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红书上，被围观的云相亲

自从24年4月结束上一段恋爱，定居在北京的Vicky Zhang经历过10次线下相亲，但都没有下文。直到12月的一天，她随意浏览小红书时看到一个直播间，里面是九宫格式排布的视频聊天窗口，有一位主持人和8个男女。

他们正在相亲。

和中国传统的线下相亲一样，直播间里的主持人会引导每位参与者介绍基本的个人信息，包括身高、性格、学历、财务状况，以及对未来伴侣的期望等。沿用一档在中国江苏卫视播出长达十五年的相亲综艺《非诚勿扰》中的称呼，这些相亲直播间的参与者通常被主持人和观众们称为“男嘉宾”或“女嘉宾”。

主持人和上千名观众常会起哄让某位嘉宾展示才艺，比如“露腹肌”、“唱首歌”，或者打趣撮合某两位嘉宾在一起。一次直播中，一个男生干脆脱掉上衣秀了两分钟肌肉，其他嘉宾激动得满脸通红，笑得很开心。还有唱音乐剧，现场配音动漫，模仿网上的搞笑洗脑片段，跳抖音热门舞蹈的。也有人穿著皇帝龙袍，化著搞笑的妆，抱著一只玩偶跳舞。

今年29岁的Vicky在北京一家国企的初级部门打著一份稳定的工。她谈过两段恋爱，也有一些接触下来挺有好感的男生，但她坚决要求男方和她一起定居在北京，如果发现彼此的未来规划不一致，她便果断地选择不继续。

Vicky形容自己是“直女”，几乎不会主动和男生单独发起对话，她在自己的小红书主页写到自己是“什么话都可以对著空气说一遍，最后烂到肚子里”。工作单位里也有适龄男青年，但每次领导想点鸳鸯谱时，她都感到很紧张，赶紧让领导打住。所以她只能通过开门见山的相亲来找对象。

一次线下相亲大约20-30分钟，双方直接聊各自的条件和要求，“氛围只能说是平常吧，成年人之间比较成熟的相亲模式，不是聊得火热的那种。”彼此给出的拒绝原因也很委婉，一个男生在见面后对她说，“你性格挺好的，但我感觉适合做朋友。”

一对一的交流有种“一眼定生死”的感觉，Vicky会很谨慎地把握自己的表现，“你哪一句无意识的话让对方不舒服了，他立刻就会觉得不合适，包容度很低。”有一次，Vicky和对方约在咖啡馆见面，对方走进咖啡馆，看见她的那一刻，“眉头咔地一下皱起来了，我猜是他不喜欢我的长相。”

无果的线下相亲让Vicky感到“很耗心力”，一半是因为不合适而伤心，一半是想到还得继续找而压力倍增。

在小红书上看了三场类似的群聊相亲直播后，Vicky鼓起勇气点击了直播间右下角的连线按钮。“我想来碰碰运气，”她说，“看到大家都这么大胆，我觉得我也可以。”

“做真实的自己”

Aria Shen今年四十岁，是一名高中老师。在成为相亲直播间的常客之前，她是个非常内向的人，形容自己的社会化程度犹如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上大学后，Aria的父母开始为她物色对象。除了找亲友介绍人选，她的妈妈还会去江苏南京玄武湖著名的相亲角——许多父母会在那里张贴子女的个人简历用于相亲——为她寻觅合适的对象。

但是，经由亲友们介绍的线下相亲体验对Aria来说并不理想，“感觉跟开盲盒一样。”去年的一次相亲中，对方的目的性过于明显，不停地询问她的工作和单位的性质，要求女方身高必须高于165厘米。“每次好像都是被别人去审视，就是一个物化我的过程。”她说。

起初，Aria看到相亲直播间时感到十分震惊，“一开始觉得什么奇葩还去网上找对象，我上去的话我不也是一个奇葩吗？”但在直播间里观察了一个多月后，总是热情洋溢的主持人给足了她安全感，“她不会让我的话掉在地上。”其他参与者在镜头前坦率的表现也鼓励到了她，“就像付航（中国大陆脱口秀男演员）说的，做真实的自己。”自24年冬天，短短数月以来，Aria已经在小红书上参与了将近20场相亲直播。

Aria所参加的相亲直播间由“活老师”——粉丝们给她取的暱称——主持，来兔米负责运营和策划。24年年初起，她们开始共同运行这个名叫“活不腻来相亲”的账号，是小红书上最早开始做“九宫格”相亲直播的，也是目前最受欢迎的相亲直播间，单场直播的同时在线观众曾超过3000人，整场直播总观看量超过50万。工作日晚上的十二点半，活老师的直播间仍有近1000人在线。

