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回任总统后的行事作风将与第一任期非常不同，这点从移民政策便能充分显现出来。
8年前，特朗普政府上任初期专注在“穆斯林国家入境禁令”这一项标志性的政策，成为媒体上激烈论战的重大主轴，最后又在法院败下阵来，而许多其他争议行政命令也因为起草技术不佳，而在法院被打了回票。但今次，特朗普政府甫上任就推出各式各样的移民政策，各种行政命令都第一天就已准备妥当，从各项技术性的细节著手，有许多都能立即产生效果，创造出新的“既成事实”。
人们可能会反对特朗普的政策，也可能会质疑这些政策是否真的能达到支持者所宣称的效果，但不论这些政策造成的影响是好是坏，至少立竿见影，足证特朗普团队这次准备得比上个任期完整、充足。
这当中有些政策是专门针对所谓的“非法移民”。其中最重要的是，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经常简称ICE）即日起可以进入学校、医疗院所和宗教场所拘捕无证移民。过去，这些场所排除在ICE的执法范围外，让家长能比较放心送孩子去上学，病人遇到紧急伤病、特别是传染病时也敢去看医生。同时，有更多政策的重点也放在缩减移民合法入境的管道，除了庇护申请被全面无限期“暂停”之外，不少既存的合法管道也被实质限缩，将会有更多人不再有可用的合法管道。
这些技术性的政策改变，显眼的程度自然并不如废止“公民出生地原则”（birthright citizenship）或宣布边境遭受入侵（invasion）因而增派兵力南下，但对于移民和庇护申请者生活的影响却更为直接、立即而且具体。这不只是要压制非法入境的移民，更是要收紧合法的管道──毕竟合法与非法的界线，其实一直在变动。
避免孩子不敢上学vs“不让罪犯逃到学校躲避逮捕”
执法的成本权衡一向是执法机构必须面对的问题，而在ICE执法的守则中，联邦政府自2011年起的规定是学校、医院、教堂等地方受到保护，ICE要“在最大可能程度上”（to the fullest extent possible）避免在这些地方执法，以免冲击学童受到的教育、病人受到的照顾，也保护宗教场所的运作尽量不受ICE的搜查、缉捕所影响。如果认为必须在这些地点执法，执法人员也必须获得上级核可。
而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也并未改动此一规则，但今次一上任之后，新政府则是主张为了防制犯罪、取缔罪犯，ICE的执法不应受到这些顾虑所限制。在国土安全部的公开声明中，他们提供的解释正是主张这道新规定让ICE“勇敢的男男女女有能力执行移民法规，抓捕包含谋杀犯和强暴犯在内、违法入境我们国家的罪犯。罪犯不再能够逃到美国的学校和教堂内躲避逮捕”。
这样的说法符合特朗普阵营在选举期间一向的论述策略，将非法移民和各项暴力犯罪连结。近年来所有总统都强调必须遣返犯下罪行的无证移民，而在执法量能严重不足之下，从奥巴马到拜登也都以此为优先执法重点。特朗普和他们差异在于将整个无证移民议题和犯罪挂勾，而不像奥巴马和拜登一样优先针对其中的罪犯，将犯罪者分开处理。目前，美国约有1,100万名无证移民，其中已获得有罪判决的约有42.5万人、另有22.5万人的案件正在审理当中，这包含了交通案件或其他轻罪。在拘捕和遣送资源有限之下，不同政府间的差异在于是否要优先处理这42.5万或是65万名犯罪者。具体而言，特朗普于2017年甫上任时也执行大规模遣返计划，虽然原先宣称要遣返上百万人，但最终遣返则是675人，而根据后续资料显示，其中有犯罪纪录的约占一半，另一半并无犯法纪录，或者最严重的犯法纪录是因为交通案件受罚，可见这样的计划并非优先针对罪犯。
也值得注意的是，在同一份声明和相关政策文件中，新政府虽然宣称目标是“罪犯不再能够逃到美国的学校和教堂内躲避逮捕”，但并未额外提及任何公立学校、教堂窝藏暴力罪犯的案例。“罪犯逃到学校内躲避查缉”此一现象是否存在，特朗普政府并未特别说明。
