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前的2017年1月21日，华盛顿见证了当时美国历史上单日参与人数最多的游行——女性大游行（Women's March），超过四十万人走上首都的街道。游行前一天，特朗普宣誓入主白宫。从阿拉巴马到缅因，从佛罗里达到加州，不管红蓝，每个州当日也都有人上街，全美约有三四百万人参加了这次游行。在串流媒体和社交网络上，大游行也被全程直播——没有尽头的队伍，带著粉红色Pussyhat的女性，还有大量在游行中发表演说的名人和普通人，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游行中，人们举牌反对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和意识形态，口号和标语应有尽有——反对堕胎、保护性小众、种族平等、尊重残疾人权益、全面健保、移民政策改革等等等等。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出现后，部分政客回应表示支持，并表示不会出席特朗普的入职典礼。就连特朗普本人之后也发推特表示，虽然不同意游行者的政治观点，但尊重人们上街发出声音，表达政治观点。
八年过去，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宫，但声势浩大的反对派游行却无处可寻。在纽约、华盛顿、芝加哥等等城市，刚刚过去的周末确实有人民的游行（People's March），但无论是人数还是媒体报导量都远远不如当日，而准备在今天上街的反击游行（We Fight Back）目前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的关注也不多。
我们访问了四位今天不准备上街游行的美国人，他们是性小众、少数族裔和长期民主党支持者和左派行动主义者，请他们谈谈，为什么八年后的今天，他们不会在关键的一日，上街发出自己的声音。
“这些年什么也没能改变”
特朗普的什么政策议题会影响她的生活？她回答：“所有议题吧。从学贷开始——我背著学贷呢，我认同酷儿身分，那接下来恐同，包括在保险政策上给性小众添加的各种限制，都对我有影响。还有我周围人都在说关税，然后Elon Musk每天搞些新东西，也够够的了。”
26岁的Emily Koonce出生在芝加哥郊区伊利诺伊州一个中产阶级小镇。18岁时，她去纽约读书、工作，最近因为事业、家庭、经济等等考量搬回中西部，目前在芝加哥市西北部生活。
几天前，她在酒吧门口看到呼吁芝加哥人上街游行的海报，但坦言自己不会去，估计家人朋友也不会去。说起原因，她零零散散提到好几个，最现实和直接的是冬天的芝加哥特别冷，一、二月常常在摄氏零下几度、十几度，大家宁愿在家看电视，不愿意出门。“一月份是美剧更新期，我追的几个电视节目都出了新季，第三季的美剧Traders，常青真人秀 RuPaul's Drag Race，中西部的冬季传统就是在家里煲剧。”
但更关键的，是她看不到上街游行能做点什么，也想不出身边有谁会上街。
在芝加哥，她的家人朋友来自不同圈层，父辈长期生活在保守小镇，同事朋友多为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白领，有阵子她找不到工作也打过四个月的酒吧招待工。这些人中不乏有把选票投给特朗普的，但很少是MAGA，他们投给特朗普，更多是因为对拜登政府极为失望。她提起支持保守党的乡野小镇，觉得与其说人们是支持特朗普而投他一票，更多是在避免缴税给拜登。
这些阶层各不相同的人，都对两党政治失望，大家有种普遍的乏力感，不觉得自己能做什么。最近，他们觉得美国唯一的希望就是Luigi Mangione，很多人同情支持这个“CEO杀手”，“就连我叔叔这样的老保守党人也说，当然我反对谋杀，但是这个Luigi啊，我理解他。”
八年前，特朗普第一次宣誓入职白宫时，18岁的Emily刚刚搬到纽约，虽然身边有朋友去抗议特朗普上台，但是她自己没去，“一个是不太懂，一个是觉得不太有用吧。”她回看积极参与这些行动的朋友，很替她们失望，“这些年什么也没能改变。”
