩蕩的民間研究大計，源於一個偶然的發想。數年前，在北京長大的瀟月在美國讀藝術史時讀到「烏托邦建築」的概念，同期聽聞到廣東的自梳女習俗。翻查史料期間，她發現過去自梳女的研究大多沿人類學、民俗學的視角，較少關注空間和建築面向。「但姑婆屋根本是個非常空間性、視覺性、非常在場的一個存在。」她決定由此著手。畢業回國，她便飛到了廣東。

可是那是2022年，撞上疫情封控之限，加上大多自梳女或已離世或已抵耄耋之年，剩下的姑婆屋建築不易找。無論在網上地圖還是文獻，瀟月都發現這些建築根本是個空白檔案。「要找到它們沒有捷徑，就是要用一些很笨拙的方式，到本地以後不斷的去跟人聊天，不斷的去做採訪，不斷的去問，拼湊很多碎片的資訊。」

尋訪兩年，東探西問，她自掏荷包，找來一班義工，遊走肇慶、順德、番禺、東莞、佛山、廣州等地，或經鄉村的人際網絡搭路，或到訪地方志館，或到官方孤寡老人名單上搜尋，最終完成了一系列採訪和紀錄。她們發現少數姑婆屋已被劃入古蹟，由政府或文化組織改造成別的模樣；但有更多荒廢多年，內外長滿雜草，甚或成為流浪漢的居所；也有些已被清拆；另有些閒置但保存良好，有人來打理、上香。

「很多慾望的集合體」

望見過不同姑婆屋的建築空間，發現到其中功能的多樣，瀟月愈發感受到這段歷史的重量，也生出更多好奇。而且有趣地，其焦點跟南涌團隊重視的群體面向並不完全相同。

瀟月說：「比如當我們說apartment ，裡頭其實有很多gendered space，廚房很多時候都是女性在工作，女性負責『做飯』這個domestic labour。封建時期肯定更是這樣。那當你進入一個全女社區的時候，廚房的空間要怎麼分工呢？」

「然後她們在裡頭是不是有個體性？還是說她們就是一個沒有個體性的群居生活？像中國歷史上就有很多沒有個體性的社會進程，像文革時期我們吃大鑊飯對吧。」

沿此好奇，最震憾瀟月的，其實是好些姑婆屋的設計有在照顧個體性。比如佛山西樵的益善堂，竟有五間房間都是廚房，共有三、四十個灶頭；肇慶觀音堂的大廚房裡也有灶頭數十個。「這個為什麼很重要呢？因為它裡頭並沒有形成『一個人服務所有人』的機制。」

而這房子並非孤例。在採訪中她們也得悉當年共居的自梳女很多時候都是各自煮飯、經濟獨立，不是個公社的概念。不單梳妝鏡、梳頭油都是每人一個，且碗筷和日用品都是各自擁有。據瀟月收集資料所得，一班同屋的自梳女，可以背景迥異。年輕時做繅絲業、到城市或南洋打住家工的，積蓄較多，娛樂生活也會較豐富，常打花牌和麻雀；一直待在鄉村的農民，則較窮困，可能到晚年還在耕種。

「所以她們都不能死在自己家裡，處境是相同的，但她們的經濟地位又不一樣。姑婆屋提供了一個共同空間讓大家養老。但同居的過程裡大家的經濟是獨立的，生活也是相對獨立的。」瀟月著眼的是社群內部的差異。

瀟月之後才再補充，除卻獨立，社群也是有互助的時候。逢初一十五、節慶日子，這班「同屋主」都會一同在佛堂吃齋。年輕自梳女在住進來之前，也會付錢「預訂床位」，閒時來坐坐，做些家務，幫忙照顧年長的姑婆。「但它沒有明文規定，就是靠一種互相的共識。」