那么，在过去十年，政府原先为什么会订定这样的规定，要特别保护学校、医院等场所？这远远不只是要保护非法入境的学童和病患本人不被遣返而已，问题更在于“查缉行动”本身可能会怎样影响学校、医院的日常运作。
而这里最大的关键词是“恐惧”。当然，孩子本人如果是无证移民，家长自然会害怕ICE执法人员到学校内搜捕，直接把孩子带走，而相同的道理也适用于病患。但是，即使学童、病患本人已经取得合法身分，孩童的家长、病患的照顾者也可能是无证移民，他们可能会担心哪一天送孩子上学、送病患就医，却在家人面前被等在门口的ICE人员直接拘捕，从此被遣返，再也无法跟他们相见。
何况，即使是合法入境的移民，也未必真的“没什么好怕”。盘查的过程中，他们也可能担心被刁难，比如证件的正确性被质疑，因而被拘捕，或者波及身边其他人；而特别是庇护管道紧缩的情况下，许多移民相关的信息都高度不确定，比如合法入境的庇护申请者原先预约的面谈可能已经被无限期延迟，他们也可能害怕ICE不知会如何对待他们。在这样的恐惧下，家长可能不敢让孩子上学，人们也可能怕看病会连累到家人，就可能因此导致孩童失学，或导致病患无法得到救治导致病况恶化，同时衍生公共卫生问题。
这些恐惧还经常会叠加在同一个家庭上。事实上，美国的现况中有许多移民家庭属于“混合状态”（mixed-status），意味著很多“合法”移民也有“非法”的家人。许多移民家庭并非所有成员都有一样的移民法地位，可能母亲已经领有工作签证，但父亲是无证移民，两个孩子都就学中，但其中一名是在三岁时跟随父母非法入境，另一名则是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
对此，南佛罗里达大学团队的研究就显示， 2023年起，该州州政府要求医疗院所询问、纪录病患的移民身份。而在该团队调查到的近五百位移民中，就算是当中已经成功取得公民身分的那些人，都仍有4分之1表示新法让他们更不敢于寻求医疗协助，原因很可能就是因为有家人的法律身分尚不安全。至于在尚未取得公民身分的人来说，表示会从此更不敢就医的比率更高达3分之2──即使非公民受访者中只有3分之1是真正的无证移民，其他多数人都领有签证甚至居留证，又或者是正在等候审批程序。
而佛罗里达该道法令甚至还不涉及直接拘捕，“只是”通过记录病患移民身分就能带来这样的恐惧。特朗普政府新命令是直接允许ICE进入医院、学校展勘缉捕，影响范围很可能将更为广泛。
各地政府应对策略不同，机构间的公开冲突恐难以避免
除了影响学校、医院、教会运作以外，这样的新命令下，也可以预期ICE执法人员将和许多老师、教会、警察、公务人员等发生公开冲突。
这是因为，在美国的分权体制之下，移民执法是联邦的权责，但警察单位分属各州、各地区，公立学校则是由各校区的民选校监管理。各州、各地区、各校区对于“和ICE合作”的规则各有不同，各宗教团体也有不同的取态。值得注意的是，专就学校而言，校方有责任确保移民子女的受教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2年的Plyler v. Doe判决中确立非法入境的孩童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因此判决德州当时授权各校区拒绝注册无证孩童的法律违反宪法，所以各校区自始也不能因为学童无证的身分而剥夺他们的就学权利。当然，现时问题不在于学童是否有就读的权利，而是在于学校是否要配合甚至协助ICE的查缉行动，又要如何同时确保所有学童──包含有证和无证移民子女──的合法受教权。
