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二审审判。
上诉人包括河南省民营企业家李伟平及其妻子、兄弟姐妹、侄子外甥、生意合作伙伴等在内的共计31人。
这个案件被称为“李伟平案”。据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法院于2023年6月下发的一审判决结果，一号被告李伟平因组织、领导黑社会组织罪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12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李伟平的多名亲属也因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等罪名，被判处五年至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这其中包括李伟平70岁的姐姐李秀芝，和两名指控时年仅11岁和13岁的外甥。
据一审判决书，针对涉黑罪的判刑依据全部來自办案人员追溯至20多年前、李伟平和亲属被裹挟其中的村民间纠纷，且证据均为目击者对20多年前这一纠纷的证言，没有任何实体证据。甚至有证人在一审判决书下达后才意识到——自己在案件侦办期间被办案人员诱导和胁迫“编造”的供述，竟成为法院对李伟平等人的罪名认定和量刑依据。
在多位关注该案的律师看来，这是一起典型的针对民营企业家的冤案。
李伟平1970年生于河南省禹州市鸠山镇，高中文化。20世纪90年代末在家乡承包煤矿，后转型房地产开发，2021年7月被逮捕时为河南省禹州裕华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公司旗下有一千多套待销售的现房以及108亩待开发的地块。目前，这些财产均处于被查封状态。
而对于一审判决结果，“李伟平案”的所有当事人均提出上诉，一号被告人李伟平更是在看守所高喊：“打死不再做企业”。
针对上诉，“李伟平案”的二审法院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洛阳中院”）最初决定仅采取书面审理的方式——即不直接传唤有关诉讼参与人到庭，对案情不直接进行调查，只审查原审上报的案卷材料便作出裁决。
这也意味着，如果二审以书面审理的方式进行，这个案件在司法层面便很难再有翻案的可能。
为此，“李伟平案”涉案人员的家属们进行了多次上访和公开举报。最终，洛阳中院于2024年9月20日对案件进行了二审公开开庭审理。
不同于一审的辩护团队全部来自河南本地律所，在二审中，有多位知名的“死磕派”律师加入辩护。对于律师团队“大换血”，一位知情人士对端传媒透露：“本地律所及律师有时会顾虑与当地法院、法官甚至检察院的关系，在辩护时很难放开手脚。而且一审时，李伟平和家属的思路也是希望通过尽量配合司法机关的工作，用服从来换取清白。”
结果却事与愿违。一名涉案人员的家属对端传媒表示，在二审中选择“死磕派”律师，是家属们所能做的最后的不屈服。
有人将中国刑辩律师分为三种，分别是：死磕辩护派、形式辩护派和勾兑辩护派。后两者的风格分别是走过场、做足样子和通过幕后勾兑解决问题，死磕派则指对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等政府机关不合司法程序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抗争的律师。一位曾在中国某省高级人民法院担任刑庭法官的人士对端传媒指出，在现在这样一个风吹万草伏的法治环境下，死磕派律师是中国法律界最后的“硬骨头”。
但在洛阳中院，以勇于抗争著称的“硬骨头”们却遭遇了职业生涯的滑铁卢。“李伟平案绝对是中国司法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我们这些律师从来没在哪个地方的庭审中受到过如此多的警告、训诫、投诉和罚款。此外，洛阳中院还是程序违法的集大成者，从各个方面都创造了历史。”该案辩护团队中的一位辩护律师对端传媒表示。