儘然社群中有經濟差異，瀟月亦在空間中感受到平等，見之於姑婆屋內必不可少的，供奉死者長生位的祖堂。瀟月強調，祖堂相對的是漢人儒家文化裡強調血緣和輩份、但容不下女性的祠堂：「姑婆屋真的是一個生在這系統外的女性空間，裡頭沒有血緣關係，也沒有排位。看她們的排位，沒有誰更高級。不管你當時交了多少錢，大家最後供奉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綜觀多棟建築，瀟月大致形容它們為「大型生活綜合空間」。除了基本臥室、大廚房，還有佛堂、天井這兩個半公共社交空間，以及祖堂、專門供自梳女去世前住進去的房間。

回首當年學到的「烏托邦建築」概念，瀟月深感姑婆屋確是這樣的實踐。「就是它讓一班活在封建社會、父權系統裡的不婚女性，滿足到許多在外面滿足不了的需求。」對瀟月來說，「烏托邦」並不高遠或扁平，而是個「具體的，包括了很多慾望的集合體」。

 姑婆屋難堪的「文化旅遊」處境

不過當歷史發現讓人興奮，歷史在當下的處境卻比較難堪。

回顧研究過程，比起費時的掃描工作、歷史現場的零碎拼湊，瀟月指，更難應付和消化的，是跟政府打交道。當姑婆屋位處已開發成城市的地區，團隊難經舊有的鄉村網絡尋找姑婆的下落，她們便得向政府詢問，換來過各種官僚阻撓與質疑。瀟月感嘆，當該區經濟較差，當地政府對文化保育的意識亦通常較弱。

但即使對著較重視文化保育的地方政府，民間獨立研究者也是百般滋味。順德便屬於這一類。位處順德均安鎮的冰玉堂，混合廣府民居及南洋建築風格，早於2012年便已被立為廣東省文物保護單位，近年更被打造成自梳女博物館，供公眾參觀。同期順德區文體旅遊局亦著力重塑自梳女的形象，出書也出產品。

瀟月指，她們考察到的姑婆屋，最早遠至清末民初，有上百年歷史，冰玉堂建於1950年，其實是相當年輕的一所。但它之所以備受關注，關鍵是錢的緣故。據九十年代已研究冰玉堂的學者葉漢明所考，冰玉堂是由一批曾在新加坡打住家工的自梳女集資建成，經濟實力雄厚，她們組成的同鄉會還會出錢資助家鄉建道路、學校，連銀行行長也會到府上跟她們拜年。

但瀟月翻查過二十年前順德出版的官方書籍，卻看得滿身不自在。撇除寫書者並非受過嚴謹學院訓練的學者，她也感受不到對方有在關心女性，自梳女風俗在其筆下甚至一度被寫成「畸形民俗」。「唉我都已經無法形容這個男的怎麼能寫出這種詞來」，瀟月苦笑道。

歸根究底，瀟月認為重點還是錢。「就是要轉化成文旅專案，要變錢，帶動經濟。除此之外他們對這個東西根本不感興趣。」瀟月聽過相關資料是交由廣告公司當旅遊文案來寫，也聽過資料來源是百度百科。「很搞笑的，但是我覺得這就是本土文化的困境吧。」

回首，自梳女被詮釋與扭曲並非新事。香港文化研究學者游靜在2024年出版《天堂春夢：二十世紀香港電影史論》，書中便分析了自梳女被再現於不同歷史文本的形象。清朝道光年間，有官員批評金蘭姊妹結拜是粵東這「難以管治」的邊隅地區的習俗，跟反清復明的革命份子同出一轍，都是「奸邪」、「敗類」。咸豐年代有官員更直斥金蘭姊妹間的「情濃意密」為「滔亂」。

1937年的《女性之光》，是難得以自梳為題材的早期香港電影。游靜指它拍下了自梳女開辦女校和織造廠的故事，肯定了自梳女透過承傳知識和技能，「製造了屬於自身的傳統及文化記憶」，肯定了這個「孕育現代女性自強不息」的華南傳統的進步性；但電影卻又選擇性地抹掉了女子間的親密、容易被看成不夠現代的儀式與誓言，並把自梳女對家庭的孝義觀，改寫成服務國家的民族主義。反觀1954年在香港公映的《金蘭姊妹》，自梳女則由進步與先鋒，搖身一變成為「象徵前現代，需要被再教育，以適應香港新社會的符號」。