唯一让她感受到公民社会的力量，是2020年的Black Lives Matter，“那个夏天是最多人、组织的最好的一次！”她记得好几个城市的政府都承诺要整顿警力，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成就。但她又想，也许是因为事发的时候还是疫情期间，很多人不用上班上学、更有时间，而且，她也不确定那些承诺改变的城市最后做得怎么样。
八年后，她26岁，打几份工，也因此列举了一个不能上街游行的原因——“我是合约工，没有法定假期，宣誓那天我还得上班呢。”但她并不是不关心政治，说到特朗普的什么政策议题会影响她的生活，她苦笑了几秒，回答：“所有议题吧。从学贷开始——我背著学贷呢，我认同酷儿身分，那接下来恐同，包括在保险政策上给性小众添加的各种限制，都对我有影响。还有我周围人都在说关税，然后Elon Musk每天搞些新东西，也够够的了。”
说到Elon Musk，Emily反思，自己很少看到游行资讯，可能和自己卸载了很多社交媒体有关，“现在这种资讯都在这些平台上”。另外，她搬回来芝加哥的时间不久，线下朋友圈可能不够广泛，没连结上社运者。她听说过提倡“加速主义”的不投票左派，但并不抱希望他们能带来什么不同。她委婉批评了学院左派的离地：“我在纽约大学读书，同学很多家里几代都很有钱的，像我这样的家庭是少数。学院左派读了很多理论书，但他们联系不上工人阶级，动员能力也不强，有的时候说话都有点看不起人。”
1月20日，Emily说应该在电脑上工作，间中在串流平台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关注的。但整体而言，她对这个历史事件缺乏兴趣：“我们的国家已经烂了好几年了，接下来当然可以更烂，但我们能怎么办呢？这个政府根本不在乎人民说什么，所以你去上街说那些我觉得意思也不大。”
若公共空间“只有暴力有用”，那不如“与自己人在一起”
“一定要非暴力地抵抗，我们不要生气，我们不需要生气。的确特朗普就会是我们的总统，我无法控制和改变这个事实，但我们要一遍遍提醒他、迫使他为我们服务——即便他自己不这么认为。”
家在佐治亚首府亚特兰大的非裔美国人Darren Smith，为多家当地科技公司提供IT行业的咨询服务。他表示，拒绝在1月20日给特朗普任何注意力。那天他会出去，但不是游行反对特朗普，而是去马丁路德金中心参加社区活动，和社群一起纪念这位黑人民权领袖。亚特兰大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黑人城市，被称为“黑人麦加”，这里不但是马丁路德金的故乡，也是中产黑人家庭比例最高的大城市之一。
Darren解释，参加这样的活动是想关心在目前美国社会被边缘化、需要关心的人群，包括年轻人、移民、少数族裔和生意人。49岁的Darren多年来投身公民社会，为上述人群的权益努力。在刚刚过去的总统大选中，他有几个月的时间都在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在亚特兰大市拜票。
特朗普再次当选让他非常焦虑，最担心的是关税。他认为，对美国国内的工人阶层和边缘群体而言，特朗普言之切切要提高的关税和可能的物价飞涨，意味着一场灾难。“你说移民、环保，对我们这样几代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远，但是买个电子产品、吃外国加工的食品，这些都是最日常的事情。”
Darren有多年在东亚工作的经验，也会因此从贸易关系和劳工层面担心关税问题。“美国在国际舞台的形象很差，大家提到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欺负人、没道德。我想到接下来和中国谈判的是特朗普，就觉得真的完蛋了。”身在科技产业，他认为特朗普威胁要暂停的H1-B签证，最终满足的也是美国的劳工需求，“不管是科技还是服务业，美国非常依赖移民，我们本身是一个不事生产的国家，我们没有产品，也没有工厂，需要劳动力，也需要进出口。”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赢得总统大选时，Darren在韩国工作。当时他和旁边的美国人都很震惊，也觉得特别丢脸。特朗普宣誓入职那周，他飞回亚特兰大，在市中心参加了一个两三百人的集会。那次活动的目的不是抗议特朗普，而是感谢奥巴马。Darren回忆2017年1月的集会，什么面孔都有，这给他很多能量。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虽然特朗普当选，大家都无法相信是真的，但是我们刚刚见证了奥巴马——第一位黑人总统，两届任期，充满希望。那次集会也在证明即便特朗普来了，我们也不要丧失信心，要继续往前，会好的。”