这是一个在证据和审判上有诸多问题的案件，而二审的庭审现场更出现了大量法官肆意剥夺上诉人发言权力、拒绝证人进入法庭、驱逐辩护律师的场景。在官方叙事之外，被告人和他们的辩护律师讲述了故事的另一面——一个民营企业家被权力“捕捞”后、拼尽全力抵抗，却在法庭上节节败退。而在远洋捕捞（指出于利益驱动，执法机关在管辖权有争议的情况下，违法违规异地抓捕，超范围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民营企业财产和个人财产）愈演愈烈的当下，李伟平的遭遇，或许也是当下极具中国特色的庭审现场中、民营企业家们的命运缩影。
10亿人民币
2024年10月29日早8点，二审庭审第19天，李伟平开始绝水绝食，并试图咬断自己的手指。法警们虽强力制止，但李伟平还是咬下手指上的一块儿肉。
他的自残行为旨在抗议。
在他绝食的前一天，案件的二审审判长在他发表上诉意见、否认一审判决的多项罪名及犯罪行为时屡次打断他的发言，被激怒后的李伟平爆了一句粗口。法官旋即指令法警为他带上手铐，将他押解至“分法庭”受审（“分法庭”为法庭外的单独房间。在“分法庭”内，被告仅能通过视频观看主法庭中的审理过程），并剥夺了他继续发表上诉意见的权利。
一位在现场旁听的律师指，肆意剥夺上诉人提出上诉意见的机会，违反了刑诉法。对此，一位知情人士对端传媒表示，这种公然违法的深层动机可以在案件一审审理期间李伟平的当庭供述中发现端倪。
庭审记录显示，一审公开审理时，李伟平陈述案件的来龙去脉：河南省同大置业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黄国光曾多次找他借钱，累计借走1亿2300余万人民币，后无力偿还。为了赖账，黄国光找到权力部门的官员——其中职级最高的一位为河南省原公安厅副厅长李法正，找各种理由诬告李伟平。
李伟平同时表示，一审前，在看守所被拘押期间，多名审讯人员告知他是因为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才落得如此境地。洛阳市公安局西工分局刑事侦查大队队长雷鸣甚至直言，就是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李法正在整他。“等2023年李法正退休后，你再去翻案。”雷鸣对李伟平说。
而“李伟平案”的另一涉案人、四号被告葛成典也在一审庭审中当庭供述：黄国光曾联合原河南省禹州市交警大队大队长谢建华、原禹州市扫黑大队大队长张永奎找过他，要求他诬陷李伟平。在三人的规划中，葛成典以身入局、进入李伟平的生意网络后再诬告李伟平。不过作为计划的一部分，诬告成功后，参与李伟平“违法”生意的葛成典也会被判刑。三人告知葛，他最多会被判三、四年，而且答应葛：每坐一年牢，他们便会支付他50万元人民币，并安排好葛的女儿在他坐牢期间的读书和生活事项。
计划开始后，河南省开封市公安局和襄县公安局组成联合专案组对李伟平被指控的涉黑等举报线索进行了调查，但专案组于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上半年进行的两次调查，均认定李伟平没有犯罪事实。最终，侦查人员无功而返。
但事情并未就此结束。
据李伟平家属提供的一份出台于2022年、加盖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公章的文件，2021年6月1日，河南省公安厅指示由洛阳市公安局对“李伟平案”的线索进行核查，并指定洛阳市公安局管辖办理，后者于同年6月3日指定洛阳市西工区公安分局对此案进行管辖办理，并在当日对案件进行立案调查。
公开信息显示，指挥部署“李伟平案”相关人员被立案调查的人是时任洛阳市公安局局长李保兴，李伟平等人被立案3个月后，李保兴上调至河南省公安厅担任二级警务专员。2023年8月，在“李伟平案”一审宣判两个月后，河南省纪委监委官方网站发布通报称李保兴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在接受纪委监委的调查。
那么，如果李伟平的供述属实，李保兴的落马，是否意味着进入二审的“李伟平案”会就此迎来转机？
“很难，现在与这个案件相关的各项信息均显示这个案子不会有好的结果。”一位密切关注该案件进展的律师对端传媒表示，“一审判决是要没收包括李伟平在内的多位被告人员的个人全部财产的，司法机构都已经将这块肥肉含在嘴里了，怎么可能会轻易吐出来呢？”