自梳女在媒體上的形象隨時代而變，反映的與其說是自梳女本身，更是社會當時的主流價值。

至於來到近年，瀟月的觀察是，內地近年的女性文化風潮「很火」，自梳女有時會被塑造成女性主義先鋒，迎合市場需求。「但她們真的是女性主義嗎？是那種獨立女性嗎？我覺得這要有一個更複雜的語境去討論，不能簡化地說因為21世紀的女性關心這個，我就直接給它標籤。」

另一邊廂，她們有時又會被塑造成為家庭犧性的烈士。瀟月曾參與沙頭村的文化晚會，便曾看到一班幾歲的小孩飾演自梳女，以民歌唱頌冰玉堂自梳女早早出去打工，為大家服務。「鼓勵個體犧牲自己去服務一個更宏大的社會或大家庭，這是向來的主旋律。那我看到自梳女文化在主流的文化宣傳裡頭，依舊沒有逃脫這個套路。」

「就很噁心反正」，瀟月笑著感慨。

歸於養老

不過姑婆屋是否只是個性別話題？一班單身的人走在一起共同生活，包括陪伴大家渡過晚年，這顯然是個更豐富的課題。

於此，無獨有偶，瀟月和南涌團隊的理解都神奇地一致而確鑿。

瀟月不認同討論自梳女是在鼓勵人不婚不育，「不是這樣一個狹隘的引導」。「我覺得它最終是個關於養老、面對死亡和孤獨，還有公共生活、公共空間的話題。它絕對不是一個只跟女性有關係的話題，它是跟所有個體生命都有關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一百多年前的社會，就看到女性在做這樣的實踐，這樣的alternative practice。」

事實上，一頭栽進這研究之後，二十多歲的瀟月還去了關注內地的安老產業。她參觀過安老院，找來產業中人聊天，順道換來過身邊長輩的詫異目光。

目前中國跟全球多個國家一樣，都在面對人口老化及生育率下降。至2024底，中國65歲及以上的人口已逾2.2億，佔總人口15.6%，屬高齡社會，預測2035年前後比例更會高逾30%。一方面，中國的養老體系還未準備好應對這人口轉型，另一方面，商業的安老產業也在急速增長。瀟月便留意到中國平安和泰康兩大保險巨頭提供的一些特別的養老服務，例如中國平安設計了「360度智能風險體系」，在家監測長者身體、行為和環境；「泰康」則提供了一種住進「老年迪士尼」的高額保險方案，讓老人住進大型私人園區，房間如酒店，內有餐廳、醫院等設施，甚至還有巨型水族箱和室內綠化庭園。

且不說很少人能使用這樣的服務，「非常surreal非常luxurious」，而且前者模式也有忽略長者意願、強制安排之嫌，瀟月參觀的泰康中心牆上則寫滿了哪位黨員、教授、名人現居此處，各有什麼獎項。「就是我老了以後還要天天看著這些人比我牛逼，感嘆我這真是失敗的一生啊」，她說笑。而實情是，生活不穩、孤獨乃至失能才是大部份中國老年人目前面前的景況，而養老的責任亦很大部分都落在家庭中的女性、「低齡」一點的年輕老人、人手不足的護理員身上。

望見這般面貌，瀟月份外感受到「alternative」的必要；她感到社會需要另一種去中心化、小規模的社區服務，甚至是人們根據自身需要，自發的在社區創造公共空間。她坦言中國目前很缺這樣的良性公共空間。她詰問，既然安老是個所有人都得面對的議題，大企業也顯然不足以回應所有人的需要，「那它可否成為一個讓community based的活動開始踐行的領域？」

而正當瀟月的研究在內地換來很多同齡人的共鳴；在香港，楊靜怡亦在幾場滿座的活動中發現，在社福制度已架構起來的今天，不少人同樣重新渴望這樣的社群。活動中，有中年人分享她照顧雙親的艱難，有人好奇蘊貞堂可有女同志的身影，有人直問可否加入今天的同類社群。