这些地方政府和学校未必都愿意配合ICE的执法行动。举例而言，依据加州州法，所有隶属州政府的执法单位都禁止协助ICE的调查、侦讯、拘禁、逮捕行动，其辖下洛杉矶校区的委员也另外通过决议，禁止校方将学童移民身分相关资料提供给ICE。不过，当然也有州政府响应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比如爱荷华州的共和党籍州长则是立刻重申隶属州政府的执法单位“必须”协助ICE执法，也要求学校必须配合ICE移送被拘捕者，各地状况都有所不同。而在佛罗里达州，野心勃勃、有意争取总统大位的州长Ron DeSantis更是以配合特朗普政府新政策为由，大动作要求州议会召开临时会通过他的新法律草案，包含要求州政府全体公务员“最大程度参与”ICE的执法计划，并威胁所有不配合的公务员都会被停职处分。一度在初选中挑战特朗普的DeSantis此一举动让他赢得特朗普盛赞，要求其他州长以他为榜样。不过，佛州的州议会虽然也由共和党控制，但州议员、特别是州参众两院的议长早已对DeSantis多次强压议会感到十分不满，两院议长双双表示看不出召开临时会的急迫性，DeSantis则公开威胁州议员们倘若不配合将对他们“在政治上很危险”，该法是否会立即通过尚未可知。
目前，许多单位还来不及对特朗普政府的新指引有所表示，但从已有表态的一些机构看来，某些冲突恐怕在所难免。举例而言，在禁令出台之后，芝加哥校区便寄出给在地家长的公开信，重申校区委员早已决议禁止学校与ICE合作，也只有在ICE执法人员能出示搜查手令时才会允许他们进入校门。这意味著，校方不会将学童和家长的资料分享给ICE，ICE无法从学校那里要到“谁是无证移民或其子女”的资讯。但是，如果ICE是直接接获线报，而且要求进入学校的时候，个别学校的校方会怎么回应？又会承受怎样的压力？目前也都尚未可知。甚至，芝加哥的教师工会还指责校区并未提供教师们足够的训练，现在是由工会自己负起责任，为“ICE人员未获手令但仍坚持进入学校”的可能情况预作准备。
在这样的局势下，比如近来因为移民议题颇受关注的科罗拉多州丹佛市，CNN就已取得市政府发送给公务人员的新指引，指引中指出，如果公务员面对的ICE执法人员已经采取“敌对”（hostile）态度，或是威胁要逮捕公务员本人，公务员应该记下对方的编号，立刻电话告知市政府的检察官（city attorney，同时是市政府的法务代表、辩护律师），询问是否可以离去，千万不要强行阻挡ICE执法者的拘捕行为。换言之，像是丹佛市这样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沙盘推演，思考公务员若与ICE发生冲突时该怎么办。
让这一切更为复杂的，是特朗普新任政府的法务部已经下达指令，要求联邦检察官侦查不配合ICE执法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公务人员，而这可能也将包含负责教育、医疗等的基层人员。依照该道新指令，所有“抵抗、阻碍或以任何方式不遵从”联邦执法的公务员都可能面临侦讯、起诉，并在法务部内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要特别调查不配合ICE执法的州政府与市政府。
这可能将陷入复杂的法律战：目前并没有法律明文规定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配合ICE执法。而其实，在2018年、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联邦政府就曾控告加州政府拒绝配合执法，却吃下了败仗，法院判决州政府确实有权自行决定要如何调配执法资源，不需要听从联邦政府、ICE的指示。但是，倘若ICE真的对第一线的公务员、警察、教师发号施令，但州法又规定他们不应与ICE配合，这些基层人员可能会相当为难，即使相信自己在法律上站得住脚，也可能担心随之而来的追诉。
合法管道陆续紧缩，许多群体不再有合法入境选项
而在边境的另一边，“合法”的入境管道也正面临紧缩。