2025年的美国在他看来已经是另一个世界，人们经历了疫情，经历了特朗普和拜登的八年。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房价飙升，虽然也挺过来了，但人们疲乏了——“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他在胡说，比如疫情的时候一直批评中国制造病毒，宣传不打疫苗，说科学是假的——但是一遍一遍地说，还造了很多事情出来，还可以对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
比起奥巴马时的“希望”，他说现在美国的关键词是“恐惧”。这里面有生存的恐惧，也有人身安全的恐惧。
Darren解释，这次自己不去游行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一个就是对人身安全的考量。他评估，过去几年来美国人的游行效力不大，唯一对国家产生深刻影响的，是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在华盛顿特区的“游行”。他认为，那场暴力冲突以及后来的审判和赦免，实质上告诉美国人，目前只有暴力还有点用，而且如果你支持的是特朗普，甚至不用为暴力负法律责任。虽然今年1月宣誓入职的是特朗普，但Darren认为，接下来特朗普支持者的暴力行动只会越来越多，他们的确不需要防抗总统，但更可以狐假虎威，攻击和伤害少数族裔、女性、性小众和移民。
相较而言，左派和民主党支持者的游行影响很小。目前跨越各党派分歧，得到美国大众广泛支持的人Luigi Mangione，在Darren看来，也部分是因为行使了暴力，“我们是一个爱枪的国家，尤其是现在，别的国家看到当街开枪杀人，会说，好可怕！美国人问，这个Luigi挺帅，还单身吗？”
他曾经寄予希望民主党能够改变现状，但民主党在选举落败后的表现让他失望。他说不想去游行的原因，也是看不到民主党的领袖有做什么反抗，有什么长远的计划——不管是特朗普任期内，还是四年后的总统候选人。
他深觉被民主党辜负：“不管是贺锦丽还是拜登，这之后的表现让我觉得他们很害怕特朗普，并不愿意为人民做什么。洛杉矶大火里，那些监狱里的少数族裔年轻犯人被拉去灭火，拯救有钱人的豪宅，拜登就急着赦免自己的儿子和死刑犯，为什么不赦免他们？”
他心中最坏的情况，就是在不安全的公共空间抗争的时候，被人暴力攻击，而如果他去反击，可能还会被抓去坐牢，而他不相信民主党领袖会在乎自己。
即便没有上街的心情，Darren其实没有困在愤世嫉俗的情绪里，而是想回到在地的社区和家庭。他说，现在参加游行只能取得反效果，因为特朗普乐于见到他“愤怒”，但“愤怒”不能带来改变，反而在地的工作、联结和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帮助可以。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抗争。
事实上，我采访的多位民主党支持者都给出相近的回答，“想和自己人在一起”。对于Darren来说，这个社区就是亚特兰大市的黑人文化、黑人社群。“我现在很在乎的本土组织就是马丁路德金中心，他们多年来都在做很多在地的项目，很接地气。”
他说，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和亲历的奥巴马的总统任期，让他相信，一切仍有可能。就在上周，他听了金女儿的演讲，非常认同。“她说一定要非暴力地抵抗，我们不要生气，我们不需要生气。的确特朗普就会是我们的总统，我无法控制和改变这个事实，但我们要一遍遍提醒他、迫使他为我们服务——即便他自己不这么认为。”
还在行动的人在反思
他看到最直接的行动是费城当地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兴起，人们更愿意付费支持这些平台，“很明显，传统媒体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公共广播电台等等等等，都失败了，只能靠自己。”