陳慧燕分析道，黃炳嬌任住持的1936至1969年，說的是由社區人士由下而上的承擔一些社會服務；至於香港政府自70年代架構起來的社會服務模式，包括建學校、醫院，則是由上而下。兩者都各有限制，但我們今日經驗到的是後者的輪候時間甚長，也未能顧全社群需要。「個社交網絡疏離了很多嘛，所以我們又想回到當時了。」

香港社會亦同樣在邁進入口老化、生育率下降。2022年，65歲及以上長者佔全港人口的比例已達20.8%，預測2039年將增至31%。社會近年亦有討論社區安老、由非受薪人士主導社區服務，是未來重要的發展方向，好替負荷沉重的醫療和社福架構分流。陳慧燕則沿個人需要的層面點出，隨著無子化變得普遍，兩位同居的老人家都很需要伴侶以外的照應，更何況不是人人都會走進異性戀婚姻系統：「我們現在很難同居嘛，但在社區裏面，怎樣重新組織網絡去互相照顧呢，這個都需要的。」

楊靜怡亦補充，香港的環境變化亦有份促成這份渴望，「這幾年大家特別需要圍爐取暖」，加上香港租貴，跟原生原庭同住的人仍然很多。「所以很多人不是alone的，不是形式上的單獨，可是他跟家人住在一起可能還是孤獨的啦。」「原生家庭的功能，未必可以填補所有人的需求，甚至可能反而是你壓迫的來源嘛對不對。」

「所以他需要的其實更是一種精神上的家庭，可以互相支持的這一種」，楊靜怡形容那更似是「chosen family」的概念。「姑婆屋都是一種chosen family的概念。」

「當代蘊貞堂」的模樣？

這樣說來，那當代的「蘊貞堂」會是何般模樣？在幾場新書發佈會後，順馨提議辦一場活動把課題拉回當下思考。

如是三人發現，當代共居（co-housing）的例子不是沒有，但少，或是基於租金高昂，或是源於現代人更重視私隱與個人空間，或是協調不易，相見好同住難。陳慧燕笑說：「順馨老師小時候三百多呎，九個人住，我小時候二百呎，四個人住。現在你住不住到？我住不到。」

但她們同時發現，今天不是沒有別的社群形態。

對楊靜怡來說，她自己身處的近居社群便是一例。社群共十二人，有單身的，也有伴侶的，目前六人都住在香港元朗的同一屋苑，其餘則住在十分鐘路程之內。楊靜怡不在香港長大，當她2018年搬到元朗，幾位「地頭蟲」朋友熱情地成立了Whatsapp群組為她介紹區內大小事，社群開始成形。後來愈來愈多朋友搬來，她們的聚會愈來愈密，甚至愈搬愈近。除了平日當「飯腳」，她們也會為對方慶祝生日，討論電影、明星、性別議題，會打麻雀（麻將）。她們喚自己作「元朗幫」。

楊靜怡指，她來港後也住過其他地區，惟是來到元朗，才終於有了歸屬感，「就是有家人的感情」。

楊靜怡記得有次外遊回港，在群組接到大家的「welcome back」，那刻她突然感受到自己在香港有家。她更記得曾有成員向其他人播放2020年由Elton John和Rina Sawayama主唱的《Chosen Family》一曲，「我覺得那個好像set了一個tone」。「Chosen Family，這個詞真的很清楚定位到我們。」

「We don't need to be related to relate. We don't need to share genes or a surname. You are, You are, My chosen Chosen family.」「Settle down, put your bags down (Ooh) You're alright now. 」────《Chosen Family》

楊靜怡形容，她們甚至有意認識對方的家人。她們會特意去某成員母親的中藥店買藥，成員母親亦常送點心給她們──陳慧燕形容那簡直是「extended family」。而當成員有些脆弱時刻無法跟家人訴說，社群亦有接住對方，比如是陪伴看病，甚至出國做手術。楊指，這成員後來已搬離元朗，但楊在家裡留了一張床墊給她，她回來便可暫住。