中国地方财政捉襟见肘，一些地方政府通过行政处罚甚至私下交易，从民营企业及企业家身上攫取财富。这类远洋捕捞现象愈演愈烈，2024年12月，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
而“李伟平案”的一审判决书中显示应当追缴、没收的财产清单表格不但包括李伟平名下房地产公司刚刚建设完工准备对外售卖的1082套商品房、李伟平持有或者控股的6家公司的所有股权；还包括李伟平购买的所有车辆、名下现金、数瓶贵州茅台酒、象牙观音像、手串等；同案其他涉案人员的个人住房、汽车、手机、公司股权、银行存款，甚至包括70岁的李秀芝的个人金耳环、金手镯也都在被追缴、没收的财产清单中。
李伟平的一位家属对端传媒透露，上述清单中的财产金额超过了10亿元人民币。
“为什么挨打的总是你？”
2024年11月1日，二审庭审第23天，“李伟平案”的四号被告人、案件关键人物葛成典在进入法庭时向二审审判长赵大地下跪，称自己冤枉了李伟平，请审判长查明真相。
对于葛成典的举动，在律师讯问环节，一位辩护律师对其提问：“你刚刚进入法庭的时候说你冤枉了李伟平，你是如何冤枉李伟平的？”
在葛成典开口前，审判长赵大地率先出言制止：“葛成典，这个问题你不必回答，辩护律师明确你的问题。”
律师继续发言：“葛成典非常激动地说他冤枉了李伟平，我们今天查明的事实显示葛成典和李伟平之间的关联部分是一起要账事件，在这个事实（要账事件）中，你（葛成典）是怎么冤枉李伟平的？”
审判长继续出面阻止，并转向检查员一侧，询问检查员有什么意见。洛阳市人民检查院检查员王晓磊回应称：“这是诱导性发问”。
但另一位辩护律师表示，这只是陈述事实。
对此，洛阳市人民检查院检查员侯丽利反驳称：“辩护律师的问题是问葛成典‘你是怎么冤枉李伟平的’，这个问题是明显的诱导性发问，是不是冤枉，需要根据葛成典具体的情况判定。”
上述辩护律师继续发言：“因为他（葛成典）自己已经说了，他冤枉了李伟平。”
迅速地，审判长赵大地中止了双方的唇舌交锋，并对这一轮检察员和律师的控辩做出了裁决，称：“检查员的反对成立”。
在旁观庭审的观察人士看来，这是荒谬的一幕。“是审判长赵大地率先阻止了葛成典的发言，然后他（赵大地）还主动抛问题给检查员，而检查员却从始至终未提出过反对，何来‘反对成立’一说？”该观察人士表示不解。
辩方律师们并没有放弃对葛成典的追问。
率先提问的律师继续问道：“既然你（葛成典）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存在的，别人让你陷害李伟平，逼着你签字，你就非要去签字吗？你知道签字造成的后果吗？”
审判长赵大地继续“抢答”：“葛成典不必回答。该问题与犯罪事实无关。”随后，对于该名律师想要继续提问的尝试，审判长进行了连续打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多名被告的律师只能见缝插针地对葛成典进行接力提问。于是，另一名律师问到：“办案单位让你（葛成典）写纸条的目的是不是让你诱导靳许可、王梦柯、陈小龙（三人同为‘李伟平案’的涉案人员，分别为第八、九、十四号被告，且均是葛成典的手下）等人指控李伟平、闫召锋（第三号被告）、闫会敏（第十一号被告）？”
审判长赵大地继续出言制止：“停止发问该问题，葛成典不必回答。”
出人意料的，葛成典在审判长没有允许他发言的情况下坚持大喊：“审判长这很重要。审判长，这（纸条）给李伟平和闫召锋扣了很大的帽子。”
不过对于葛成典的发言，法官选择了充耳不闻。
这一幕与一审庭审现场葛成典的“遭遇”颇为相似。
据李伟平的一位家属对端传媒回忆，一审庭审中，葛成典曾带着满脸的伤痕走进法庭。“在开庭前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们所有人都被关押在看守所，葛成典的伤肯定不是来自社会人员，可能是办案人员殴打的。”该家属表示。
一审中葛成典的当庭供述证实了李伟平家属这一猜测。根据一审庭审记录，葛成典曾当庭控告自己被“严管”（饥饿惩罚），饭食被大量缩减，当他被饿得半死时，案件侦查人员——办案的公安刘宏波、王东峰会在审讯他时给他带去火腿肠和方便面，承诺只要他指控一次李伟平，便会给他一根火腿肠。