“活不腻来相亲”的直播间截图

23年下半年，活老师还在准备考研，只是用小红书直播自己背书，借此督促自己学习，慢慢地积攒了几千名粉丝。在粉丝群里，有人说考研期间特别煎熬，很想谈恋爱，活老师便答应考研结束后帮大家“找男朋友”。12月26日，考研结束，活老师开播，“当时只是闲著闹著玩，没有想到像现在这么正式的相亲。”

27日，有过多年互联网运营工作经历的来兔米点进了活老师的直播间。1月初，她觉得“这件事情能成”，开始正式帮活老师做直播间的规划和运营。

活老师的主持风格是来兔米认为相亲直播间可行的一大原因。活老师大学本科学习播音主持，性格外向，朋友评价她是属于能量比较高的类型。她形容自己有一种“在互联网上不要形象”的松弛感，会在镜头前往脸上乱涂乱画，正如她在小红书账号简介里冩的，“这是个‘不严肃相亲’直播间”。在来兔米眼里，这种高能量的性格转化成了直播间里的情绪价值和充足的安全感，因此才吸引了像Aria一样在现实生活中非常内向的参与者。

“很多内向的人第一次上麦都很紧张，但我们发现他们的状态会越来越好，越来越放得开，上麦的频率也会越来越高。他们的行为也会鼓励到其他人来尝试。”她说道。

为了更了解为什么年轻人抵触传统的相亲模式，活老师特地参加了一次由家人安排的线下相亲。对比在直播间的感受，她发现在传统的相亲中人们考虑问题非常现实，仿佛一场赤裸的利益交换。之前有个男生来到直播间，很直白地说他家里有多少资产，如果结婚可以给女方安排工作。“在传统的婚恋市场上大家可能觉得这个男生家里条件很好，但在直播间，并没有很多人吃他这一套。”活老师说，直播间里的相亲，大家会多关注第一眼的综合气质和谈吐，更贴近大学时期更纯粹、美好的接触方式，“毕竟大家都还是会希望通过一段美好的恋爱，慢慢步入婚姻殿堂。”

来兔米说直播间里经常收到网友询问，“我三十了能不能来相亲”，“我离异有孩子行不行”，“我一米七可以吗”。很多人对自身条件不自信，比如年龄、身高、曾经的婚恋史，这些原本在传统相亲市场里可能被视作减分项的特征，在相亲直播间海量的人选池里变得不再那么重要，“我们常说，没事的，你一米七，我们这边有一米六五的。”

Aria曾在小红书上发过一段视频，讲述自己作为四十岁未婚女性如何度过失业的一天，却收到了一些带有嘲讽意味和攻击性的评论，“你再等两年迪拜王子回来找你”﹑“四十岁都绝经了吧”。但在相亲直播间里，原先担忧自己年龄过大的Aria感受到了一种很包容的环境，“我担心自己没有亮点，不是帅哥美女那样可以帮直播间吸引流量的，但是后来我觉得她俩都蛮亲切的，不会让场子冷下来，也不会轻易给别人贴标签。”。

有时Aria不在直播间，来兔米看到三十多岁的男嘉宾，会特地私信喊她去直播间看看合不合眼缘。一次，Aria的妈妈看到她在直播间连麦，便说道，“活老师，你要帮她找找好的人。”此后，活老师总是这样在直播间里介绍Aria，“这个姐姐家庭氛围很好，她妈妈性格也很好的。”

在中国，同性伴侣关系不被政府承认，性少数群体在社交媒体上也只能进行十分隐晦的自我表达，但来兔米看到越来越多的LGBTQ人士来到直播间参与连线，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性取向。一个常来连线的男生，他会戴上长发出现在镜头前，用女性化的声音说话。有时来了好奇他性取向的观众，他就说：“不一定，我是会变的”。有时，活老师会专门邀请他感兴趣的男生或女生上麦，让他们有机会当面聊聊天。“在直播间里他们会找到认同感，大家就像开玩笑一样，把自己在现实中羞于启齿的事情说出来，不会感到尴尬，或者觉得自己像个异类。”来兔米说。

浪漫的另一面

正在德国柏林攻读硕士学位的Bastian Wei把看相亲直播间当作一种闲暇时的消遣方式，最初并没有抱着找对象的目的，直到他在直播间里看到一位同在德国读书的女生，和自己一样爱好跑步，非常心仪。

