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月，川普任命风险投资人克里希南（Sriram Krishnan）为白宫人工智能顾问。印度出生的克里希南是风险投资人，在 2016 年入籍美国。与大多数科技右翼类似，克里希南曾支持扩张高技术移民，而这也令新政府的任命受到了川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简称 MAGA）的本土取向选民的强烈反对。社交平台上很快充斥了来自川普支持者的种族主义言论，反对高技术移民签证的同时，攻击克里希南的印度裔背景。
将川普第二次推向白宫的硅谷支持者，很快为克里希南发声。曾持有 H-1B 技术工作签证的马斯克（Elon Musk）称将对批评者“宣战”。硅谷大量科技企业依赖外国籍雇员，且科技业创业者中包括大量移民。
尽管马斯克等人与 MAGA 对 H-1B 签证的争论占据了新闻头条，高技术工作签证仍仅占据美国庞大移民系统的一小部分。该签证每年配额 85,000 张；相较之下，仅 2023 年一年内，外国出生的美国居民比前一年共增长 160 万，而其中超两成是无证移民。在此背景下，这场争论与其说是对 H-1B 签证政策本身的讨论，不如将其视为 MAGA 与川普联盟中新成员（即硅谷右翼）的裂痕。
科技业的新“进步主义”
即便 2010 年代世界仰慕硅谷互联网科技创新，一些有影响力的硅谷从业者已经开始对该行业的停滞表达不满。对这些批评者而言，移动互联网产品的确带动了巨头的经济利润；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科技产业，并没有带来真正的科学发展。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家科文（Tyler Cowen）认为美国经济已进入一场“大停滞”：技术发展和上世纪相比变缓、科学创新降速，而民众也变得安于现状。“我们曾经想要会飞的汽车，而我们只得到了 140 个字，”曾早期投资脸书的风险投资人泰尔（Peter Thiel）在 2013 年写道，暗指曾限制发帖字数的推特。相比于上世纪的汽车产业、民用飞机、医疗科学、火箭登月与核武器，手机上的外卖和聊天软件绝不能算上新的科学前沿。
虽然硅谷对“软科技”的批评在 2010 年代还算小众，2020 年席卷全球的 Covid 疫情则是加剧了人們的不安。疫情对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以及医疗物资的紧缺让美国民众近距离意识到，国内制造业已不复存在。风险投资人安德里森（Marc Andreessen）认为，美国已经丧失“建设”的能力，而这种发展停滞期的满足感已经成为美国生活的一部分。而在中国政府对“硬科技”的重视与投资、对移动互联网企业的强力监管，再加上中美冲突的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美国科技业加大了參與建設国家竞争力的投入。比如安德里森的基金 a16z 后來推出“美国动力”（American Dynamism）的投资类别，重点支持“国家利益”相关企业，其中包括航天、国防、制造业、供应链等种类。
可以說，如果 2010 年代的硅谷在开放、全球化的浪潮中嘗試提升美国的“软实力”，2020 年代的硅谷则逐渐转向美国民族主义复兴中的“硬实力”。
值得注意的是，以加速科技创新、巩固美国全球主导地位为目标的新硅谷政治，并非是川普右翼政治的专利。一方面，近期出现的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或 e/acc）认为社会福祉建立与科技进步的基础之上，因此必须无条件支持新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反对一切政府对科技业的监管，在经济上倾向保守，却支持政府或军方对科技研发的投资。另一方面，不少民主党人则拥护供给侧进步主义（supply-side progressivism）：与专注于财富再分配的传统进步主义不同，他们寄希望于政府干预来保证国内创新、提升供给。在这一层面，拜登政府通过芯片法（CHIPS Act）和降低通胀法（Inflation Reduction Act）等举措推出的一系列产业政策，旨支持国内尖端制造业的同时，让投资流向环保科技、房屋供给、公共教育等民主党议程。
硅谷评论人士孙文怡（Jasmine Sun）称这场左右之间的思想运动为“进步联盟”（progress coalition），而其核心是科文与 Stripe 的联合创始人帕特里克·科里森（Patrick Collison）共同提出的 “进步学”（Progress Studies）。对他们而言，科学创新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而加速科学进步有规律可循，可以设计、统筹与规划。这种思想呼应了二战后美国科学研究与开发办公室负责人、雷神（Raytheon）公司创始人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对基础研究的呼吁：在 1945 年《科学，无尽的边疆》一文中，他建议联邦政府通过财政拨款支持基础科学，从而对抗疾病、国家安全和公共福祉。在他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在 1950 年建立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来资助战后研究机构。