对于当前的走线客和其他申请者而言，最重大的政策改变自然是全面暂停所有庇护许可。在一则行政命令里，特朗普政府冻结了所有申请，要求国土安全部和国务院每90天提出报告，直到确认重启庇护“有助于美国国家利益”后才会重启。这意味著，所有等候合法入境的申请者都将陷入无止境的等待，期限最少3个月，但很可能更长。此外，在特朗普的指示下，政府也正在准备一张清单，要列出“难以审核申请者”且“可能有害国安”的国家，要对这些国家的国民全面禁发签证，目前这个清单的涵盖范围仍未可知，但其结果将如同当年的穆斯林国家入境禁令，全面停止特定国家的国民合法赴美的管道。
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细小、技术性的变化，也将直接冲击人们的计划以及生活。特朗普政府才刚上任，拜登政府2023年起提供给入境申请者预约面谈的app “CBP One”已经被关闭，形同直接取消这些预约。而此一app原先存在的目的就在于阻遏违法入境，让人们可以排进“合法”等待的队伍；自2023年1月上路起，自2024年12月为止，已有超过90万人通过此一app填报资料合法申请入境。拜登政府向来主张，这意味著这些人不再有诱因在人蛇集团的安排下违法跨越边境，而知道自己可以好好“排队”。此刻app已经失去作用，即使几个月后特朗普政府真的决定重启庇护程序，那些已经等候数个月的申请者，也极度可能必须全部重新来过。现在，他们有些人陷入遥遥无期的等待，这些人究竟会选择耐心等候，还是会铤而走险，改采非法的管道，是接下来可能的观察重点。
同理，国务院2023年起在哥伦比亚、哥斯大黎加、厄瓜多尔和危地马拉设立的“安全移动办事处”（Safe Mobility Offices），在特朗普上任后也立即被关闭。来到这些办事处的申请者，可以厘清他们是否有机会透过合法途径入境美国，判断是否符合工作签证、家庭签证、庇护申请等不同计划，并进一步提出申请。除了美国之外，办事处也可能把申请者转介到加拿大和西班牙这两个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希腊和义大利一度也传出有意参与。现在，这些办事处也连夜被关闭。
拜登政府设立这些办事处的目的也是阻遏非法入境：有了合法管道，就能降低人们非法入境的诱因。相对地，反移民的论者一向大力抨击此一政策，比如老字号的反移民智库、曾参与撰写选前右翼政纲《Project 2025》的Center for Immigration Studies，主张这样的办事处这只是让移民可以“变成”庇护申请者，只是“所谓的合法”，换汤不换药。但其实，双方的说法都是针对同样的现实问题：美国政府是否应该让这群人有合法的入境申请管道？不论如何评价，现实上，关闭办事处的目标显然不是打击“非法跨境”问题本身，而是要收紧“合法”的定义，不让这些人可以通过合法入境的管道入境。
另外，在拜登政府原先的规划下，由于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四国的人权问题严重，来自这四国的移民本来享有“假释”（parole）的计划。现在，这项计划也被特朗普政府彻底取消。
依照这项原有的计划，拜登政府允许他们在有美国保证人下合法申请入境，在背景审查获准之后可以自行购票搭乘航班入境，入境后两年内可以不被遣返，并获得工作许可，一边工作一边申请合法居留，这也就是所谓的CHNV Parole。实行以来，四个国家总计有超过50万人通过事前审核、合法入境美国。拜登政府同样主张这可以有效打击非法跨境问题，而在该计划实施后，来自这四个国家的非法跨境者也确实大幅下滑，只剩原先的9%──来自这四个国家的移民发现可以合法申请，自然就没有必要非法跨境。
然而，此一计划在选前就已经遭受来自共和党的攻击。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上的共和党人发布报告，指控这个政策是协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可入境原因”的移民“规避”边境，只是“为非法移民打造他们（按：拜登政府）口中所谓的‘合法’途径”。合法和非法的界线本来就取决于当下的法令，显然，这同样不是关于非法跨境问题本身该如何解决，而是质疑这些人是否有资格取得这样的合法途径。