“我就是通过这些火腿肠直接‘吃掉了’李伟平的上千万身家。”葛成典在一审时供述。
据李伟平的家属回忆，在这次供述之后，葛成典每次出庭都是带着满脸伤痕、一瘸一拐地哭着进入法庭，并不断向审判长哭诉自己前一天晚上在看守所挨打的情况：“看守所的人连踹带打地打了我四十分钟，边打边说‘怎么给你交代的！’‘谁让你在法庭上说实话的！’，还让同监室的其他关押人员一块儿打我。”
接连挨打后，葛成典曾请求一审审判长为其调换在看守所的房间，不过对于他的诉求，一审审判长反问道：“为什么挨打的总是你？”
除葛成典外，包括案件第二被告李沾兴、第三被告闫召锋在内的多名被告在一审庭审中也当庭陈述了被侦查人员逼供、诱供，乃至被直接编造笔录的情况。多位被告人指出，他们在被讯问的过程中，并未作过相关供述，都是侦查人员准备的预笔录或侦查人员自己写的笔录，并表示全程有录音录像可以证明。李伟平更是直言，侦查人员甚至以他儿子的安危为要挟，要求他做出有罪供述。
但很遗憾，这些当庭陈述并未被一审法庭采纳，相反，根据一审判决书，被告人在一审庭审中声称被逼供的内容和被伪造的笔录，不但没有在一审中被进一步质证，相反却成为了一审判决中判处31名被告有罪的最主要的判罚依据。
而作为案件关键人物的葛成典，其供述和证词也同样被漠视了。
回到二审现场，对于一审期间被故意忽视的关键事实，二审的“死磕派”律师们决定继续坚持陈述。以下是二审庭审现场，其中一位辩护律师与葛成典之间的问答。
律师：你说侦查人员让你抄写了字条（后被案件侦办人员当做葛成典的亲笔信拿去引诱葛成典的“小弟”，即第八、九、十四号被告，去指控李伟平等人），这个字条是打印的还是手写的？
葛成典：手写的。
律师：是侦查人员现场写好，然后隔着玻璃让你抄的吗？
葛成典：对。同时还有摄像机在照（当地方言，与‘录像’同义）我。
律师：谁拿着摄像机？
葛成典：刘宏波（公安人员）。
律师：是王东峰（公安人员）写的字条，然后让你抄写，然后刘宏波（公安人员）拿着摄像机照着你？
葛成典：对。
律师：字条的内容你说一下。
审判长赵大地突然打断：“葛成典，这个问题不必回答”。
但葛成典不顾法官阻拦继续讲话（因法庭收音设备的问题，他的陈述未清晰传递到分法庭）。
审判长赵大地：葛成典，你如果不服从法庭指挥，现在就把你带出去。
葛成典：我服从你，审判长。但是你要查清这个事实。
被训诫的律师们
根据一审判决书，葛成典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非法拘禁罪等共四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零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这比当初其被私下承诺的最多三、四年的刑期要严重得多。
因为一审庭审期间，葛成典无成年亲属为他聘请辩护律师，司法机构便为其指派了律师作为其辩护人——即“官派律师”。相比于“李伟平案”的二审辩护团队，“官派律师”更倾向于与检方和法官通过私下“勾兑”的方式来决定庭审现场的“剧情”走向。
所以，二审开庭后，李伟平的家属自费帮助葛成典聘请了两位“死磕派”律师，以更好地挖掘葛成典在“李伟平案”中的角色，从而有机会帮助李伟平等人洗清罪名。
但这一努力被迫“流产”了。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每名被告人最多可以拥有两名辩护人，但葛成典的两任“官派律师”在二审正式开庭前接连主动退出了辩护人行列。而根据《刑诉法》第三百一十一条，被告人在一个审判程序中更换辩护人一般不得超过两次。
这导致二审开庭后，洛阳中院根据《刑诉法》上述规定拒绝李伟平家属为葛成典聘请的律师进入法庭，即使律师抗议葛成典之前的“官派律师”是主动退出而非被更换的，也无济于事。
“法庭不仅不讲法，相反还要赤裸裸地置人于死地，这是何其荒谬。”其中一位葛成典的辩护律师表示。
参与到二审庭审的一位律师在亲历了庭审现场后，更是直言：“这场审判并非为纠正一审的错判和回应当事人的质疑而开，多个迹象让我们确信法庭内外发生的种种更像是为了算计而设计的。”
例如，二审辩护团队中的律师曾武在庭审第一天便因关闭洛阳中院律师休息区的信号屏蔽器，被当地公安以“扰乱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5日。