一個社群之所以能夠凝聚起來，需要很多條件。楊靜怡指，物理空間在這當中還是重要的，也是不易得的福氣。「如果沒有住在附近，還是很難那麼隨便動不動的問『今晚邊個一齊吃飯』，可以馬上這樣。」此外，「元朗幫」中有人是康樂大使，喜歡組織活動，被大家稱為「里長」（台灣的基層民選公職人員，類似香港的區議員）；另有人好客，喜歡邀人到家裡吃飯⋯⋯這些角色都是凝聚條件。

至於順馨搬進南涌後，亦陸續有人前來參與農耕、食農教育等生態社區活動，甚至也搬進來做了鄰居。順馨目前跟另外兩位單身女士「夾租」，她有時也會開放自己的家供團體開會、搞飯聚、辦工作坊，還會間中接待朋友留宿。順馨說：「就是要有一些人扮演你剛才說的『里長』的角色，或者不介意家裡成為一個social的地方。這個共居好像是在支援社區，但同時間這個社區反過來也支援了我們三人。」

順馨續指，其實也不是長者才需要支援。她指這十年搬進南涌的人，老、中、青三代都有，各帶著不同的另類生活願景，也各有不同的家庭單元組合，但都各有需要，也在支援他人。陳慧燕亦再提身心社靈。她指宗教在現代社會角色不同了，現在人們也會用其他方式來滿足靈性需求，比如是對生態友善信念的投身實踐。信念相近也是凝聚社群的關鍵。

陳慧燕還常在課上提及將軍澳區的「織福」計劃。這計劃由安老機構「香港聖公會將軍澳安老服務大樓」所辦，由家族基金資助。計劃使用「時間銀行」的概念，邀請長者通過「服務」來賺取及儲蓄「時分」，然後按需要兌換成他人的服務。例如體力較好的長者用一小時幫人代購物品，賺到60時分，便可以用來請人陪自己覆診、做家居清潔或維修等。

「好像call的士般，好快就有人接call」，陳慧燕欣賞計劃讓服務變得由下而上，而且機動、靈活。賺了很多時分的長者，也可將時分送人。長者在這計劃中不再只是被動的服務接收者、受助者，同時是有技能有資源的給予者。

「這些participation對於一個人的wellbeing是重要的。他會覺得自己不是在被動、靠人。老人家會欣賞義工，但他們會更欣賞透過自己的付出，去滿足自己的需要。」陳慧燕說。

於是會看見，68歲的婆婆上門為90歲的獨居未婚婆婆慶祝生日，而對方說那是人生第一次有人為她慶生。亦有婆婆因為老年喪偶而消沉暴瘦，到參與計劃後開始探望區內另一位獨居婆婆，繼而重燃生命意義感，兩人成為好友。

這進路不完全視社區為受助單位，反而重視組織區內的資源，學術上稱為「資產為本的社區建設」（Assess-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方向。慧燕指每次帶學生到將軍澳探訪，學生們都開了眼界，無不希望自己區也有一樣的組織。

可惜「織福」辦了七年之後，已隨基金停止資助而在2024年終結。

尾聲

正如楊靜怡在提及新書活動的反應時如此說道：「你可以看到，同一個題目可以拉出很多不同的渴望在裡面。不同社群也很想要這樣的社區空間。」

家是什麼？哪裡是家？原生家庭以外，愛情以外，人還有沒有其他支持與照應，如同「手足」般的關係形式？或容讓這些支援出現到的條件？ 由「chosen family」，到鄉郊社群跨代近居，到社福機構組織的「時間銀行」計劃，這些「當代蘊貞堂」的案例肯定還有許多，但隨著需要愈發龐大，也仍待生成更多更多。畢竟生育不是人的必需，但誰都有需要被支緩與照應，誰都需要可歸屬的家。香港如是，內地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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