特朗普宣誓入职的这个周一也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一个全美公共假期，费城公立学校老师Brendan Skwire决定周末放个小长假，北上加拿大看望自己的孩子，并且“在一个自由的国度享受一个美国人最后的自由。”
来自罗德岛的Brendan今年54岁，在费城居住了二十年，非常积极地参与这个城市的各种公民运动。正职之外，他还不断更新一个政治文化播客和同类博客。他说从十八岁成年开始，就一次不落的投票，也参加过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但现在，他说游行示威根本没用，就算人在费城，也不会去不远的华盛顿特区或在费城上街了。
“上街到处走，大声喊口号，这些事情，我从2001年就开始做了，那还是小布殊时代，我们反对伊拉克战争，事后证明我们是对的——没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不管是游行的时候，还是后来水落石出的时候，没有人真的改变了什么，也没有人为此付出代价，除了那些送了命的老兵。现在也是一样，出去游行，也就是泻泻火，”
不去游行也有关于人身安全的考量，费城的警察暴力很有名。Brendan说，他朋友的儿子，几年前在费城人上街经过“黑命攸关”游行时，被警察误伤。朋友起诉了伤人的警察，但法庭最后判决警察无罪。为了没有用的游行冒险，在他看来实在没必要。
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当选时，Brendan和女友分别参加了罗德岛和纳什维尔的游行。现在想起来，他们觉得明明只是相隔八年，已经像两个不同的世界和国家。他们说，那时候氛围很有力，有希望，人们确实阻拦了特朗普实施一些疯狂想法。但是，Brendan分析，也许当时行之有效的不是游行，而是之后公众和民主党的努力，“我们为了地方选举和联邦选举都做了很多事情，我们打电话给自己的国会议员、地区代表，我们去市镇大厅见本地政治家，要求保护自己的权益。”
八年后，他对这条路不抱希望，除了对游行本身失去信心外，遵循美国现行的政治体制，赶走他口中的法西斯政党——这也行不通。在他看来，一方面，左派疲软无力，没有领袖，没有政纲，民主党的老人政治依旧横行，政客懦弱虚伪。Brendan认同伯尼桑德斯的理念，但批评桑德斯在实际的立法层面，少有建树，他觉得更有野心也更有能力的AOC，因为年纪太轻，排资论辈要再等很多年才有希望掌握权力。
在本地层面，Brendan批评宾州民主党参议员John Fetterman，他回忆当初选Fetterman，是因为Fetterman作为激进派民主党站出来，表示要征税富人税、全民医保、提高最低工资。但这次特朗普当选后，Fetterman是第一批跑去特朗普的海湖庄园参观的民主党人，还接受Fox新闻访问，表示要严控边境。这个180度的转变，让Brendan很愤怒，“所以他之前都是在扮演左派，扮演民主党吗？拜登也一样，美国政客只在乎选票，不为自己的承诺负责，不为选民负责。”
和溃不成军的民主党相比，Brendan眼中的共和党是个无法被阻止的怪兽，他很担心即便四年任满，特朗普也会有方法不离开——“共和党现在大权在握，有总统、有法庭、有国会，说不定特朗普之后决定说民主党本身就不合法，说不定他决定报复民主党和支持者，把我们抓起来送去集中营，也不一定不可能啊。”
在公立学校教书的他，最担心的是移民和教育政策的转变。在费城，他任教的学校，还有他熟悉的其他公立中学，都有来自无证移民家庭的孩子。如果费城之后和芝加哥一样，要立即遣返无证移民，这些孩子也会被海关和警察从学校带走。老师们都准备好到时候尽全力保护学生。不过他也担心，如果特朗普说到做到，真的取消美国教育部，公立学校本身可能也不复存在。
Brendan目前不是很担心自己的生存问题，他有多年的教育经历，也是一名活跃的音乐人，还有媒体背景。但他坦言，的确在看要不要搬去蓝州，比如加州，或者他熟悉的新英格兰的麻州、缅因州、佛蒙特州。现在美国各州对于中学老师的需求都很旺盛，找工作不难。他的女友在宾州大学做教授，相较而言高等教育机会少的很多，不过她也在申请外州甚至加拿大的大学职位。