但在曾武看来，洛阳中院私自在律师休息区安装信号屏蔽器是明显的违法行为。“‘李伟平案’不属于国家规定的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律师合法的、完全的通信权利应该被依法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使用无线电频率，不得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所以我关闭信号屏蔽器是为了制止洛阳中院的违法行为，并没有扰乱任何秩序。”曾武在个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中表示。
洛阳市公安局则指出，即便曾武认为法院设置信号屏蔽器的行为违反国家规定，侵犯其通讯权利，其完全可以通过向有关部门投诉、反映问题等方式进行维权。
对于公安部门的答辩，律师们并不认可。在他们看来，违法设置信号屏蔽器的洛阳中院没有被追究任何法律责任，而将屏蔽器关闭的律师却被认定为涉嫌违法，是对法治的亵渎。
不过这仅仅是二审庭审的一个序曲，在接下来的庭审现场，“李伟平案”的二审辩护律师们接连遭遇了警告、训诫、罚款、拘禁、驱逐、投诉。例如，一位律师因在质证发言环节音量较高，被法官认定为在咆哮法庭，虽然律师再三表明他说话嗓门大是一种个人特质，还是被投诉到了其律所所在地的司法局。另有一位律师对法官不顾及多名被告的身体状况而在晚上持续推进庭审的行为提出反对，对于这一反对意见，法官直言“不参加可以走”，但在这位律师真的离开法庭后，法庭助理却在电话中通知他，他未经允许、擅自离庭，其辩护资格已被剥夺。有律师直言，在其执业生涯中从来没在法庭遇到过如此多的针对律师的处罚。
而处罚的缘由之一，是律师们在二审法庭上坚持要求审判长排除非法证据，其中包括案件侦查人员通过饥饿惩罚和看守所暴力诱逼葛成典做出的口供、多名被告人在侦查期间被伪造的笔录，以及一审认定犯罪事实时采纳的大量证人证言。
通过“非法证据”被定罪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对李伟平的姐姐李秀芝的判决。根据一审判决书，李秀芝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罪等四项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零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
判决书中认定的四项罪行，均出自20多年前的一件纠纷。2001年，李伟平因承包煤矿，与邻村村民因土地纠纷产生群体矛盾，后邻村村民聚众前去乡政府讨要说法，乡政府工作人员将李伟平及其亲属和合作伙伴等人喊至乡政府协商解决问题。在这次纠纷中，李伟平被打伤住院后，姐姐李秀芝在医院打了殴打李伟平的人一巴掌。
最重要的是，上述诸多事件均已在事发当下报警处理，警察对事件进行了调解，且事件参与方均认可当时的调解结果。李秀芝万万没有想到，20多年后自己会因为早在2001年就已经协商解决清楚的事情被划为黑社会，并因此要坐5年牢、罚款10万元人民币。
值得注意的是，煤矿承包帮助李伟平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为他之后的企业成立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一位长期关注该案件的人士认为，这恰恰是司法机构将“李伟平案”追溯至20年前因煤矿承包引发的群体纠纷的主要原因。“只有通过这种集体性事件才能将李伟平亲属和生意伙伴统一定性为黑社会组织，而‘参加黑社会性质罪’是口袋罪的一种，一旦被定性，不仅可以将所有人一网打尽，而且这一罪名之下即使有理也说不清。”该分析人士表示。
据一审判决书，对李秀芝定罪的主要依据为3位当年群体性事件的目击者证言，其中一位目击者在2001年时年仅11岁，另一位目击者如今已逾80岁。
李伟平的一位家属对端传媒透露，目击者于2023年在一审作证时清晰且具体地描述了20多年前的场景，包括李伟平及亲属在与邻村村民产生纠纷后，李及其家属打人时使用的工具，及打人时的姿态——具体到是用的哪只手打的。