于是他立即连线，直率地表达了想和她认识的愿望。直播结束后，他们加上了微信好友；一周后，他们在彼此所在城市之间的中点约了见面；一个月后，他们正式确立了恋爱关系。

到目前，他们已经在一起七个多月，未来两年的打算是一起留在德国，Bastian准备在今年硕士毕业后先在当地找份工作，等女友读完博士，再作长远的规划。

对Bastian来说，相亲直播间的一大好处是能够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建立联系，有着各式各样的性格、职业背景和价值观的人在此相互交流。但成功的配对并不能仅仅依靠这些虚拟的数字窗口。Bastian认为，直播间只能提供一个彼此认识的契机，后续的发展还是要看个人的主动性，以及是否真的做好了进入一段新关系的准备。

即便他的确是在直播间找到了现任女友，Bastian始终没有对相亲直播间的成功率抱有太大的期望。他估算自己常去的直播间，每天有近百人参与视频连线，但是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公开表示成功“牵手”的嘉宾不到十对。

艾媒咨询去年发布的《中国婚恋社交服务市场研究报告》中提到，现在中国年轻群体的婚恋观更强调感情和精神层面的契合，而非仅仅基于物质条件的考量，社交媒体上的婚恋服务因其弱目的性更受欢迎，但多数被调查者对线上结识对象的信息和动机的可信度表示担忧。

相亲直播间只需要用户进行实名认证即可参与视频连线。小红书仅对粉丝量在50万以上的账号进行前台实名信息展示，普通用户的实名认证信息不会对外公开显示。Bastian觉得，这种低成本、低门槛的参与方式一方面扩大了人与人的联结，另一方面也会使一些目的不纯的人混杂在其中。

Bastian在直播间看到过一位男嘉宾，镜头前表现得很有礼貌，三观很正，结果之后被网友发现，他在个人的小红书主页上发帖辱骂相亲直播间里的女性。“每个人真实的、内在的东西是无可辩证的，任何形式的相亲认识的都一样，”他说，“只能说经由熟人介绍的线下相亲，因为有第三方的认证，不太能作假。”

尽管在审核每位参与者的信息真实性和动机方面能做的有限，活老师和来兔米会尽力维护好直播间的友好氛围。相亲直播间的另一独特之处就是拥有一大批围观群众和实时滚动的评论。活老师说，好在大家现在对网络上的负面评论也都有心理预期。看到针对嘉宾的负面评论，她会立刻在直播中维护嘉宾，来兔米则在后台负责清理恶意评论，对发布者进行禁言。

一次，一位男嘉宾因为女嘉宾们反复提到的“希望男生不要有爹味（中国大陆的流行语，用来形容一些男性爱对女性或后辈进行说教）”而感到生气。他情绪激动地说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说这一句，就不能来个有新意的，说就喜欢有爹味的吗？”随后他愤然下线。短暂的尴尬过后，活老师敏捷地把话题转向下一位嘉宾。

但她仍会鼓励嘉宾们对一些常见的婚恋话题展开友好的讨论。今年一月份，她喊来常年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嘉宾们，聊了聊“异地恋/异国恋到底应不应该开始”。有时，她也会在深夜专门花上一两小时为大家做情感分析，“像之前有个女生被PUA（指一段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进行情感操纵和精神控制），如果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就比较容易陷在被动的自我怀疑中，我给他们解答之后，他们才明白，原来问题出现在对方身上。”

流动的体验，亦或严肃的追求？

有些在北上广深做互联网运营工作的观众，主动给活老师和来兔米提供过一些相亲直播间发展商业变现的建议。MCN机构私下联系过她们，提出可以协助进行专业的直播规划和运营。也有一些实体的婚恋机构发来合作邀请，但她们都没有接受。

来兔米说，对情感主播来说，受众有明确的情感需求，和一般的带货不对口，因此变现的路径比较单一。任何莽撞的商业化力量的介入，都可能破坏直播间里真实自然的相亲氛围，尤其需要保护参与者们在直播间里透露的大量个人信息。

分别身处江苏、北京两地的网友李想和顿顿，在两个月前开启了她们在小红书上的相亲直播间。她们原本想通过小红书直播发展副业赚钱，但现在也遭遇了盈利困难的瓶颈。小红书数据平台显示，过去30天里，她们直播了28场，通常晚上九点开播，凌晨两点结束。唯一的收入来自直播间里“大哥”的礼物打赏。

“大哥”是中国互联网上的俗称，指那些为了支持喜欢的主播而不断砸钱打赏的直播间观众。这些“大哥”并不参加直播间的相亲活动，李想说，他们有时会从开播一直陪伴到直播结束，“可能只是喜欢在直播间里聆听大家的故事吧。”