左派的希望在Brendan看来是在年轻一代身上。工作中，他看到中学生甚至大学生拒绝接受共和党回到五十年前的这一套。现行的各种体制都被证明是无效的，还在行动的人确实在反思，搭建自己的秩序。“如果你去费城西区，那里是全宾州最激进的地方，也许你看不到示威，但那些书店、社区中心，里面有很多人在开会，在反思。”他看到最直接的行动是费城当地媒体和独立媒体的兴起，人们更愿意付费支持这些平台，“很明显，传统媒体CNN，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公共广播电台等等等等，都失败了，只能靠自己。”
他的不少朋友则寄希望于共和党自己搞砸，或者是特朗普支持者意识到自己投了错误的一票。他有个老友，一辈子都是民主党支持者，但最近投给了特朗普，“可是，这个人是一个中年工人阶层，还是癌症患者，他现在很依赖的政府补助保险很快会被特朗普取消。”他认为，这种“摆烂再觉醒”的“战略”是不可取的，虽然民主党历史上曾经依仗相似的战略卷土重来，“今时不同往昔，现在执政党是法西斯，看看西班牙、德国和阿根廷的历史，法西斯可不会按规矩来，他们就像臭虫，不会离开。 ”
改变，“正以另类形式发生”？
Maria说下午也许会去盐湖城的各种边缘社区集会看看，还很激动地分享美国的左派政治网红在小红书上发表时事评论的视频，表示改变正在发生，正在以另类的形式发生。
三十多岁的Maria几年前和经济学家丈夫为了工作从纽约搬到盐湖城，她称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直在参加各种组织和活动，希望能够推进第三党派在美国政治舞台的能见度。
在刚刚过去的大选中，Maria和她的朋友没有投票，并积极游说自己的家人、同事、朋友和社交网络的追随者都不要出去投票。“我不是这次对民主党失望了，我早就明白民主党和共和党没有区别，都是为资本家办事，选拜登还是特朗普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她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在特朗普当选后觉醒，意识到再不做点什么，美国就会从民主社会倒退到寡头社会。
相比她熟悉的纽约，盐湖城很少因为行动主义为人所知，大家更长听到的是摩门教怪谈，或是这里的风景有多好看。在这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Maria说，其实大家关心的、受困扰的话题是共通的，比如最低工资，性别不平等等等，并不是只有东西海岸、城市人才觉得美国在这些社会议题、人权议题上岌岌可危，只是中西部和小地方的人比较少发声机会。
她很警惕被媒体问，为什么这次上街的人很少，也不愿意多谈八年前的盛况，而是频频质疑媒体报导人少，是出于什么目的，“肯定有人上街的，但是更多人知道我们需要做比游行更多的事情。我觉得衡量抵抗是否有力不应该只是看游行，这不能说明什么。”
她不停列举游行之外，此时此刻左派行动者正在做的项目——一些去中心化的社区互助小组、卸载Meta、Amazon和X的各种服务，把群组对话转移到Signal上去等等。虽然她能看到无论是“人民游行”（People’s March）还是“反击游行”（We Fight Back），人数都只有几千，但她觉得这并不说明反抗的人在减少，除了更分散更在地的行动外，她强调说，在目前的政治气氛里，组织游行、政治动员和宣传这些非常需要人力物力的行动，能够得到的支持远远少于八年前。
她认同《国家》（The Nation）杂志近期的一篇分析评论文章的观点：左派，包括民主党的这些政治动员往往非常依赖大财团的慈善捐赠，这导致政治动员注重短期的影响，喜欢用数字、相片等方法夸大自己的成就，甚至有些组织者会谎报多报参加人数、注册人数，所以数字并不是最可信的衡量方法。另一方面，因为接受了财团的捐赠，很多政治动员的口号和目的也会迁就捐赠者的议程，长期来看并不会和行动者或者是本地民众的利益一致，往往还会削弱运动。
她说今天下午也许会去盐湖城的各种边缘社区集会看看，还很激动地分享美国的左派政治网红在小红书上发表时事评论的视频，表示改变正在发生，正在以另类的形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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