此外，另一位证人是“李伟平案”中六号被告王升的亲哥哥，一位现年已经75岁的农村老人。对于发生在2001年的群体性事件，二审期间，王升在法庭公开陈述，其哥哥曾告诉他，公安制作的笔录内容并不属实。二审的辩护律师们找到了王升的哥哥，后者表示，2022年案件侦查期间，公安人员曾找到他说，只要配合警察制作笔录，弟弟王升便可以很快回家。
由此，二审律师们认为，侦查人员出示的笔录是建立在威胁、诱导基础之上的虚假证词，并提出将王升的哥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但对此要求，案件的二审审判长并未批准。
党大还是法大？
经历了上述种种事件后，一位参加“李伟平案”二审的辩护律师在受访时发出了一个经典的时代之问：究竟是党大还是法大？
在上述律师看来，号称是公开审判的“李伟平案”事实上已完全沦为了秘密审判。
该案的二审法庭内部共有23个旁听席。按照常规，旁听席优先预留给被告人家属，同时也应对关注案件的媒体和公众开放。但在“李伟平案”中，家属从始至终未被允许进入庭审现场。而每当家属提出旁听申请时，洛阳中院总会以旁听席位人员已满为由进行搪塞。但据上述长期关注该案件的人士透露，“李伟平案”中的旁听席是名副其实的“萝卜坑”，这些旁听席每次都会被法院安排的司法机构工作人员和法院周边学校的学生占满。
家属只能在法院内一个单独的房间通过实时监控视频观看庭审，但因为法院设备存在问题，家属们永远无法看清被告席上亲人的脸，更无法听清法庭上法官、检察官、律师们的控辩交锋。
此外，因为越来越严苛的内容审查，在“远洋捕捞”案频发引发舆论诸多不满的当下，“李伟平案”也难以获得媒体报道，无法进入大众视野，这导致权力无需面临监督和舆论压力。
2025年1月7日，“李伟平案”的出庭检察员以打包加简要说明的方式，将包括李伟平在内的多名被告涉黑犯罪的近4000页证据一次性举示完毕，且这种行为经过了审判长的默许。
在这一前提下，在法庭规定的有限时间甚至当庭，对上述检查员的所有举证进行质证甚至重新取证，对二审的辩护律师团队来说无疑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件事一出来，我们和律师都感到极度绝望”，李伟平的一位家属说。
也正是因为这种绝望，2025年1月8日，家属们通知律师，解除对所有18名律师的委托。
“案件审理走到这一步，已经超出法律的范畴了，洛阳中院挤压了律师能够发挥作用的所有空间，公平审判已经完全不可能实现了。所以，我们不想再配合洛阳中院和审判长的‘法治表演’了，只能极度悲痛地做出这一决定。”其中一位家属对端传媒表示。
对于这一结果，二审辩护律师们集体发布了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指出，在“李伟平案”中，洛阳中院给他们留下了诸多遗憾，包括两审终审制无法落实（案件的二审法院和检察院均早在一审时便对案件的审判和取证进行了干预），全卷到案成为奢望（案件超过80%的近2000G的同步录音录像未随案移送，而且检方补充收集的证据拒绝交给律师查阅），排非（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沦为摆设，证人到庭无法实现，司法公开不复存在，审、检与辩之间极端不平等，以及远洋捕捞尚未被反思。
对此，其中一位律师更是表示：“用法律的途径来解决问题，给法律一个机会，是对法律的尊重。但如果尊重不再，而是举着刀、挥舞着拳头，告诉世人，这就是我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那整个社会的秩序势必将走向崩塌。”
而在律师被解除委托后，李伟平也拒绝出席1月9日的庭审，李伟平的哥哥李沾兴即该案的2号被告也于1月10日中途退出庭审现场，二人均称他们拒绝配合违法庭审。
家属们并未放弃希望，仍积极在社交平台发布关于“李伟平案”的一切重要信息。对此，参与“李伟平”案二审辩护的一位律师表示，“在无法指望司法能够带来公正的地方，只有持续的抗争才能带来希望。”
1月17日，二审庭审正式结束。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