活老师的直播间目前也只是通过观众的礼物打赏来赚钱。如果观众特别喜欢镜头前的某位嘉宾，可以选择“爆灯”——也是从电视相亲综艺沿用下来的称呼，即向直播间送出名叫“独角兽”的虚拟礼物，以此换得立刻上麦和嘉宾交流的机会。小红书上一个“独角兽”需要花费299个“薯币”，约等于43元人民币，这些观众送出的礼物由小红书平台和主播五五分。

一个工作日的凌晨两点，活老师下播前一刻，直播间的在线观众列表显示，前五名观众总共送出了3148个薯币，约等于450元人民币。一个周日的晚上十点，李想和顿顿正在直播，在线观众列表上排名第一的观众送出了1,5000个薯币，相当于2100元人民币。李想说，这类收入主要是靠运气，得看“大哥”的心情。

据艾媒咨询，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行业市场规模在2023年已达93.8亿元，较上一年增长11%。不单小红书看见了其中的机会，主动为活老师的直播间提供流量扶持，支付宝去年也邀请活老师去主持相亲直播。但在支付宝播了两场后，她们发现效果不佳。

支付宝因其和日常手机支付挂钩的性质，需要用户进行更多的信息认证，包括房产、车产、学历以及资产等级。“虽然这样真实性和可靠性更高，但是要求填冩的信息太全的话，会导致大家一下子警惕性很高，这和我们原本偏娱乐化、轻松的相亲交友氛围是对冲的。”来兔米解释道。

而在抖音，相亲直播间数不胜数，却隐藏着诱导型消费的陷阱。上观新闻报道，观众如果想认识直播间里的嘉宾，打招呼、获取联系方式、约见面都需要打赏“红娘”，也就是直播间里的主持人。这类直播间显然是以相亲为噱头，忽悠观众疯狂刷礼物，甚至镜头前的女嘉宾也被怀疑是红娘的“托”。

“我觉得是跟平台的生态有关系，小红书的生态会更好一点，人没有那么杂，大家的质量和素质会更高一点。”来兔米说。

李想和顿顿都是单身，有时她们也会在自己直播间一半认真，一半玩笑似的像嘉宾一样介绍自己。谈到她们自己会偏向于通过哪种渠道找对象，李想说，相比于传统的亲友介绍或者自然结识，她现在更倾向于选择相亲直播间，“因为能接触到的人群跟现实当中遇到的人群完全不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的学者孙萍、李宜桐和于小童在关于线上交友的研究中发现，数字平台的介入使得人们从寻找严肃的亲密关系转向一种“浅层社交”的状态，个体间的关系从长期的“关联”变为短期的“连接”，从可能的“伴侣”变成了可匹配的“他者”，没有了长期的承诺和固定的责任，可以随时开始，随时结束。

顿顿也同意李想说的，她补充道：“（直播间）完全拓宽了我的眼界，打开了一扇新的门。但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在线下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人。如果能从线上认识再到线下去真正地交流，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活老师在这一年多来的直播经历中最大的感触是，现在的年轻人们开始不再屈服于“社会时钟”对恋爱、结婚、生子的要求了。“社会时钟”（social clock）是由心理学家Bernice Neugarten提出的概念，反映了社会对个体生活的期望，简单说来就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在中国社会，一个人从18岁高考结束，到30岁步入壮年之间，往往被期待着按部就班地完成大学毕业、找到稳定工作、结婚、买房买车、生孩子这一系列事情。

“但我看到越来越多人不再像老一辈那样，觉得这个阶段我一定要干什么，按照世俗的眼光去完成那个计划，”活老师说，“他们更偏向自由，愿意接触更多的可能性，结识不同的人，从而更加坚定自己的内心。”

但对于Vicky来说，尽快拥有一段认真、可靠的亲密关系，继而在北京组建一个安稳的家，是她目前最大的愿望。除了相亲直播间以外，她还试过亲友介绍相亲，用过Soul这种专门的社交软件，买过实体婚恋机构的包月介绍服务，自己也多次在社交媒体上发过相亲帖，线下约见了不下10人，但都没有成功。

屡试屡败的相亲经历，使她心里堆满了不解、无力和焦虑，于是开始频繁失眠、暴瘦。“去年我特别苦恼，天天工作量那么大，但还是焦虑地睡不着觉。我躺在床上，脑子里全是事儿，相了这么多次了，为什么还是脱单不了？”

今年过年回家时，妈妈开导她，“结婚还是真正要出于一种爱，不要逼自己，哪怕一个人过也会比两个不合适的人好。”今年二月，她决定劝自己想开点，在参加过三次相亲直播后，她选择暂时在相亲这件事上休息一段时间。

“我的心态很像小孩子做题，觉得单身是个问题，有问题我就想解决，”Vicky说，“但这事儿不像做一道数学题，只要你去学你就能会做。”小红书上，被围观的云相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