在外界的质疑下，2024年7月拜登政府一度决定暂停处理申请，主因是发现有数千位美国保证人共计提出十万笔申请，因而怀疑有诈欺问题，比如可能有美国公民在向潜在申请者兜售自己的保证人资格。8月，政府宣布诈欺问题并不严重，在政府可以处理、剔除的范围，因而重启该项计划。换言之，诈欺问题主要是关于美国公民是否违法牟利，而非四国的潜在移民是否带来危害。不过，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Mark Greene仍说诈欺案“证实”了他的批评，“你为了避免自家政府丢脸，避免边境过载观感不佳，所以创造了非法的大规模假释政策，结果当然就是这样”。而在政治压力下，拜登政府于选前一个月也宣布不再展延假释资格，但特朗普上任后依然决定要彻底取消该项计划。
然而，CHNV Parole退场的后续效应仍不明朗，而这也是很多其他移民政策的共通现象：特朗普宣布取消CHNV Parole，加上缩紧其他申请途径、尤其彻底冻结他们原有机会通过的庇护申请，意味著这些人两年后将不再有合法居留和工作的身分，理论上应予遣返。然而，姑且不论将这些人遣返回委内瑞拉等国是否会危及他们人身安全、进而违反“不遣返原则”（Principle of Non-refoulement），更直接的行政问题是，除了海地较可能接受美国政府的遣返班机以外，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政府通常都拒绝美国的遣返班机。这也意味著，很多人虽然是合法入境，但到最后可能会既不能留在美国、却也不能遣返回母国，成为两国之间的人球，哪里也去不了。
事实上，CHNV Parole取消后的潜在困境只是一个案例。很多时候，特朗普移民政策最终的成效未必取决于法律或是政治，而是取决于这一类的实际运作问题。比如，即使把来自各国的非法移民都送到墨西哥，也要求庇护申请者必须在墨西哥等待，但墨西哥政府并没有义务配合美国，没有义务协助阻挡这些移民自行重返美国，遑论参与管理营区，这也都有赖特朗普政府自行与墨西哥协调。又比如，在特朗普今次上任后的第一波抓捕计划中，逮捕的非法移民人数仅538人，甚至低于他2017年首次上任时的675人。特朗普政府今次动用军机，用C-17运输机将80名非法入境的危地马拉人遣返回国；但其实，在他上任前地2024年度，ICE就已共有508次航班飞往危地马拉，每一次的平均遣返人数甚至是更高的125人。这显示每次执法的可用资源其实有一定的上限，很难轻易提高。
拘留也面对类似的问题：特朗普宣示抓到无证移民后不该释放，应该拘留到确定能遣送出境为止，但现况是ICE目前的预算只够一次拘留41,000人；而假使要一次增加11万个床位、也就是现有无证移民人数的1%，依照政府的估计，就需要投入269亿美金，相较之下，整个国土安全部的年度预算也仅有约310亿美金。在众多财务压力之下，特朗普政府是否真的愿意且能够投入这么多资金，其实也仍在未定之天。
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这回，他的团队准备得更好，一次性推出许多政策，在各方面加强查缉无证移民，并且大幅收紧合法入境的管道，而缉捕不论实际成效如何，都可能大幅增加移民社群内部的恐惧，冲击孩童就学、病患就医。然而，倘若要评估对非法移民人数实际的影响，除了州政府、地方政府是否配合之外，特朗普最后遇到的最大瓶颈可能还是来自于政策执行的现实：有些人就是难以遣返回母国，而现行资源配置下，ICE能抓的、能关的人数也就只有这么多，不论行政命令设计得再怎么好，这些问题都将持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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