非左右之爭，而是上下之爭？
在硅谷，以马斯克、安德里森和泰尔等人为首的川普支持者，均属“进步联盟”的右翼。
与“进步联盟”左翼不同的是，他们更加鲜明地反对政府对科技行业的监管。他们批评民主党对人工智能和虚拟货币等产业的限制。文化上，他们反对“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平权法案与多元共融（DEI）等趋势。更重要的是，科技右翼认为美国现有的权威机构与建制，即精英大学、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官僚体制，不应是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泰尔在近期《金融时报》一文中将其比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旧制度”。对他们而言，取而代之的应是以科技行业领导的新制度，利用该产业的新资本替代美国建制派中的旧权力结构。川普第二任期的政府效率部（DOGE），旨在缩减政府支出的同时，将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Vivek Ramaswamy）等硅谷的象征带入政府之中，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然而和许多政治革命一样，相比于党内精英与非精英的阶级割裂，不同党的精英之间似乎有更多相似之处。“进步联盟”对以科技为驱动的未来主义的追求凌驾于民粹政治之上：在“无条件”的科技加速中，民主诉求只是事后考量。即便我们接受“进步学”的假设，并无视人工智能、新型战争等难以预测的科技发展所带来的隐患，我们必须要问：谁来决定科技发展去向何方？在政府与公共资源流向科学研发的举国大计时，民众是否还有权力表达政治诉求？
从这个角度来说，硅谷右翼虽然迎合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政治诉求，他们与工人阶级川普选民对“伟大”的定义却完全不同。这种裂痕在近期关于 H-1B 签证的“内讧”中表现得淋漓尽致：MAGA 选民对本土主义政策的诉求，与精英阶级发展优先的战略相悖。
拥护共和党的科技大鳄认为，平权法案和 DEI 等所谓“逆向种族主义”的政策，违反了“唯才是用”（meritocracy）的原则。相比之下，MAGA 则提倡对被全球化浪潮遗忘的白人工人阶级的保护主义优待。在东西两岸自由派同温层中涌现的新共和党精英，似乎没有意识到 MAGA 运动中真实存在且愈演愈烈的白人至上主义；而党内的民粹主义者，亦忽视了“抢”了他们“饭碗”的经济全球化和多元主义浪潮，部分来自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推动。这样看來，常为本土工人阶级发声的左翼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在 H-1B 签证辩论中选择与 MAGA 站在同一边，也并不令人惊讶。
MAGA 民粹和“进步联盟”精英的矛盾，将形成川普任期内新的挑战。除了在高技术移民政策的争论之外，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川普政府必须在“加速”新科技部署与被自动化取代的工人利益之间作出选择。虽然硅谷对中国态度逐渐强硬，并有不少企业降低产业链中对华依赖，硅谷资本仍倾向于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低劳工成本国家，而不是回流至美国本土；科技业更重视国际市场自由，而川普计划对全球多国征收的进口关税也将显著影响消费电子行业以及部分制造业。在科技监管方面，MAGA 认为以脸书为首的科技巨头参与对保守派声音的禁言，并支持川普政府加强对其监管与干预。
与此同时，科技右翼虽然反对政府环境监管，却寄希望于新能源技术的推广；而 MAGA 则无视或否认气候变化。在教育方面，“进步联盟”希望政府和学校提高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的教育和研究水平，从而保障美国的创新力和科技劳动力；这类政策难免受到对公立学校与大学等“左翼摇篮”存疑的 MAGA 选民的反对。这也难免令川普总统在新一任期走上钢丝桥：一方面，他需要硅谷精英推动经济发展、制造就业机会来达到他的竞选承诺；而另一方面，他必须迎合他的选民基础。
“美国未来最关键的分野不是左翼与右翼，”佩索库奇斯（James Pethokoukis）在《保守未来主义》（The Conservative Futurist）一书写到，“而是‘上翼’（Up Wing）和‘下翼’（Down Wing）。”上翼政治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持乐观主义态度，而下翼则恐惧高速科技发展的负面后果。而在美国两党政治下，希望实现科幻小说中（反）乌托邦未来的科技右翼，与希望回到美国旧日“辉煌”的民粹右翼，似乎更像是一场权宜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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